“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的自然权利”。
—— 托马斯·潘恩,《常识》,一七七六年。
美国独立战争中有两个出名的外国人。一位是法国贵族,拉法耶特(Marquis de La Fayette);一位是英国破落知识分子,托马斯·潘恩。潘恩对美国独立的贡献很大,他曾和大陆军一起与英军作战,出生入死。合众国这个词就是潘恩提出来的。潘恩对美国独立最大的贡献是因为他写过一本叫《常识》的政论小册子。潘恩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出了北美为独立而战的理论根据,也就是独立的正当性。《独立宣言》中有很大一部分思想来自《常识》,因此潘恩对美国独立在理论上的贡献不可估量。潘恩还是一位最早的职业革命家,当法国大革命开始后,他又只身去到法国投身于法国大革命。潘恩曾对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说过:“哪里没有自由,我就会在哪里出现。”
一七三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托马斯·潘恩出生于英国诺福克(Norfolk)郡的一个小镇,他父亲是一位裁缝,教友会(Quaker)信徒。潘恩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父亲是一位信教友会的工匠,因此我有机会受到双重教育,良好的道德教育和实用的专业训练。我进过小学,但没学拉丁文,我本人不喜欢古典文学,教友会也反对学拉丁文。但这并没有妨碍我对科学的爱好。”当时有一位名叫诺拉的牧师,见到潘恩如此好学,就常常借书给他。十六岁时,潘恩曾离家去一条叫“恐怖号”的船上当水手,幸而他父亲及早发现,在船出发之前把他从船上抓了回来。“恐怖号”在那次航行中沉没了,船上人员全部死亡。潘恩并不死心,一七五六年,他再次去伦敦,来到一条叫“普鲁士国王号”的船上当了一年的水手。第二年,他回到伦敦,在那住了两年。这两年里,潘恩经常去皇家学院听讲座,读了不少哲学著作。
一七五九年,潘恩在桑威奇(Sandwich)开了家裁缝铺,同年与玛丽·兰泊特(Mary Lambert)结婚。一年后,妻子病死。一七六零年底,潘恩学了半年的税收课程,于一七六一年成为税务官。一七六五年潘恩因渎职,被开除,后来他上书要求复职,一七六八年得以复职。因为税务官的薪水太低,潘恩组织了一个联合会,要求提高工资,联合会征集到了五千英镑。于是潘恩上书英国上下两院,两院未予答复。但大作家奥立佛·高德斯密(Oliver Goldsmith)读完潘恩的上书后,大为赞赏,与潘恩结为好友。一七七四年,因擅离职守,潘恩再度被开除。第二任妻子也与他离婚,他只好变买家产独自出走,时年三十七岁,潘恩一文不名。贫困潦倒的潘恩想到了他的美国朋友富兰克林,富兰克林替潘恩写了封推荐信给人在费城(Philadelphia)的女婿贝奇,让贝奇在费城给潘恩谋个教职。贝奇为潘恩在《宾夕法尼亚杂志》(Pennsylvania Magazine)找了份编辑的工作。一七七六年一月十日,在仇英的心理作用下,潘恩发表了一本五十页的小册子《常识》(Comman Sence),这本小册子给了北美殖民地的独立一个理论依据。在不到二百五十万人的北美殖民地,三个月内《常识》就出售了十多万册。《常识》成了当时最能说服殖民地人民从英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政治理论。潘恩一夜成名。在《常识》里潘恩首先指出人是生来平等的,他说“在宇宙万物的体系中,人类本来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只能为以后的某一桩事故所破坏:贫富的差别是很可以加以说明的,而且在说明的时候不必采用压迫和贪婪之类刺耳的、难听的字眼。压迫往往是财富的后果,而很少是或决不是致富的手段;虽然贪婪会使一个人不致陷入赤贫的境地,但一般说来它却使他变得怯懦,发不了大财。”然后潘恩还指出国王的不合理之处“还有一种不能用真正自然的或宗教的理由来解释的更大的差别,那就是把人们分成‘国王’和‘臣民’。男女是自然做出的差别,善与恶是上苍作出的选择;但是有一类人一降生人世,就高出于其余的人,俨然像一个新的人种那样与众不同,这很值得深究,深究他们究竟是能促进人类幸福还是招致人类苦难。《圣经》中说,古代社会里并没有帝王;没有帝王的结果是,当时没有什么战争;现在使人类陷入混乱的,乃是帝王的傲慢。”在论及英国的统治时,潘恩说“至于说到统治的问题,英国无法公平合理的地对待这个大陆:它的事务很快会十分繁杂,一个离我们这样远、对我们这样无知的国家用种种权宜之计是无法管理的,如果他们不能征服我们,他们就无法统治我们。”“我并不是出于骄傲、党派或愤懑的动机拥护独立;我在良心上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符合这个大陆的真正利益;任何缺少真正利益的事情就只是凑合,无法提供永久的幸福,这会让我们的子孙遭受杀戮,还会让我们在多出一点力、多向前一步就可使这个大陆成为全世界的荣耀的关头退缩不前。”为了给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独立建立信心,潘恩在《常识》里写到“我们伟大的力量在于团结一致,而不在于人数的多寡。然而我们现在的人数足以抵抗全世界的武力。北美大陆目前拥有的武装齐备训练有素的队伍,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大,而且在力量上达到这样的程度,那就是,一个单独的殖民地无法独自生存,联合起来的整体却什么都能做到。”
《常识》以一种先知般的洞察力和政治远见,告诉北美人民:长期以来,我们受到历史偏见的迷惑,为迷信付出了巨大代价。自由,比民主与和平更重要,政府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政府的意图和目的应该致力于公民的自由与安全。北美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制度,是‘荒唐透顶和毫无用处’的君主制无法管理的。社会中,同时也是在上帝的眼睛里,一个普通诚实的人也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坏蛋要有价值得多。说英国是殖民地的母国,但它的所作所为却格外丢脸:豺狼尚不食子,野蛮人也不自相残杀,英王却要在北美选择武力争执,我们只是接受挑战。随着从争论到使用武力,一个新纪元也将随之而起,一种新的思想方法也将随之诞生。伴随美国独立的不仅仅是脱离英国,还将是一场对政府的原则和实践的革命,北美要为宪章加冕!北美的法律就是国王!
一七七六年一月出版的《常识》
独立战争结束后,美国进入了和平。因为没有被独立后的新政府重用,潘恩心情很不好。于是,潘恩回到了英国。在英国,他再次写文章批评当局,英国政府要对他新账老账一起算,幸而有人暗中通知他,潘恩才得以跑到了正处于法国大革命中心的巴黎。法国国民议会很欢迎他,潘恩被推举为国民议会议员,是仅有的两名外籍议员之一。潘恩参与起草了《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英国的老资格的自由主义人士柏克(Edmund Burke)从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立场出发,对法国大革命的激进主义、理想主义及其危害性,作了深入的分析。为此潘恩来到英国与柏克会面,被柏克的言论所激怒,他认为柏克是在诋毁法国革命。于是写出了《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来回应柏克。他认为美法革命血缘一体,处处胜过英国的“光荣革命”。事实上,美国革命与英国革命才有相似性。
潘恩虽然赞同法国革命,却反对处死国王路易十六(King Louis XVI),他坚持主张赦免国王,他说既使国民议会只有他一个人,他也要坚持到底。潘恩建议国民议会在国王被判有罪之后,用公民投票来决定对国王的处罚。潘恩还呼吁法国人民赦免国王,建议让法国国王去美国度其余生。但国民议会在一七九三年一月十四日,潘恩缺席的情况下判定国王犯叛国罪。国民议会议员以二十五票的多数处死了国王。潘恩在国民议会中作了最后的呼吁“我对议会的死刑判决表示遗憾。我多少有些生活经验。我投身自由的事业将近二十年,为美国革命尽过一些力。我的语言里永远有两个词:那就是自由和人道。我的经验告诉我,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再没有比这两个词结合在一起的原则更能兴旺一个国家了。我知道因为环境险恶,今天我们大家正处于气头上,但只要冷静地想想,你们就会发现,现在理直气壮的事,明天看来可能仅仅是一种报复心理而已。”潘恩的呼吁并未生效。
潘恩还为二十二个被控有叛国罪的吉特伦(Girondin)党领袖进行辩护,一七九三年六月二日,雅各宾党(Jacobin Club)人煽动民众把这二十二个吉特伦党人投入监狱。七月十三日,马拉(Jean-Paul Marat)被刺,巴黎陷入了恐怖统治,每天有四百多人被送上断头台。在这种形势下,潘恩开始变的消沉起来了,酗酒嫖妓。终于,罗伯斯庇尔(Maximillien Robespirre)把他投入了监狱。在监狱里,潘恩写信给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求助,华盛顿迟迟没有音讯,从此潘恩对华盛顿心怀不满。一七九四年十一月,门罗(James Monroe)出任美国驻法公使时,潘恩被迎救出狱。出狱后的潘恩因美国政府救他太迟,对美国政府非常不满,他认为是华盛顿不够朋友。不久拿坡仑(Napoleon Bonaparte)从五人执政手里夺得了法国的领导权,潘恩曾指望拿坡仑能攻打英国。但拿坡仑在一七九九年成了独裁者,潘恩对法国革命彻底失望了,于一八零二年回到美国。
潘恩出狱后身体很不好,他一直住在门罗的公馆里。他得知美国和英国签订了《杰伊条约》(Jay’s Treaty)后,对华盛顿和亚当斯(John Adams)更为不满,认为是他们出卖了美国革命。一七九五年,潘恩在费城发表了一封《致乔治·华盛顿书》的公开信,信中他对华盛顿大肆攻击。他说:“华盛顿对美国革命的贡献究竟有多少呢?首先,在政治方面,他根本没做什么,功绩是无稽之谈。那么,只剩下军事方面了,这方面华盛顿先生也得小心,最好别让人们去深究。名声是廉价的,而他在廉价地享受着他的名声。据说华盛顿先生的功劳是坚持到底。但坚持到底是革命队伍中人人都这样做的。谁没坚持到底呢?除了阿诺德之外,没有一个军人叛变。当我们谈到军人品德时,决不能仅限于坚持到底,应当还有些其他的东西。除了费边战术,即坐以待毙以外,应当还有些别的。因为随便什么人都做得到坚持到底。”潘恩的这封信并没有对华盛顿有多少伤害,但暴露了他的阴暗心理。
潘恩不但怨恨华盛顿,他还怨恨所有美国革命的头面人物。他怨恨亚当斯是因为亚当斯对他的《常识》中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潘恩是因为在英国不得志才来到美国冒险的,他从不提及这些,他作出来美国是一心为美国革命的姿态。他不断诋毁英国,被英国政府缺席审判为犯有叛国罪。潘恩在美国还因反对基督教而被民众所唾弃。潘恩在一八零四年发表的文章说“基督为世人之罪而死是事实吗?如何证明呢?如果他是神,他就不会死;如果他是人,就不会复活。怎么能证明他的复活是事实呢?”潘恩的文章引起了民众大哗。这篇文章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的人品问题,可以不予理会;另一方面是一个理论问题,很多人撰文予以还击。最后,人们还是引用了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 Locke)的说法“在我们的救主一生中,有很多奇迹发生在他的身上。这些事极其奇特,只可能发生在弥塞亚身上,因此只要相信他,必然相信基督就是弥塞亚。这些事中最主要的就是他从死里复活,这是基督就是弥塞亚最重要的也是最明显的证明。”让人费解的是,潘恩否认基督的神性的同时又自称是教友会的基督徒。不过美国老百姓都认为潘恩是无神论者,其实他是自然神论者。
潘恩自称是美国公民。不错,他得确对美国革命有功,纽约州政府为此给了他一大片土地作为报酬。但潘恩在美国的时间不长,他未能取得美国的公民权。他在选票登记时,被地方政府拒绝。这又引起了潘恩的怨恨。最后,潘恩在美国成了令人讨厌的人物。一八零九年六月八日在纽约家中,潘恩忧郁而死。
当是时也,独立革命时期的北美殖民地人民需要一个即非传统又非宗教的政府起源理论,他们要为独立革命确立其正当性。新英格兰地区的殖民地人民上承英国辉格党(Whig)的传统,以英国祖传宪法为依据,指责政府在北美单方面变更这一宪法。以传统为依据,使其在意识形态上非常安全,同时也掩盖了独立革命中的一些激进的创新的政治实验。于是,潘恩的《常识》滔滔雄辩,将大陆会议变成类似制宪会议的建制,为独立的合众国搭起了一个政府构架。一七七六年,北美殖民地反英最激烈者对要不要迈出独立这一步也大都摇摆不定,潘恩的《常识》对他们产生了相当的影响。华盛顿是在读过潘恩的《常识》之后,才断然决定追求独立的。
潘恩的《常识》把启蒙政治理论的一些基本要意当作真理,是为启蒙政治思考的完美范例。潘恩认为人有某些基本的自然权利,这些权利先于政府,因此政府不得侵犯。而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战争,是政府对其人民宣战,这完全违反有关政府存在的目的的基本常识。也就是说英国在对所有人类的自然权利宣战。潘恩看到在一般的政府秩序被中止之后的北美殖民地,法律死亡,但并没有出现霍布斯(Thomas Hobbs)式的自然状态,因此潘恩相信社会生活是自然的,政府是人造的。社会“积极”地为我们提供幸福,政府抑制我们的恶行,“消极”地提供幸福。潘恩的名言“社会产生于我们的需要,政府产生于我们的恶行”,其意在此。潘恩认为政府意味着我们失去了纯真,是对人类罪恶的必要诅咒。社会是福,政府是恶。即使是最佳的政府,因其强制性,也只是必要之恶。政府的目的是给社会提供安全保障,最好的政府就是能用最高的效率和最低的费用为社会提供安全保障的政府。
远在英国的辉格党人,老资格的自由主义者柏克对北美殖民地的独立有着极为深刻的洞见。柏克指出,北美殖民地人民被英国政府逼到某种程度之后,会在政府起源与目的上提出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在北美的政治情形下,这些问题可能会有一个全新答案:通常的治理程序正在崩溃,人们会着手从第一原则来重建政府。这个第一原则一经提出,一切既有的政治制度都有不保之虞。潘恩真是生逢其时,写出了当时人们正在等待的两本书《常识》和《人的权利》。虽然,他没有多少原创性,但他从启蒙政治理论中得出了一个非宗教非传统的理论作为重建治理程序(政府)的正当性。潘恩在《常识》中的慷慨陈辞,传出了启蒙运动的普世调子。潘恩的《常识》不只是对北美殖民地而发,更是对世界而发,从此启蒙运动中的一些隐含立场,在北美开拓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英国人潘恩因此而成了美国政治思想家。“美国之事的未来必将影响世界”这个典型的美国观念,由潘恩首先提出。《常识》落笔十六年后,潘恩的《人的权利》才问世,但美国为启蒙了的欧洲废除君主制已奠定了理论与实践的基础。潘恩和美国独立,给了人们一个启示,那就是:人们可以自创政府理论,不管它来自乌托帮还是理想主义,只要能鼓动起民众,国家建制就可以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独立给了十九世纪以降的所有的国家革命一个正当理由。因此潘恩对美国独立革命和近代国家的创立和发展居功至伟。
十八世纪后叶的北美独立革命,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北美人民为了自己的独立,完成了一次现实的革命,不是理想主义革命。这次革命与英国的光荣革命很相似。独立革命是为了争取公正与自由,不自由毋宁死,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国父眼中,政治追求与价值的实现靠得是制度而非公意。为此,他们把民选政府置于宪政框架之中,而没有单靠多数人的公意来治理国家。美国革命是自由的也是保守的,为民众争取到了实实在在的自由,但没有触及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宗教文化和道德风尚,没有打碎来自英国的传统。在强大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传统面前,潘恩激进的思想与行动只能迎来一时的辉煌,不可能成为主流社会思潮和主流政治运动。因此,当潘恩回美国后,很多人对他很反感,没有人原意接纳他。最后,潘恩在众人的敌意中孤独悲愤地死去。事实上英国、法国、美国都抛弃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