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闻人——甬商翘楚：虞洽卿

 

甬商翘楚——虞洽卿

 

第一次听说虞洽卿，是在一九八零年代中期。一位台湾亲戚离开中国大陆三十多年后，第一次回上海。我陪他们夫妻俩逛南京路，来到西藏中路口时，他脱口而出，这是虞洽卿路吧。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西藏中路又叫虞洽卿。此后我对虞洽卿就特别感兴趣，后来我知道了，原来上海租界里有两条由中国人命名的路，一条是短小的朱葆三路，另一条就是虞洽卿路，也就是现在的西藏中路。后来，了解到，旧上海的商人有两大族群广东人和宁波人。他们的代表是：由四大公司的老板们组成的广东同乡会和由朱葆三、虞洽卿等人组成的宁波同乡会。这些人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他们对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举足轻重。虞洽卿就是他们的代表人物。
 

虞洽卿原籍浙江省镇海县北部的龙山乡上下村。镇海北部与慈溪北部和余姚北部毗邻，这一地区称三北。虞洽卿于一八六七年六月十九日出生于三北的一个裁缝家里，父亲虞万峰是当地裁缝。虞洽卿是虞家长子，上有一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虞洽卿本名和德，小名瑞岳，人称阿德。七岁时，父亲病逝，虞洽卿一家的生计落到了母亲一人身上。母亲方氏农忙车水种田，农闲纺纱织布，虞家生活的十分清苦。八岁的虞洽卿每天去海边捡拾贝类、鱼虾，小的自家食用，大的卖掉补贴家用。村上的塾师虞民世受虞氏宗族委托，办了个学塾，除了家长学费，虞家祠堂也给予补贴，贫困户可免学费。虞民世想到虞家经济困难，要八岁孩子补贴家用，十分可惜，他想出一个办法，让孩子晴天下海，雨天读书，人称“雨书”。虞民世上门向方氏动员小和德来学塾读书，分文不收。从此小和德晴天出海，雨天读书。虞民世先生为小和德取了一个书名洽卿，小和德很喜欢这个名字，日后闯荡上海滩，就用虞洽卿名字出面，成为宁波帮中的领袖人物之一。
 

几年过去了，母亲看见儿子越来越知书达理，打算让他出去闯闯世界。虞万峰生前好友虞庆尧返乡，方氏请他在上海为小虞洽卿找一个工作，对方一口答应。虞洽卿十五岁的那年春天，虞庆尧就带了虞洽卿和另外两个孩子，登上了英商太古轮船公司的“北京”轮，来到了上海。

虞洽卿一行四人在黄浦江边下了船。当天大雨滂沱，虞洽卿撑着伞，但舍不得弄湿脚上妈妈做的新布鞋，便手捧着鞋，赤脚赶路。虞庆尧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了望平街（今山东路）瑞康染料行。店主奚汇如也是三北同乡。事有蹊跷，前一天夜里奚老板梦到一个手捧两只元宝的赤脚财神来到他的店中。现在，他看见眼前刚进店门的赤脚少年，手中捧着一双布鞋，洽似一对元宝，哈，莫非这个少年就是财神爷的化身？这真是个好兆头。奚老板兴高采烈地吩咐店员去馄顿摊上叫了四碗馄顿，还暗中交代每碗盛十五只。待四人吃完后，奚老板问三位小同乡：“刚才吃的馄顿，一碗有几只啊？”虞洽卿从容地说：“他们碗里有几只我不知道，我碗里是十五只。”奚老板见他如此机灵，喜出望外，连声说道：“好好好，我就要他。”奚老板收下了虞洽卿做徒弟，将另外两个孩子介绍到其他店里去了。

瑞康染料行的规模不大，资本只有八百两银子，生意也不是很好。虞洽卿以店为家，把整个心思和精力都扑在了店里。瑞康很快就有了起色。奚老板非常欣赏这个小伙子，虞洽卿头脑灵活、手脚麻利、熟悉行情、善于谋划、很懂得生意经，还未满师就被升为跑街。

跑街的业务是外出接洽业务。这就更能发挥虞洽卿的特长了，他的生意越做越顺手。不到两年时间里，虞洽卿就为瑞康赚进了两万余两银子。有一次，一家洋行运来了一船染料，途中因风浪太大，装染料的铁桶被海水浇湿，外表生锈了，怕没有买主，就贱价拍卖。虞洽卿闻讯后，立即前去看货。经过仔细查看，虞洽卿断定只是铁皮桶有锈，桶内的染料毫无影响。虞洽卿就让奚老板买下这批染料。不出虞洽卿所料，桶内的染料丝毫没有变质。瑞康大大地赚了一笔。

很快，瑞康的虞洽卿就在行内小有名声了。关于他精明能干的传闻越来越多， “赤脚财神”的故事也越传越神，说他初次跨进瑞康行大门，不小心跌了个大跟斗，像元宝一样滚了进去。很多人想把虞洽卿挖走。这可急坏了奚老板，他赶紧给虞洽卿加薪，还给了虞洽卿一些股份，只有能留住他，什么都好商量。虞洽卿并不想离开瑞康，因为他暗暗喜欢上了奚老板的女儿奚梦竹。为了留住虞洽卿，奚老板把女儿嫁给了他。此后，虞洽卿对瑞康行的业务就更加上心了。不久，虞洽卿就成了上海染料行业的头面人物。但是，虞洽卿早有打算，他想当一个代表外国洋行大班与中国商人谈判的买办，这样就可以与洋人分享利润而发财了。婚后，虞洽卿为了自己的前程，每天晚上都去一家英国人的夜馆学习英语。为了学好口语，虞洽卿不惜时间和精力，陪洋人逛街，买东西，当翻译。几年下来，虞洽卿的英语大有长进，不但能和洋商会谈，还交结了很多外国朋友，为他日后办洋行铺平了道路。

虞洽卿刻苦钻研商业，熟悉社会，对上海滩上花花世界，吃喝嫖赌等种种诱惑拒之门外。同时还不失时机地和上海的青红帮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待到虞洽卿的英语学成后，他在一位英国朋友的担保下当上了德国鲁麟洋行的买办。一次，清廷派了一位大员来上海订购北洋新军的洋式军装，要从外国订购。上海各洋行获悉后，都想和该大员拉上关系。不曾想，该大员根本瞧不起洋行的买办，想直接和洋行大班洽谈。虞洽卿知道后，心生一计。虞洽卿探得清廷大员每天要去外滩的洋行了解行情。一天，他故意让自己的马车与该大员的马车相撞。车内的大员大怒，虞洽卿则恭恭敬敬地站立一旁，边道歉边递上自己的名片，表示要承担责任。第二天，虞洽卿备了一辆新马车，亲自送到了该大员下榻的旅店，还以压惊为名备了一桌酒席。席间，两人相谈甚欢，大员向虞洽卿打听置办军装的消息，虞洽卿借机大肆推销鲁麟洋行。于是，这位清廷大员就把这笔巨额交易给了虞洽卿和鲁麟洋行。
 

九年的鲁麟洋行买办生涯，虞洽卿成绩斐然。一九零二年，时值三十五岁的虞洽卿来到了实力更雄厚的华俄道胜洋行当买办。次年转到了荷兰银行任买办。荷兰银行老板很器重虞洽卿，让他放手去干，虞洽卿利用荷兰银行名义，分发远期本票换现金，在上海开设独资通惠银号，这样他手头就有了大笔资金可调动。虞洽卿在荷兰银行任买办二十二年，五十七岁时辞职，推荐长子顺恩进荷兰银行任接替自己。一九二八年，上海荷兰银行为六十一岁的虞洽卿，任在华经理二十五周年，举行盛大庆祝宴会，发给虞洽卿荷兰国家级勋章一枚，并赠予荷兰皇宫保存了二百二十年之久的落地大自鸣钟一座，作为奖励。

自一八四三年上海开埠后，大量宁波人涌进上海，有钱的开厂开店，没钱的打工摆摊。有人只凭一双手，在上海闯荡、谋生、求发展。全国各地在上海经商的人中以广东和宁波人为最。孙中山曾评述道：“凡我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从宁波来上海谋生者有几十万人，这些人在沪成立了宁波会馆即“四明公所”，他们有事就在公所议事集会，人死了就把棺材暂存公所。四明公所，一七九七年建成，占地四十四亩。后来，上海县知县批准其为公益慈善建筑，豁免税赋。

一八四九年，四明公所划入法租界。一八七四年，法租界要造一条新马路，贯穿四明公所，要求公所出让土地，遭到反抗，租界当局派兵入侵公所，又遭驱逐，法人开枪打死一个宁波人，后经清政府出面交涉，承认公所永归宁波商会使用，死者获得抚恤赔偿，此谓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

一八九七年夏天，法租界为了拓宽马路，企图强购四明公所殡仪馆和墓地。法国领事的要求被拒后，领事白朝泰公然派兵强行拆毁四明公所的围墙，并打死了二名宁波人。宁波同乡闻讯大怒，几个年轻人，打碎了法租界的路灯，法人派兵镇压，打死了十七个华人，伤者众多，此举引发了全市罢市罢工，其他外国人也指责法国当局。为了宁波同乡的利益，虞洽卿和四明公所董事严筱舫及叶澄衷三人前去法国领馆交涉。虞洽卿还联系了他的“短打朋友”沈洪贲发动了洗衣工、保姆、黄包车夫、帮工、厨师等人罢工。此举把法租界的衣食住行给彻底打乱了。上海的法国侨民一起来到领事馆要求领事尊重四明公所的土地所有权，并立下石碑划定地界，保证不再侵犯，这才了事。是为第二次四明公所事件。事件后，宁波同乡欢欣鼓舞，也激发了市民的爱国情绪，阿德哥虞洽卿被选为四明公所董事，闻名沪上。数年后，虞洽卿被选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一当就是三十年，直到抗战时他拒当上海市伪市长，离沪去渝。

一九零五年底，一位四川籍官员的眷属黎黄氏带着十五名使女，百余件行李，为丈夫扶灵回原籍广东。他们由水路经过上海时，被工部局当作人口贩子拘留下来。一行人被带到了会审公庙，由华人和英国副领事德威门审讯。黎黄氏及等人否认拐卖人口，英国捕头咬定黎黄氏拐卖妇女，双方争执起来。德威门谩骂中国人是野蛮民族，让巡捕把人带走，旁听华人不忿英人的蛮横，与巡捕大打出手，但黎黄氏还是被巡捕房带走了。上海市民闻讯大为愤慨，数千人来到英国领馆外示威。英方不理，于是公共租界罢市，市民围攻老闸巡捕房。清廷害怕事态扩大，决定由虞洽卿和朱葆三等上海工商界名人出面调解。

经过虞洽卿等人的奔走，最后达成协议：释放黎黄氏及其他被捕华人；会审公庙今后由华人巡捕维持秩序；开市复岗同时进行。德威门调离上海。此次调解，市民和租界当局双方都很满意。租界工部局对虞洽卿开始另眼相看了。上海《申报》登出事件的解决方案后，工商界放鞭炮以示庆祝。开市当天，上海道台袁海观、正审官关炯之、工商界代表虞洽卿，三人步行南京路，劝令商家开市营业。从此“阿德哥”、“赤脚财神”之称不胫而走，虞洽卿也以“一品百姓”自居，他的胆识、谋略更是为工商人士称道，为他日后创办四明银行、三北轮船公司奠定了基础。

一九零六年，虞洽卿以协调英华商人各种事物为由，提议增设华商董事。同年二月，工部局同意成立华商公议会，虞洽卿等七人当选为首届华商董事。

一九零八年三月十五日，上海公共租界有轨电车通车时，特邀虞洽卿和朱葆三坐上第一辆电车，出足了风头。虞洽卿管的这些闲事，不但为宁波同乡出头打抱不平，也为华人争得了权益。他不但得到了华人的尊重，也受到了洋人的重视。这一切为虞洽卿捞到了政治资本，为他日后成为上海市的临时掌舵人打下了基础。

虞洽卿从一八八一年开始闯荡上海滩，时值“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客观上，当时的上海为虞洽卿的发迹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加上他自身的努力，这位宁波穷孩子，在二十几年的时间内，登上了上海航运界、宁波帮领袖人物的宝座，其远见谋略远非一般商人能比。

二十世纪初的是上海华洋杂处，法制涣散的年代。当时的各界人士纷纷以组织体操团为名建立起保卫自己行业的自卫组织。这跟当年曾国藩在湖南办团练的性质不同，因为这些组织没有朝廷或是中央政府，甚至当地政府在人力和财力上的支持。一九零五年底，虞洽卿成立了上海华商体操会，虞洽卿自任会长。会董由朱葆三、叶澄衷等上海工商界头面人物担任。体操会所设在南京路高阳里。招牌一挂出，各界青年就踊跃参加。很快一支近百人的队伍就组织了起来，体操会聘请圣约翰大学毕业生徐通浩等人为教练。操练时队员要穿军装，很多人因此想打退堂鼓。虞洽卿就带头穿制服出操，于是人们的顾虑打消了，体操队也以中华体操队的名字，顺利地加入了工部局的万国商团，成为维持上海治安的一支重要力量。此后，上海南市的李书平、闸北的王晓籁、浦东的许宝铭等也建立起了类似的武装组织，这些队伍在光复上海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一一年，上海光复后。一直参与此事的虞洽卿，自告奋勇，孤身冒险前往苏州策反江苏巡抚程德全，凭他的三村不烂之舌，说服了程德全宣布起义，苏州和平光复。虞洽卿因此被任命为上海督政府的顾问和闸北民政长，后来还担任过江南制造局代理局长。

如德国人斯宾格勒说言（Ｏｓｗａｌｄ　Ｓｐｅｎｇｌｅｒ）：“一种力量只能为另外一种力量所推翻，而非为一种原则所推翻。”共和政体在中国的诞生，只是一个“仿制品”。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济、制度、天性、信仰观念和习惯中并无根据。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幼稚的漫画。民国初立，人人期盼重建家园。但权势阶层并不这样想，在不同的治国理念下建立起的同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接下来的中国分为皖、直、奉三大派系。但上海的商人们仍是在商言商。尽可能远离政治，不过政治是不会放过他们，在这样的乱世中，只有像虞洽卿这样善于左右逢源的人才能侥幸留存下来。

二十世纪初，虞洽卿以自己的惠通银行为基础会同宁波同乡李云书、周亨缄、陈子琴等人，合作集资创办四明银行。四明乃宁波之别称，银行开业资本为七十五万两银子，于一九零八年八月十八日，在上海江西路三十四号开张。董事长周晋表、董事朱三葆、袁鎏等，总经理陈薰，副总经理虞洽卿。四明是由我国工商实业家创办的第三家银行，中国的第六家银行。四明开张以来，得到宁波同乡的大力支援与交易，业务蒸蒸日上，陆续在重庆、成都、西安、南京设了分行，在杭州、苏州、绍兴、兰州、郑州设了支行，在平凉、宝鸡设了办事处。支行遍及长江南北，是一家全国闻名的商业银行。一九二一年，四明自建了新办公大楼，迁至上海北京路二十四号营业，规模更上了一层楼。

四明银行曾几次遭到其他银行的倾轧，风潮来临时，虞洽卿挺身而出，动员宁波帮在上海的钱业同仁帮忙。宁波商人对阿德哥的要求也尽量照顾，帮其度过难关。宁波帮的团结精神，吃苦精神因此在沪扬名。使沪上的“晋帮”、“潮帮”都对其刮目相看。虞洽卿对自己在四明银行中身居副职，却毫不介意，使宁波同乡对阿德哥更加尊重。

虞洽卿利用四明银行支援辛亥革命，购买孙中山的公债。虞洽卿的航运业，全靠四明的贷款。抗战前，虞洽卿成了“民国船王”，他欠四明银行的贷款达到三百万元之巨，人称“借债大王”。

虞洽卿还经营过上海的著名报纸《申报》。《申报》为当时上海的第一大报，在商界、政界的影响巨大，报馆董事长是虞洽卿的老朋友、老搭档朱葆三。朱葆三病后，股权大批落入他人之手。虞洽卿闻讯后，出钱购进了大量的《申报》股份，一度被选为《申报》董事长。

虞洽卿最看好的事业是航运业。当时，来往中国水域的客货轮被英商的太古公司和法华合资的东方公司及政府的招商局垄断。垄断的结果是客轮票价昂贵，货商难找货轮。一九零九年，虞洽卿与宁波商人朱葆三、严筱舫等创办宁绍轮船公司，董事长为朱葆三，虞洽卿任总经理。最初，宁绍公司只有一条船，是虞洽卿从福建马尾船厂买来的，为此他得罪了李鸿章的女婿傅筱庵。有了船后，还要有码头，当时黄浦江边的码头都属洋人，虞洽卿向洋商租用了十六铺的大达码头。宁绍公司一开张就在船上立了“立永洋五角”的牌子，以示永不涨价。此时太古、东方、和招商局的票价均为一元。浙东的客人全涌到宁绍轮来了。没过多久，太古突然把票价降到了三角，还送礼品给客人。东方很快也跟进，他们企图压垮宁绍。

此时，虞洽卿的宁波同乡会起了作用。宁绍也把票价降到了三角，宁波同乡会组织了“船票维持会”，由它补上两角。维持会为宁绍公司补贴了十万余元，甚至喊出了“中国人不坐外国船”的口号。旅客们纷纷响应，华商们也把沪浙间的货运业务给了宁绍公司。不久，太古、东方两家公司就撑不住了，只好将票价提回到五角。宁绍也把票价提回到了五角。宁绍公司站住了脚。不久，宁绍公司又买了两艘船，生意更加兴隆。一九一四年，朱葆三征得董事同意，要以六万元卖掉一艘船，再买一条。虞洽卿以六万五千元买下了这条船。此时虞洽卿已有了自己的三北轮船公司，本来说好这条船是给三北的。但一转手，虞洽卿就把它以三十万元一年租给了外商。宁绍公司股东们得悉后大为不满，撤销了虞洽卿的总经理，并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下急坏了虞洽卿，他暗中托人向朱葆三说情，才了结此事。

三北公司是虞洽卿一九一三年开办的。他在老家三北修筑公路，兴办学校和医院，设立电报房。他还在三北修了海堤和码头，买了三艘小火轮取名“慈北”、“镇北”、“姚北”，以此为基础创建了三北轮船公司，三条小火轮行驶于宁波、镇海、余姚之间为乡亲们带来了不少好处。

虞洽卿认定交通航运业在中国大有可为。他盘下了英商的两艘轮船，开始了他的长江航运。一九一四年，被宁绍辞退后，虞洽卿全力经营三北。他把公司总部迁到了上海，增资另购了千顿级海轮，开始了跨洋海运。不久，他以子女之名设立了两个轮船公司，以此从北洋政府贷到了大量的款项。此时正值一战，外轮纷纷应召回国，货多船少，水脚费大涨。虞洽卿卖掉了大部分地产，投资航运业，很快上海三北就和重庆民生、天津政记并称为中国的三大民航业了。虞洽卿大量购置旧船，然后稍加修理再向银行抵押贷款购置旧船。一九二二年，虞洽卿盘下了肇成机器厂，把它改造成了三北机器造船厂。到了一九三五年，三北拥有六十五艘九万吨的实力，是为中国轮船总吨位的13%，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公司。

虞洽卿曾三次赴日考察，清末的中国洋务正兴，政府、民间都在向洋人学习。日本最近，明治维新后，日本的国力大增，对国人很有吸引力。虞洽卿第一次访日，是一八九三年。虞洽卿时年二十六岁，任鲁麟洋行买办，是中国实业考察团的一员。虞洽卿对日本工商业的发展，十分欣赏。回国后，他做了两件事，一八九六年，虞洽卿以四万两银子，捐了一个四品候补道台，他知道要立足上海，必须靠上政府。另一件事，就是成立了两家房地产公司。

一九零六年，虞洽卿第二次访日。当年，虞洽卿三十九岁。这次访日，他是与清朝五大臣瑞方、载泽、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同去考察商务，历时半月。回国后，虞洽卿上疏慈禧，指出列强的金融势力对中国商界极为苛刻，他提出了中国要建自己的银行，发展金融业。一九零八年，虞洽卿与宁波人李云书等人，创办四明银行。同年，创办宁绍轮船公司。第二年，模仿日本推销会社，在南京召开规模的“南洋劝业会”，两江总督瑞方任会长，虞洽卿任副会长。是年六月，中国近代第一次全国商品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开幕，历时三个月，陈列物品计四百二十类，全国各地参观者达二十多万人次，博览会非常成功。

虞洽卿最后一次应邀赴日是以代表团团长身份赴日的，他在日本发表重要演说。在日期间，虞洽卿与日本商界要人交上了朋友，并与宁波同乡旅日华侨吴锦堂聚首。

虞洽卿很清楚政府对商业的影响。他在清末曾为左宗棠办过军务。辛亥革命前，曾结识陈其美、孙中山等同盟会成员，为辛亥革命募集过钱款。二次革命中，虞洽卿支持过袁世凯，当袁当上了皇帝后，虞洽卿则决然支持陈其美等人的反袁活动。

一九一四年底，北京政府颁布《证券交易所法》，创办证券交易所成了热门事件。这一年底，孙中山来宁波同乡会见虞洽卿。虞洽卿在辛亥革命后见过孙中山，孙中山此次来访，是让虞洽卿筹备在沪建立证券交易所，并用赚来的钱支援支援革命。虞洽卿闻言大喜，孙中山建议戴季陶、张静江、陈果夫也加入进来。虞洽卿又加上了几个上海商界名人，一共九人参与了证券交易所筹建工作，他们是：孙文、戴季陶、虞洽卿、赵家蕃、张鉴、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张静江。呈文送到北京农商部，但政局动荡，孙先生匆匆南下，这次申请办理证券交易所的事宜就此搁浅。

一九一八年，虞洽卿再写呈文申请开办证券交易所，获批准。一九二零年二月一日，上海总商会召开了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大会，选出理事十七人，监察三人，虞洽卿被选为理事长，七月一日正式开张。证券所开张后生意火红，虞洽卿大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做证券生意的，蒋介石、戴季陶、陈果夫三人欠了交易所六十多万元，虞洽卿偿还了他们的债务，还为蒋出资，让他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在交易所的期间，虞洽卿把蒋介石介绍给了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这些人后来都成了国民党的政要，他们对虞洽卿是有求必应。尤其是蒋介石对虞洽卿更是处处关照。

上海总商会的前身是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建于光绪二十八年，由财政邮电大臣兼南洋通商大臣盛宣怀发起。会长称总理，先后由盛宣怀、严筱舫、叶澄衷等出任。光绪三十年，清政府颁发《禀定商会简明章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改为上海商业总务会，简称上海总商会。总理改称会长，两年改选一次。一九二四年八月，有两人竞争会长：一人是现任会长宋汉章，其由钱庄起家，现任中国银行总经理，是金融界头面人物；另一人傅筱庵为李鸿章女婿，时任招商局总办和通商银行行长，实力雄厚，名列会董之首。因有军界、官方支持，傅筱庵当选的可能性更大。但虞洽卿利用宋、傅矛盾，顺利地以十九票当选（共三十五票），成为上海总商会第五届会长，正式成为上海商届领袖。矫情的是，虞洽卿此前故意远游天津，得知当选后，还发回辞职电报，在会董们的再三苦求下，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下来。虞洽卿当了两年上海总商会会长。

上海乃膏腴之地，是中国的金库，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二十年代中期，上海军阀势力最强的是直系孙传芳和皖系浙江督军卢永祥及淞沪护军使何丰林。两系军阀屯兵上海互相对峙。一九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总统曹锟令孙传芳进驻上海，赶走皖系。九月三日，直系齐燮元兴兵，卢永祥接仗，孙传芳出战护军使何丰林，双方僵持了三天。卢永祥、何丰林无心恋战，弃军远遁，皖系大败，上海易主。孙传芳派副将张明华出任淞沪护军使。在直系犒赏三军之际，北京政变。段祺瑞和奉系联手，共讨直系曹锟、吴佩孚。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北京政变成功，皖系段祺瑞再次出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总执政。

皖系卢永祥与何丰林二人闻讯后，即刻组织人马，致电北京政府，要求援助枪械弹药，再与孙传芳开战，收复失地。段祺瑞电令皖系宫邦铎屯军闸北，任命他为上海镇守使。上海南有护军使，北有镇守使，各自拥兵自重，随时可能陷于兵乱之中。市民多有怨言，租界多次抗议。虞洽卿作为上海总商会会长，格外紧张。为维系市面稳定，虞洽卿让总商会出面，打出了“上海乃全国商业中心，为保护上海商民利益，军方不宜侵扰”的旗帜，提出“废使、撤兵、移厂”三项主张：废使，即废除龙华的直系张明华的淞沪护军使，及闸北的皖系宫邦铎的上海镇守使；撤兵，是要皖、直二系军队撤出上海，保持上海非军事区地位；移厂，要江南制造局等兵工厂迁离上海。兵工厂乃军阀们争夺的主要目标，它们留在上海，后患无穷。方案受到上海各界一致拥护。上海总商会联合各界联名致电段祺瑞：“请钧座俯顺民意，于驻扎上海镇守使、护军使二职即行裁撤，所属部队另行屯扎，兵工厂亦移往别处相当地方为宜，以期上海中立，商贸昌盛为是。”

为了展示决心，虞洽卿在得悉孙传芳部从汉阳兵工厂运送了一批军火停在上海港。他马上报告上海税务司，要求扣押。税务司不敢得罪军方。虞洽卿就以总商会会长的身份带领他的体操会会员们亲登军火船，不许船只靠港，双方兵刃相见，险些走火。押船人员出示了陆军部护照，虞洽卿发现，护照是前北京政府签发的，现已无效。虞洽卿连忙电告段祺瑞，段很快同意了电文所请。孙传芳从此视虞洽卿为死敌。

不出虞洽卿所料，段祺瑞很快批准了虞洽卿处理上海局势的办法，并委托虞洽卿全权处理上海市面，酌情实施“废使、撤军、移厂”三项方案，并电令军界和地方政府协办。

虞洽卿深解“酌情”其意，段祺瑞是要他关闭兵工厂，但不迁移，因为以后还要用。前二条，可立即执行。虞洽卿以执行北京政府名义，会同地方官员并租界当局，撤销二使，电告直、皖两系军队，不得进入上海市区及租界。直、皖二系因吃不掉对方，加上北京和洋人的压力，只得暂行妥协，各自退至离上海一百里之外。至此，在军阀相争的形势下，上海居然恢复了稳定和繁荣，此时虞洽卿任总商会会长不足四个月。因为有虞洽卿主持局面，上海的厘金源源不断地输向北京执政府。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段祺瑞亲电嘉奖，委任虞洽卿为善后会议的专门委员，邀其北上。善后会议由各路军阀参加，以制定宪法。此次会议，是各地高官的一次会晤。虞洽卿非军非政，却被选为专门委员，足见政府对他的重视。这时，虞洽卿南有孙中山、蒋介石，北有段祺瑞，在政府中无往不利。一九二五年元旦后，北京政府来电，命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虞洽卿为会办（即上海市副市长）。孙宝琦曾出任国务总理，对督办一职根本不屑。虞洽卿曾在一九一九年五四学潮后出任过会办，后因段祺瑞倒台，他也跟着离职。此次，段祺瑞如此安排，意味着将上海市政大权交于虞手。不久，虞洽卿又当选为全国商会联合会候补会长，此时他已经达到了商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在他的调解下，直系的孙传芳和奉系的张宗昌签署了江浙第二次和平条约，直军退出松江，奉军退出昆山，上海永不驻兵，兵工厂交与上海总商会接管。

一九二六年五月四日，孙传芳出任五省总司令并自任上海督办，随即撤掉了虞洽卿的会办一职。

一九二六年，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前夕。宋子文、许崇智、孙科等联名致电上海总商会，邀请上海商界名流赴粤参观。虞洽卿派长婿，盛宣怀之子盛冠中代表赴粤参观。

北伐军攻克武汉和南昌后，虞洽卿代表江浙工商界来到南昌拜见蒋介石，表示只要蒋介石不搞赤化，取消“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上海工商界一定在财力上给予支持。两人谈的很投机。蒋介石下令让所属各部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成了“和平奋斗救中国”。蒋介石率部抵沪后，虞洽卿当晚来到龙华晋见蒋介石，面洽筹饷问题。在江浙工商界支持下，蒋介石站稳了脚跟。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实行清党，史称“四·一二”事变。在“四·一二”事变中，虞洽卿与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三大亨密切合作，在杜公馆二楼操纵事变。虞洽卿的武装商团收缴了工人纠察队的武器，但没有直接参与屠杀。虞洽卿为此次行动支付了二百万元的经费，十年后，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起“清党纪念宴会”的庆祝活动时，清党五大“功臣”的首席就是虞洽卿。另外四位，依次为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及杨虎。

“四·一二”事变后，虞洽卿、陈光甫等人继续资助蒋介石。国民政府初进上海时，每月军费达一千一百万元，而收入不足三百万，缺口由企业全数补上。在这次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中，虞洽卿、张功权、陈光甫等人在金融上的资助，为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确立立了大功。

清党成功后，蒋介石为表彰虞洽卿，有意任命他为国民政府的财政部次长。虞洽卿认为国家初创之时财政部不会是肥缺，便以“在商者言商，一品老百姓不愿弃商从政”为由，婉言谢绝。蒋介石知道他不愿离开上海，就委任他为上海特别市参事会参事，及中央银行监事二职。

江浙工商界害怕的“赤化”，在“四一二”清党之后，就烟消云散了。蒋介石的反共立场，让他们放宽了心。虞洽卿以上海工商联合会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表明态度：“愿以三民主义相始终，对于当局清党的主张，一致表决愿为后盾。”这时蒋介石由虞洽卿陪同下去看望了黄金荣。黄金荣要退回门生帖子，蒋介石说：“先生就是先生，过去黄先生和虞先生帮的忙，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一九二七年七月七日，在完成了“四一二”清党，赶走了孙传芳和傅筱庵之后。虞洽卿又成了上海华洋两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了。上海商业联合会等二十一个商业团体举行盛大宴会，宴请蒋介石和新任上海市长黄郛二人。蒋介石有意抬高虞洽卿的身份。宴会期间，蒋介石请虞洽卿做主要发言。仪式完毕，蒋介石挽着虞洽卿并肩入席，与他连连碰杯，一口一个“洽老”地敬酒，任凭各路记者拍照，大肆渲染。尽管虞洽卿与蒋介石的关系不同寻常，不过在乱世之中，虞洽卿始终艰难地坚持商人的独立人格。

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对江浙工商界的要求好像是个无底洞。谁不出钱就要受到威胁，虞洽卿因此生出了很大的不满。令虞洽卿更为震惊的是，由宋子文和孔祥熙控制的中国、交通两大银行把大量公债作为公股打进虞洽卿的四明银行。虞洽卿轮船公司的船只也常被蒋介石的军队征用。当时虞洽卿欠四明银行的债款已达三百万之巨，中央银行曾想以债权人的身份处理三北轮船公司的财产，幸好这只是一场虚惊，但也把虞洽卿惊出了一身冷汗。

虞洽卿为首的上海商人与蒋介石的结盟，并不完全是对反复无常的革命的害怕，和对地方军阀的失望，也因为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充满希望，和对新兴的劳工阶层的恐惧。上海商人最先接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经济体制，他们把希望寄托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真的能用先进的共和制取代中国的旧制度。但是，当商业力量一旦放弃了它的自主权，而与政治权力结盟之后，其必然的结局，就是被政治权力所奴役。当时一位美国人这样写道：“这些商人是资产阶级中最拥护民族主义，也是最现代化并具有民主理念的人。一九二七年，中国的资产阶级不但背叛了无产阶级，同时也背叛了其自身。他们放弃了政治权力后，很容易受到国家权力的打击，而这种国家权力又是在他们自身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虞洽卿们并不自甘受缚。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虞洽卿在报上以上海商业联合会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措辞严厉公告：“国军驻沪以来，我商民正处在憔悴呻吟之中，乃始而垫款，继而库券，竭商人之全力，以供绞脑沥血之金钱，无非促进政治。乃至清党以还，应有清明之望，而前辙依然，故吾犹是。虽是训政方当期月，责备未可过严，然人寿几何？枯鱼先已入市。” 虞洽卿公开指责蒋介石没有兑现承诺，再不改变现状，他们就将成为枯鱼，愤懑之情跃然纸上。

一九二八年，国民党定都南京。虞洽卿在宋子文的暗示和鼓励下，率上海商界一百多个代表，赴京请愿。他们提出了“颁布新法、监督财政、裁减兵额、关税自主、劳资合作”等十大要求。如果要求不被满足，他们将拒付贷款。这是中国商人在国民政府进驻上海后的最强硬的一次行动，国内外舆论为之一震。蒋介石只好将他们请进别墅，日夜宴请，最终请愿团还是无功而返。

不过，蒋介石对虞洽卿这位宁波同乡还是相当照顾的。蒋介石曾亲笔批示，责成国民政府批准虞洽卿的三北公司以国债方式向社会发行债券，财政部及上海市党部拨出专款，连本加利，陆续归还了政府征用三北公司的款项。至于所毁所损及炸沉的船只，也是高价赔偿。到一九三零年底，国民政府共偿付虞洽卿九千四百余万的巨款。虞洽卿名下的三北公司，在别的轮船公司次第倒闭的情况下，再次复兴起来。

一九三六年，租界工部局为了表彰虞洽卿对上海租界的贡献，决定把宁波同乡会所在地西藏中路改名为虞洽卿路。同年十月一日举行了命名典礼，整条马路张灯结彩，虞洽卿胸前佩戴大红花，坐在轿车上，从宁波同乡会到跑马厅缓缓地兜了一圈，虞洽卿把这看作是有生以来最大的光荣。

一九三七年卢沟事变后，难民越来越多。三北公司的轮船很多被政府征用了。虞洽卿只好亲自去香港向汇丰银行借贷，汇丰借给了他五万英镑。回沪后，他买下了挪威华伦洋行的三艘海轮，虞洽卿的船挂挪威国旗，行驶在南洋和香港之间。虞洽卿又和意大利领事组织了“中意轮船公司”航行于上海、西贡一带，生意比挂挪威国旗的轮船还好。虞洽卿非常精明，他不顾总工程师的反对，把行驶在长江和沪甬线上的轮船，请三北船厂加长一半，运量因此增加了一倍。奇怪的是，船只一直平安无事，此举为虞洽卿带来了不少收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民族资本家积极参与。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重庆民生公司组织的宜昌大撤退。为了报效国家，民生老板卢作孚为国民政府以极低的运费运送军工器材。整个运输过程，民生损失了四百多万元。四十多天里，民生的运输量超过一九三六年的总运输量。被后人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克尔克大撤退”。国营的招商局和虞洽卿、杜月笙等人也在上海尽全力向内地搬迁江工厂。到了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为止，他们共迁入内地三百四十六家工厂。

上海沦为“孤岛”之后，日本人想让虞洽卿担任上海市长，被他断然否决。尽管他曾三次访问日本，但虞洽卿只是去日本学习其发达的经济，对其扩张政策一直持反对态度。

抗战初期，涌进租界的难民越来越多，虞洽卿向租界当局提出成立上海难民救济委员会，很得人心。租界的大米供应也因此成了问题。工部局董事呼吁各方垫款买洋米。当时连三北在内的各家轮船公司都被封闭了，唯有虞洽卿的那批挂有外国国旗的轮船还在运行。于是，购买洋米的事落到了虞洽卿的头上。这是个肥缺。虞洽卿的运费十分惊人，大赚了一笔。很快，租界储米已足，工部局决定停止运米。但虞洽卿不肯放弃这个赚钱机会，他继续去西贡买米，运回后以七折供给米店出售。他的运米生意越做越大，包揽了宁波、镇海、三北等地区的大米运输，独享其昂贵运费。这一业务，为虞洽卿赚进了五百万元。他用这些钱以儿子的名义在上海买下了大量地产。

上海沦陷后，生活在租界里的虞洽卿，日子很难过。曾遭蒋介石通缉的傅筱庵。在大连窝居数年后，与日本人勾结，出任敌伪上海特别市市长。虞洽卿乃上海名人，日本人自然不会放过他，三番五次要他出任伪职，均遭婉拒。连沪西七十六号的特务头子吴世宝都登门要求合作和献款。当时的上海滩，不仅有汪伪特务，也有国府的军统组织，他们的任务是铲锄汉奸。在听说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市长后，蒋介石亲写手谕于军统：“务必除傅”。戴笠接令，亲电上海行动组组长陈默：“即日除傅”。陈默于一九四零年十月九日晚，孤身潜入傅筱庵府邸，将傅刺杀于卧室中。傅筱庵死后，虞洽卿忧喜参半。喜的是少了个对手，忧的是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自己。此时，已赴重庆的女婿江一平来电：“上海沦陷后，委座惦念，屡次问及先生何日启程，走哪条路线，请先生告之，以便派人照料。”
 

一九四二年春，虞洽卿告别了栖身奋斗了近六十年的上海，绕道香港来到重庆。此时的虞洽卿不但考虑赚钱，还想为抗战出力。一到香港，他就订购了一批福特汽车。到渝后，虞洽卿组织了三民贸易公司，从缅甸仰光为重庆运来了大量的日用品。后又办川光公司，和云南的工商业巨头缪云台合办 三北运输公司，购买了一百二十辆道奇大卡车来往于滇缅、川滇道上，运送军需物资、汽车零件、五金器材和各类西药。这些物资满足了大后方的民众生活，也让虞洽卿赚了大钱。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战胜利结束。虞洽卿却没有活到抗战胜利这一天。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 日，虞洽卿接到蒋介石颁发的委任状，委任他为云南省副省长兼昆明市市长。虞洽卿欣喜莫名，次日即订好了二十六日飞昆明的机票。二十二 日晚上，在张静江、杜月笙、钱新之等人为他饯行的宴会上，虞洽卿的急性淋巴腺炎突发。二十六日，竟溘然长逝。

虞洽卿死得很不甘心，久不瞑目。是三儿子顺慰替他合上双眼的。虞洽卿逝前捐献千两黄金，以支持抗战。蒋介石亲赴灵堂吊祭，挽文千余言：“创兴实业，开发交通；辛亥淞沪光复，劳军筹饷，弗避艰危；于历次革命运动中，援后支前，耆期爱国，曾不后人”。蒋介石还以国民政府名义，送“输财报国”巨型匾额一幅。国民党常委会命国史馆立传，记述虞洽卿生平事迹。

抗战胜利后，上海总商会、总工会、教育协会、宁波同乡会等二十余个团体共同发起对虞洽卿的追悼活动。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上午，奉迎虞洽卿灵柩由渝返沪。下午，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虞洽卿一生积财无数，遗产甚丰。但是，他的三个儿子，在老父尸骨未寒之际，便已反目。也许，这是虞洽卿死不瞑目的原因。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史。在中国这一现代化过程中，有着让人难以接受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这些革命有其必然性，同时也伴随着与生俱来的悲剧性。其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在中国刚刚兴起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封建皇朝的眼中是另类，在外国势力眼里是可以利用的牟利的工具，在军阀眼里则是他们谋取天下的钱袋子。尽管，蒋介石在一九三零年受洗成了一名基督徒，但在骨子里，他仍然是中国传统的权谋和道统的信奉者。而当时的国民党则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宪政体制。南京政府的政策只是为了谋取政府及其官员的利益。国民党政权和企业家的关系，是以国民党利益高于一切为理念的。为了政权的稳定，这个政权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超出了意识形态的范畴。最让现代人难以接受的是，该政权还以此理念确立其正当性。这就是虞洽卿们在当时的中国所面临的社会环境。

国家应该在商业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从洋务运动开始，就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一种是自由主义学者强调的市场及民间的独立性，一种则是以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国家商业主义。在现实社会里，则是权力与金钱的较量，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虞洽卿就是这种社会经济环境中的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并以其一生见证了中国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动荡与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