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争论中:为慰安妇伸张正义
位于上海东宝兴路125弄的日军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遗址
第
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战败的日本政府面临着一个紧迫问题:如何保护本国女性不受进驻日本的数十万美国兵的欺凌。
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慰安妇。
公益广告呼吁志愿慰安妇,在政府资助的妓院网络特殊慰安施设协会(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 简称RAA)服务。
数千名在战后处于饥寒交迫的日本妇女做出响应,准备为全社会的利益牺牲自己,其实为了解决自己和家人的温饱。RAA妓院很受美国军队的欢迎,以至于不得不因为军队中出现传染性性病而关闭几个月。
日本志愿者做出的牺牲现在很少被提及,但却为慰安妇这一想法开创了先例。慰安妇是日本创造的词汇,指的是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帝国军队的性奴。其中大多数来自当时的日本殖民地朝鲜半岛,但也有很多是中国人。
一些法律学者和女权倡导者认为,在战争中对待女性角色的这种态度帮助解释了为何后来美国主导的东京审判掩盖了这一罪行。慰安妇制度是最令人发指的日本军事征服行为之一。国际军事法庭从未承认慰安妇制度是一种战争罪行。
70年过去了,韩国、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二战慰安妇幸存者相继离世,在世者越来越少。幸存者们仍在等待司法正义,而政客们围绕责任问题争论不休。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近日再度揭开了慰安妇的伤疤,他宣布重新核查1993年日本方面就二战慰安妇问题做出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道歉声明。该道歉声明承认日本军方参与慰安所的设置以及对慰安妇的招募。声明对于慰安妇受到的无限痛苦和无法治愈的心理和生理创伤表达了自责。
日本政府表示,核查结果发现这项道歉是在日本与韩国官员秘密磋商后做出的,暗示这份看起来真诚的道歉声明实际上是外交谎话。
尽管安倍晋三正面临来自日本民族主义者要求他收回这一道歉的压力,但他坚称对该道歉声明表示支持。该道歉长久以来被视为一份隐晦的悔罪声明,但此次调查给其增添了新的模糊性。这进而鼓励了日本的右翼势力,他们称慰安妇是商业化的妓女,并声称日本一直受到不公平的指责。
这导致韩国召见日本驻韩大使并就此提出抗议。韩国反对日本对这一道歉的调查,称调查是对道歉的破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谴责日本试图粉饰其侵略罪行。
为什么二战过去了这么多年之后,亚洲慰安妇仍在寻求正义,而政客却在挑剔这些技术性细节呢?
诚然,有关日本军方参与性犯罪的证据已很难找到。中国档案管理人员称,侵华日军在撤退时彻底销毁了相关纪录。
一些慰安妇没能幸存下来讲出她们的故事。据幸存者回忆,一旦她们被折磨的奄奄一息、生病了或者是怀孕了,她们就会被立刻杀掉,有时甚至被刺刀刺死。
同时,关于究竟该如何定义“慰安所”的争论仍在持续。主张为慰安妇声张正义的人将这些场所描述为强奸中心,里面全是被绑架的妇女和女孩。但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些明显的不同情况。在中国,位于上海等一些主要中心地区的军事慰安所是建立在已有的一套针对非军方日本人的妓院系统上,有更好的监管。而在接近前线的临时设施中,妇女的境遇更为糟糕。在为侵略者提供受害人这件事上,中国的中间人发挥了关键作用。
这些都为日本右翼人士拒绝承认日本军方的罪行提供了理由。
但是,在慰安妇长期以来备受煎熬的背后,存在着尚未被完全承认的文化和政治问题,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日本。
对妇女的虐待从战争时期一直持续到和平年代。在对贞操有着严苛看法的男权社会里,她们通常遭到唾弃。那些不能生育的妇女被拒婚,这反映出不发达地区的妇女价值观。很多慰安妇还被扣上了通敌的罪名。
由瓦瑟学院(Vassar College)教授丘培培和两位中国作者苏智良、陈丽菲合着的新书《中国慰安妇》(Chinese Comfort Women)于近日出版,这本书通过12位中国慰安妇令人心碎的故事再次揭开了那段悲剧。
书中,一位名叫袁竹林(音)的老人讲述了她在“慰安所”的第一天里被10个粗鲁的日本兵强暴的经历。祖籍武汉的袁竹林说,当时她觉得自己的下体好像被刀子切开了。因为试图逃跑,袁竹林惨遭毒打,使她终身都有头痛的毛病。然而,一次法律迫害又加重了她的不幸。1958年,中国某法院以充当日本人妓女的罪名判处她劳役。袁竹林随后在寒冷的中国东北度过了17年的流放生活。
文革期间,南尔普(音)因为当过慰安妇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她被投入监狱,随后自杀。
对慰安妇的羞辱甚至延续到更近的时代。2000年,李莲春(音)想去东京参加一个慰安妇集会,但一位中国当地官员拒绝为她签发证件,这位官员认为,李莲春不宜在海外谈论她“可耻的过去”。
截至目前,研究者对亚洲战争期间慰安妇人数的估计为最高20万人,其中多数来自朝鲜半岛。而《中国慰安妇》称,中国最近的研究表明慰安妇总人数应在40万人左右,其中至少一半是中国人。
对于中国慰安妇的悲惨遭遇,日本军队应负主要责任。但在伸张正义的道路上,她们的政府辜负了她们。
视频:日本再揭慰安妇伤疤 (英文版)
二战期间,大量亚洲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然而日本当局对此却一再否认。由于亚洲复杂的文化和政治问题,虽然大半个世纪过去,但慰安妇幸存者仍活在煎熬之中。视频中,专栏作家班安祖(Andrew Browne)对中日韩三国在慰安妇问题上的争论进行了剖析。
《华尔街日报》 Andrew Browne 2014年 06月 25日
有关“河野谈话”:
日本政府从1991年12月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相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后,于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即“河野谈话”。
原文:
关于所谓从军慰安妇的问题,政府从前年12月开始展开调查,已发表调查结果。
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大范围的区域设置有慰安所,存在大量慰安妇。慰安所根据当时军方的要求而设置营运,原日本军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在征募慰安妇方面,主要由应军队要求的业界承担,在这种情况下,存在许多哄骗、强制等违反本人意愿的事例,而且,也确实存在当局直接参与(强征慰安妇)的事例。此外,慰安所内的生活处在强制状态下,非常痛苦。
被运送到战场的慰安妇中,除日本人外,来自朝鲜半岛的占了很大比重,当时朝鲜半岛处于日本统治下,在慰安妇的征集、运送、管理等方面,采用哄骗、强制等手段,总体上违反了本人的意志。
总之,这是在当时军方参与下、严重伤害许多女性名誉和尊严的问题。政府要以此为契机,不问出身,再次向所有经历众多苦痛、身心受到创伤的所谓从军慰安妇们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之意。另外,日本应如何表示这种心情,希望能征集有识之士的意见,今后应加以认真研究。
我们不回避这个历史事实,更要正视这个历史教训。我们将通过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把这个问题永远铭记在心,并再次坚决表明绝不再犯同样错误的决心。
此外,围绕这一问题,国内有人提起诉讼,国际社会也很关注,政府今后仍将结合民间研究,对此给予充分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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