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然客
博客已经流行很久了，现在又微博，微信了。我这敢不上时髦的老土，只能当超然客了。也好，就随便写写，大家交流，丰富生活。
就在我每日憧憬在美好的未来中，时光进入了1973年。 这年夏天大学招生中，张铁生的一张高考白卷加上《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又给教育战线带来了灾难。学校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回潮，我们班被批为黑典型班，学习好的同学被指责为是资产阶级的“小绵羊”。此时的我，很迷惑，很彷徨。“我光想当科学家，不想当工人农民，这大概就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这是我对自己的批判。班上许多同学也有些想不明白，情绪低落，只有那几个学习不好但出生根红苗正的格外扬眉吐气。不过这时班主任赵老师还是保持了乐观情绪。“同学们，我们班学习好，这不是错，我们需要的是加强政治。今后我们班只要能在政治上走在前头，不就又红又专了吗？” 一番话，果真鼓舞了大家。随后的所有政治活动，我们班就积极地投入。不知是谁，提出了“开门办学”的主张。就是到工厂，农村，向工人和贫下中农学习。最初，对这个建议，老师们争论很大。反对的老师认为基础知识应该在学校学，出去学不好。赞成的一方当然是拿革命大道理来做大旗，让反对的老师不好反驳。因为有谁敢反对革命呢！最后的结论是让我们班做试验，因为尖子班的试验结果更有说服力。赵老师是急于让我们班改变形象，虽不提议，也不反对。因此“开门办学”的先锋就落在我们班上。首先让我们全班住到离城里30多里路的一个工厂里，美名其曰：“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李老师是坚决反对的，当我和小星去向他告别时，他生气地说，“这算什么开门办学，分明是放鸭子。学校对学生不负责，就是误人子弟！”接着，他又对我们讲，“不论怎样，你们两个要坚持学习，回来后我要考你们。”
我们到了工厂，每天跟着工人师傅上班，虽然学到一些基本机床操作，但真正地活儿师傅们也不敢让我们干，他们也怕我们把产品报废了。而课本上的知识根本就不能学，赵老师怕我们耽误太多地课，就只好请工厂里的技术员和工程师给我们抽时间上课。本来数学课赵老师可以上，但她不能上，因为这样的话就不能体现学工的意义了。请教课的技术员和工程师虽然这些知识都有，但一来从学校出来很长时间了，二来天天上班，也不能好好备课，教学质量当然就不如老师了。加上又不考试，班上几乎没了学习气氛。在这种环境下，我学习的热情也下降了。加上前几次申请入团都未通过，主要理由就是只专不够红，小星和我一样。我们也从心里真怕自己不够革命。在我们那时看来，入团就是革命的标志。为了能入团，我和小星都把精力放在了参加政治活动中。例如，打扫车间卫生，帮工厂食堂干活，访问周围农村贫下中农，读马列著作和毛选，等等。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两个月的学工结束前，本班团支部通过了我们俩个的入团申请。
带着回家的高兴心情，我们班结束了学工活动。学校正在进行期末考试，我们班例外，写学工总结和心得，代替考试。抽时间我和小星去看李老师，两个月不见，李老师好象瘦了一些，见面未讲几句话，他就拿出其他班的物理课考题然我们做，原来他要真考我们。看看卷子，前一半的内容，是我们学工前学过的，凭着记忆，我们做了出来。但后一半的内容我们没学过，当然就做不出来。看到这样的情况，李老师沉下脸来，“我就说过，什么学工学农，就是放鸭子”。我们俩未吱声，李老师停了片刻，又说道：“你们就没有自学一些吗？”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突然想到在工厂里上课时，结合实际，工程师提到流体力学，我当时凭兴趣详细地问了一下，事后又看了一下书，知道了一些有关概念。当我急忙把这一点儿学问抖了出来后，李老师脸色才好转一些。接着，他给我们讲解了一下考题，又给我们在书上指明一些重点让我们假期看。
最后，他叹口气说：“不能再这样开门办学了，我要向上面反应这个问题。”
“没有用的，李老师，这是政治问题。”在当时的社会风气熏陶下，我们中学生也炼出了政治水平。
“不管有没有用，不管什么问题，该说的就得说。”
“那要说了没人听，不起作用，你能怎么办？”我随口反问。
“我是不能怎么办，但这样下去，还要我这个老师干什么呢！”李老师幽幽一叹。
看他这样热心地关心我们的学习，再想想当前的形势，我不由地牢骚道：
“唉，李老师，你还是不要去反映吧，即使学得再多，有什么用呢！”
李老师呆呆地看着我们，什么也没说。好一阵儿，我们都不再讲话，房间里的空气是那么沉闷，我的大脑变的混混沌沌。小星扯扯我的衣角，说道：“李老师，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了。”我和小星默默地走在回家路上，郁闷地心情持续好长好长。
寒假过去，新的学期开始了。听说李老师真的向上面反应了他对开门办学的反对意见，并且受到批评。我们班很快又被派到郊区农村学农，这一次我和小星也不好去和李老师告别了。到了农村，整天和农民一起干农活，虽然农活较累，但农民也照顾我们，体力还能应付。毕竟是年轻，少年不知愁。虽然不能在学校上课有些遗憾，但新奇的生活和紧张的劳动，让我好像淡忘了学校的事情。
三个月的学农结束了，回到学校，听到的第一个消息就是李老师调走了。
“调到哪儿去了？”
“听说是市文工团。”
“干什么？”
“好像是弹琴。有人还在市人民剧场看到过他演出。”
“....”我呆呆无言。
李老师走了，去弹琴去了。我好像是失去了什么，心里空荡荡的。学校的环境变的越来越“革命”了，加上我们也临近毕业，准备下乡，学习几乎是谈不上了。这时的知青下乡已开始按父母单位所在系统来统一安排，我父母系统都联系的是离城30公里左右的郊县。因为对进一步学习文化知识的失望，使我转而走向另一个极端。我渴望离开家庭的保护，渴望到更遥远，更艰苦的地方去磨炼自己。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只有十几个学生自己组织的小组，要插队到500公里外的神龙架林区。当然，我们这个小组也就被做为好典型而被首批安排离开城。在这天，市府知识青年办公室为我们在市人民剧场举行了欢送会。会毕，我正和同组的一些学生一起走出大门，忽然有人叫我的名字，声音是那么熟悉的江浙普通话，“李老师”我惊喜地看着他。半年多未有音讯，没想到他现在就站在我面前，我一时有些呆了。“我知道你要走了，想来送送你。”他还是那么斯斯文文的样子，但是瘦了一些，原本鲜红的嘴唇也显得暗了一些。 “李老师，你好吗？” 我下意思的顺嘴一问。“我很好”，他朝停在路那边准备载我们的大客车看了一眼，那儿送行的人群中有我的家人和几个同学，小星也在其中。他转过头来，盯着我，“我不多说，只想送你一句话，” 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说道：“记住，知识永远是有用的。” 我望着他，轻轻地点点头。“注意身体，再见。”说完，他扭头就走了，我默默地目送着他。这时几个同学跑过来了，“哪不是李老师吗？怎么走了？”“他说了什么？”几个人叽叽喳喳地问道。我摇了摇头，什么也不想说。
汽车开动了，送行的人群开始哭了，同车的小组女生哭了，男生也开始流泪，我此时确好象没了感觉，心里反复在念叨李老师的那句话。汽车开出了城，越过平原，进入山区，沿途的风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年青人的风华意气又站了上风，暂时忘掉了离家的痛苦，大家开始说笑了。有人还在夸我坚强，离别时没有哭。看着和听着他们的说笑，我心里突然发酸，眼泪涌上来。我想忍，但没用，哇的一声，我禁不住地大哭起来。大家都一楞，不明白我为什么现在突然大哭起来，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明白。唉，为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