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梁文道的开卷8分钟《香港政经——公利与私利的冲突》》

顾汝德（Leo Goodstadt），英籍犹太人，记者，经济学家，1989—1997年任香港殖民政府首席政策顾问，曾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名誉院士。 

    香港是个经济城市，这个城市的主要动力和命运都定位在发展经济上。“经济”的本义是经世济民，它的发展应该能让整个社会都得到好处。可是在香港一谈经济，就会把焦点放在商人身上。无论过去的港英政府或现在的特区政府都觉得稳住商人是最重要的，这还是殖民时期种下的宿根。 

 

    Uneasy Partners（中文译名：《香港政经——公利与私利的冲突》）的作者顾汝德是个英国人，20世纪60年代就在香港工作，在彭定康时期担任过政府官员。他退休以后写下这本书，书中透露了一些殖民地时期的统治特色，其中之一就是对本地商人的积极笼络。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很多英属殖民地，比如印度和斯里兰卡，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始实行局部的民主选举，但是香港一直没有搞。为什么呢？作者说那是因为英国人发现，这个城市的大多数居民都是中国人，而香港毗连大陆，他们害怕在民主选举中香港会倒向内地，反对英国，这种情形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为了把香港治理好，他们的策略就是笼络本地精英，其中主要是商人。所以也可以说，香港的政治过去基本上是政府与商界精英合作的格局。 

 

    这样的政治特色造成香港本地商界的势力特别强大，作者回忆，后来彭定康推行的很多政改方案都曾遭到商界反对。这些人明明是英国人培植起来的力量，为什么要跑出来反对呢？因为这些商人已经习惯了过去那种统治模式，他们认为如果在香港搞民主，一个背后有选民的政府会比较麻烦，他们也不大懂得如何跟这样的政府打交道，宁愿像过去那样，跟总督或特首关起门来把事情谈好就行了。 

 

    这样一来，香港很多政策的制定都受制于商人。在“亚洲四小龙”里面，香港的社会福利发展相对较弱，像公共医疗的推动就非常缓慢。直到二十世纪末，香港才有了一个针对雇员的强制性保险计划，而全民的医疗保险至今仍然没有。这在经济发达地区是非常罕见的，究其原因，就是商界力量在反对。 

 

    实行全民医疗保险，政府就要扩大开支，那就得加税，这样一来，商人最不高兴了。在他们的强烈反对下，香港政府很难推动一些大规模的福利计划，今天能享受到十五年免费义务教育的人并不多，念大学的人所占的比例也偏低。 

 

    香港政府还有过建造公共房屋的计划，当时也遭到地产商的反对，他们认为政府建公共房就等于抢他们的市场。直到后来，香港发生了一场大火灾，很多木屋被烧毁，政府才有理由去推动公共房屋的建设。当然他们也找到了一些可以两全的折中方案，比如把公房建在市郊，居民迁走以后，城市的土地就空出来了，地产商又可以利用它们发财。这样既完善了社会福利，又推动了经济发展。 

 

    为了实施福利计划，香港政府不得不每次都找出各种理由去争取商界支持：比如推行公共医疗服务的理由是为了确保劳动力的健康稳定，免费义务教育则是为了提供优质劳动力，帮助实现香港的产业升级。总之，香港从来都是把商界利益放在最前面。 

 

    这种政策显然会为香港带来很多后遗症。除了贫富差距增大，商界势力过于强大也造成了垄断现象的出现。比如香港过去的电视产业垄断在英商手上，码头则被“和黄”垄断，而七大地产商几乎可以操控全香港的地产。虽然一直有人试图推动公平的市场竞争法，但一直无法通过，原因就是这些商界巨头的反对。所以，未来的香港还需要面对很多问题，都是英殖民时期留下的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