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城地主
美洲生活，房地产投资，个人爱好，胡说八道
30年来，我们似乎无所不能，创造了奇迹，可为什么却换不来社会的祥和、精神的安宁？为什么越来越多的暴戾之气让人恐惧，又无能为力？
我们曾经羡慕西方发达社会的车流滚滚，如今我们自己也置身其中，但真正苦恼的倒不是交通壅塞，而是道路上司机们的各不相让，或是偶有擦碰时的恶语相向甚至大打出手，当然最可怕的还是有车辆肇事后不顾别人死活的疯狂逃逸。
今天，我们的医院设备不比西方逊色，医生的收入也颇为可观，可医护人员们比任何时候都心惊胆战，惧怕越来越血腥的医院暴力从天而降。
行走在各种公共场所中，正如外国人观察到的，我们中国人之间极少点头微笑，互致善意，大家谨慎地管住自己的眼神，因为无意中和谁对视片刻，都可能招来恶意的回报。
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当暴戾和恐惧越来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我就越来越想起霍布斯的那个可怕论断。他认为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生存状态中，人与人的关系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因为既没有你的、我的财产之分，也没有公正、是非观念，勤劳得不到尊重，成果没有保障。在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生存竞争当中，美德就只有两种：暴力和欺诈；公 平也仅限于每个人都可以随意杀死别人，只要你足够强悍。
我感到身上阵阵发冷，不要以为那个时代离今天很远。事实上，前不久的 “周克华事件”就像一个可怕的警告。他之所以让全社会谈虎色变，正因为他的极度冷血，正符合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的典型表现。对他而言，城市如同丛林，别人都是猎物，为了自己的生存，就可以二话不说，一枪爆头，既没有法律畏惧，也没有道德顾忌，甚至没有人与人之间起码的眼神和言语交流。“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我毛骨悚然地想起刘慈欣小说三部曲中的这句箴言，谁有尖牙利爪，谁够冷酷无情，谁就能活到最后，这正是霍布斯世界的逻辑。
但问题是，霍布斯的可怕理论指的是人类原始的生存状态，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之时，人们不得不弱肉强食。可是今天我们的社会完全不同，30年来物质财富大为增加，人们都能吃饱穿暖，还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可为什么人们仍然好勇斗狠、互不友善、戾气难除呢？
难道是我们的教育投入还不够吗？高学历人才不够多吗？的确，“文革”时期那一代青年人曾因长期辍学，动辄造反，被称为“喝狼奶长大的一代”。但以我的亲身经历为证，即使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像今天这样冷漠易怒，如砂粒般没有一点黏合力。
事实上，说到今天的教育、管理，各级“精神文明办”、各种“精神文明奖”不可谓不多，高学历、高学位者也如过江之鲫，可是我只想问一句：我们今天还有谦谦君子、儒雅之士吗？
那些台上作报告、台下搞腐败的高学历犯罪分子就不用说了，今天更让人目瞪口呆的，有用暴风雨般修辞句式臭骂记者的所谓大学教授，难道他在小学教育阶段没有学过起码的为人礼貌吗？还有一语不合就敢掌掴八旬老人、更把语言暴力转化为直接暴力的所谓学者，真不知该称他是书生还是好汉，该和他讲道理还是直接扭送派出所。如今，公交车上扭打成一团的，一方是红十字会退休职员，另一方是年轻的中学教师，他们的职业熏陶并没有使他们斯文些，年龄差异也不再意味着尊老爱幼，而只关乎战斗力的高低。甚至，连强弱概念也被暴戾之气给颠覆了——教授先生在争执中竟然能打断大学生的肋骨，年轻女白领也竟敢对送餐小伙子大打出手。总 之，我们的同胞们在各种档次的餐馆里打斗、在机场大厅里争斗，甚至在外国班机上战斗……这就是今天中国“目睹之怪现状”。
如果说“文革”中我们身处绝境，无能为力，那么今天，最大的恐惧则是荒诞。如同灯火通明的城市里空无一人，我们对眼前的处境根本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建设了那么多的高楼、那么广阔的机场，有了各种便捷的交通工具和优雅的环境，可我 们却仿佛行走在丛林里？身旁经过的可能是野兽，它们随时可能攻击、咆哮，你却不知该如何提防。唯一能够自我保护的行为法则是“我是流氓我怕谁”，故意大摇 大摆，张牙舞爪，即使是羊，也要披上狼皮，就像吹着口哨壮着胆走在黑夜里。这让人不禁感慨，我们建设这么现代化的城市干什么？我们要这些优雅的公共场所干什么？正像梭罗当年在瓦尔登湖边上沉思的：假如文明人的追求并不比野蛮人更高贵些，他又何必要住比野蛮人更好的房子呢？
诡异的是，暴戾之气并没有被任何一种法律合法化，但就是像受宠的浪子一样吃得开。我记得马基雅维利曾经有一句话：“被人畏惧要比受人爱戴安全得多。”可这句话还是显得太文雅了，今天许多人并不稀罕被“爱戴”，只一心追求被“畏惧”，在这个如同江湖的社会里，人要么称雄，要么臣服；要么鱼肉，要么刀俎。这种可怕的心态，构成了可怕的世态。
更可怕的不仅是人们动辄动怒，还蓄意动怒。只要飞机没有按时起飞，机场里就可能发生一场骚乱。其实怒火冲天的乘客们明知道雷雨天危险，即使飞机起飞也未必敢坐，可他们就是要迁怒于人，打砸器物，寻衅滋事，他们这样无端闹事到底是想发泄什么呢？
显然，这种莫名的易怒并不是痛苦时的自然反应，人不会对自己的病痛发怒，愤怒作为一种社会情感，只会在人与人之间爆发。而且，频发的暴力也不可能仅是偶发的集合，而是具有隐含暴力的性质。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隐含暴力意味着在一场偶然的打斗发生之前，人们就已经具备了很强的提防、戒备和仇恨心理，冲突的干柴早已铺好，就等着落下一颗火星。不过，这种隐含的暴力一般只发生在种族长期争斗、仇恨日积月累的情况下，而我们社会的暴力事件经常发生得莫名其妙，双方既素 不相识，无仇无冤，所属阶层、地域也各不相同，可大家为什么都像好斗的蟋蟀，只要放到一个罐里就会互掐呢？
有一种文化上的解释，认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一旦通过暴力形式释放欲望、舒解压力，就会形成本能反应，很难改变，而且它无须反复习得，很容易恶性循环、自我强化，至于敌视的最初原因和谁该负责倒并不重要。所以，培根早就指出：无论如何，怒气是一种下贱的品质，人不应该变成蜂，把自己的灵魂丢在所蜇的伤口中。可是，心灵的暴力 就像黑色的瘟疫悄悄蔓延，不断消解着人们应有的自尊和生活的优雅，谁知道我们周围究竟有多少这样的带菌者呢？
我们社会暴戾、 粗野的精神病态的确已经不轻了，而且难再掩饰，甚至在最高雅的场合，它也出乖露丑，让人蒙羞。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在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发布会上，全世界听到的第一句表示祝贺的中国话是“牛逼”，当外国人回去好奇地弄清这个词的确切意思，发现汉语表达竟如此粗俗，中国人的形象如此鄙陋，他们会如何评价呢？我们又何言以对呢？
暴戾和恐惧就在我们身边，它成了经济成就的阴影，也成了我们大家的心魔。有钱人也许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花更多的钱把自己隔离开来。可是在这种社会，财富的积累犹如一座危城，即使买得了安全，也失去了自由，这种生活能让人快乐吗？还有绝望的家长，干脆撕去了正面教育的最后一层窗户纸，声称要对孩子从小实行“小狼”教育，极早练就钢牙利爪、铁石心肠。比如要孩子极早适应应试教育环境，从小宁愿叫孩子死记硬背也不培养求知的乐趣。既然生存在丛林中，又何必假惺惺地误导孩子呢？
其实，这正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是我们社会最自私、最可悲之处。你敌视别人，就会被别人敌视；你播种什么，最终也会收获什么。事实上，造成今天的局面，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但为政者更难辞其咎，他们对世风日下的社会大环境负有主导责任。
一个社会如果只把拥有的权力和物质财富的多寡作为成功与否、地位高下的唯一度量衡，人们日常生活的润滑油如果只是凭势力、托关系、找靠山，那么这个社会创造的财富再多，人们也不会快乐。因为老子早就说过，“损不足以奉有余”，更多的钱财便只会积累更多的仇恨、滋生更多的不法之徒。即使那些讲良心、守秩序的老实人，也很难快快乐乐地诚实生活、高高兴兴地善待他人。郁闷是时代的心结。
中国，这个几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但愿不要 有这样的开创性，即第一次在社会学意义上证明了：仓廪足也可以不知礼节，物质丰富也照样可以保持精神上的愚昧和贫穷。鲁迅当年曾呼吁“救救孩子”，我相信为了自己的后代，今天的中国人也都在祈愿社会公平、公正的早日实现、文明素质的真正提高。为此，我们愿意等待，甚至可以忍耐，但不能白白等待！
作者: 郭小聪
一直以为，经济发展与道德意识的提高有一定联系，但绝不是富裕了，人的道德水准就可以提高。反过来而言，也并非是道德水准高的人都是富裕的人。就拿中国而言，改革开放时的人的道德水准要便富裕的今天要高，当时没有这么多的坑蒙拐骗。社会道德的提高必须有一个整体的环境，是一个耗时耗力的社会过程。不过，按照今天中国的状况，道德的崩溃的速度还会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