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城地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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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做官。”
这是200年前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的一句话，这是令人振聋发聩的一句话，其意义胜过无数研究中国人煌煌巨著的总和。
闲来无事读闲书，近期看了一些关于英国使团第一次觐见乾隆的趣闻，联想到当下的中国，联想到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拆迁、高房价、高物价、跨省、上访、抢尸、李刚，不由得生出无数感慨，且看今日之中国，谁之胜景，谁之天下？
【1】乾隆仅仅为了自己的面子就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说劳民伤财太轻，简直是祸国殃民。
当时的中国正值”乾隆盛世”，中国人是好面子的，乾隆帝更是好面子的。对这次英国人的来访，乾隆皇帝不但在接待工作上做了精心准备。
皇帝确定的接待工作方针是，一要隆重热烈，照顾好外国友人的衣食住行，保证他们的心情愉快。二是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展示中国的富庶强大。
据估算，英国人一行使北京花费了五十多万两白银，即十七万三千多镑白银。折成今天的币值，为一亿零三百八十万元人民币。这其中当然不包括皇帝赏赐的礼品，这些礼品价值要远远高于此数。
【2】英国人对于“乾隆盛世”的感受。
1、盛世下极端贫困的中国人。
当时正处于所谓的“乾隆盛世”，而当时中国百姓的真实生活如何呢？对此英国人也有详细记载。马可-波罗惊叹中国是“尘世可以想见的最繁华的地方”。十八世纪末来到中国的英国人却惊讶地发现，与黄金遍地的传说相反，中国的大部分普通人都生活在穷困之中。
中国官员送来的食物过多，并且“有些猪和家禽已经在路上碰撞而死”，所以英国人把一些死猪死鸡从“狮子号”上扔下了大海。岸上看热闹的中国人一见，争先恐后跳下海，去捞这些英国人的弃物。“但中国人马上把它们捞起来，洗干净后腌在盐里”。
官员贯彻皇帝旨意，在一切环节中全力展示帝国的富强。但这一旨意毕竟没有被每一位普通百姓所领会，他们关心自己的胃更甚于国家的尊严，这个细节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尴尬。
事实上，在登陆中国后，英国使团一再震惊的，是繁华表象下的贫穷。
中国人一向处于半饥半饱的状态，乐于以任何食物为食，即使是腐烂了的也不放过。
还有随处可见的弃婴。道路两旁、河道中央、垃圾堆上，随时都有可能露出一只苍白的小手。弃婴在基督教国家中是不可饶恕的大罪，但是中国人却视为平常。很明显，这是人口压力和贫困所致。
2、比经济上的贫困更令英国人惊讶的，是政治上的贫困。
“中国官员对于吃饭真是过于奢侈了。他们每天吃几顿饭，每顿都有荤菜许多道。”与底层的普遍贫困强烈对照的，则是上层社会生活的豪奢。虽然底层社会中很少发现脸色红润的人，但政府高官中却不乏胖人，这些达官贵人们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就是吃。
英国人在中国所见到的房子，只有两种，一种是大富之家，一种是贫寒人家。“所经过的地方以及河的两岸，大多数房子都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装饰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在其他国家里，富有者和赤贫之间，还有着许多不同等级的中等人家。”
英国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之大，是他们见过的国家中最厉害的。“中国有一句名言：‘富者甲第连云，贫者无立锥之地’……但这句话在其他国家并不适用。”
英国人说：“中国没有中间阶层，这个阶层的人，因拥有财富和独立的观念，在自己的国度里举足轻重；他们的影响力和利益是不可能被朝廷视而不见的。事实上，中国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
英国人很容易地了解到，在中国，所有的富人几乎同时都是权力的所有者。也就是说，中国人的财富积累主要是靠权力来豪夺。中国的专制是超经济的，经济永远屈居于政治之下，也就是说，财富永远受权力的支配，一旦没有权力做靠山，财富也很容易化为乌有。“在中国，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官吏的淫威之下，他们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做官便譬如他的宗教”。
在中国法律中，个人财产权却屈居政治权力之下。英国人研究了中国法律后得出结论说：“中国所有的有关财产的法律确实都不足以给人们那种安全感和稳定感，而恰恰只有安全感和稳定感才能使人乐于聚积财产。对权势的忧惧也许使他们对那些小康视而不见，但是那些大富却实难逃脱他人的巧取豪夺……执法机构和执法方式如此不合理，以至于执法官员有权凌驾于法律之上，使得对善与恶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官员的个人道德品质。”
英国公使马戛尔尼说，是专制主义摧毁了中国人的财产安全，从而摧毁了所有刺激中国进步的因素。进步只有当一个人确信不受干扰地享有自己的劳动果实时才能发生。但是，在中国“首先考虑的总是皇帝的利益”，因为“任何财产违反了他的主张是得不到保障的”。马戛尔尼不否认中国存在着大土地产业，但他认为它们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如“高利盘削和官职馈礼”所获取的。它们是贸易或侵吞的短暂的积聚，而不是土地贵族或绅士的产业。他写道：“在中国确切地讲没有世袭贵族。”
3、中国人精神文化上的极端贫困让人震惊
在那些推崇中国政治的欧洲学者们的著作中，中国社会的和平、稳定、井井有条一直是他们赞美的重点。他们认为，这说明中国是民权、人道所主宰的理性王国。“人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组织”。
然而，与中国官员的交往，却让英国人看清了这个帝国维持秩序的基本手段，那就是王权、专职和严苛的礼法。
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在北上天津的途中，英国人在山东登州府短暂停留。登州知府闻讯前来拜访，“知府带来了许多随从人员，其中有一个人在知府问到他话的时候，立刻跪下来回答，这给英国人一个很大惊异。知府安然接受这种礼貌，似乎他们之间一向是这样讲话，这给英国人更大的惊异。”更让英国人无法接受的是中国官场的另一项规矩：在任何场合，上级都可能打下级的板子。
被扒掉裤子当众打屁股，对英国绅士来讲，是无法想象也无法容忍的耻辱。然而英国人却发现，中国人对此却司空见惯。
英国人说：“在任何场合，只要他们（中国官员）认为恰当，就以父权的名义，立即用板子处罚，无需预审或调查。”
【3】世界对中国的重新认识
1、偷奸耍滑成性
在英国人到过中国以前，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中国人被认为是“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莱布尼茨说：“他们服从长上，尊敬老人，无论子女如何长大，其尊敬两亲犹如宗教，从不作粗暴语，尤其使我们惊奇的，中国农夫与婢仆之辈，日常谈话或隔日会面之时，彼此非常客气，其殷勤程度胜过欧洲所有贵族……”歌德说：“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比我们这里更明朗、更纯洁也更道德。”伏尔泰通过《中国孤儿》这样表达他对中国人的看法：“我们的国朝是建立在父权与伦常的信义之上的，是建立在正义、荣誉和守约的信义之上的。孝顺忠信礼义廉耻是我们立国的大本。”
与传教士所描述大相径庭，那些伺候他们的中国人给英国人留下了这种印象：“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两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2、官本位
英国人注意到，在没有官员的场合，中国人的表情十分正常。一旦有官员出现，立刻就变了：“中国普通老百姓外表非常拘谨，这是他们长期处在铁的政权统治之下自然产生出来的。在他们私下生活中，他们也是非常活泼愉快的。但一见了官，就马上变成了另一个人。”
英国人说，“这些事例再清楚不过地昭示了中国人自夸的道德品格中的巨大缺陷。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其错当在于政治制度，而不在于民族的天性或者气质。”“就现政权（满清）而言，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其高压手段完全驯服了这个民族，并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这个民族的性格。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完全由朝廷的意识形态所左右，几乎完全处在朝廷的控制之下。”
3、专制
英国人认为，中国人缺乏自尊心，是因为政府从来没有把百姓当成成年人来看待，而是当成了儿童和奴隶。“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人都有可能变成奴隶，人人都有可能因官府中最低级官员的一点头而挨板子，还要被迫亲吻打他的板子、鞭子或类似的玩意，跪倒在地上，为麻烦了官府来教育自己而谢罪。于是荣誉观和尊严感就无处可寻了……人的尊严的概念巧妙地消灭于无形。”
马戛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更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英国人回国之后，西方人的中国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中国从天上掉到地下，从文明变成野蛮，从光明变为阴暗。
【4】黑格尔对中国的结论让人害怕又脸红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黑格尔仔细阅读了当时他所搜集到的全部有关中国的文字，得出了以下结论。
黑格尔认为，人类文化的发展是分阶段的。他认为，中亚文化代表了人类文化的少年时期，人类文明最早在那里发源。希腊文化则是青年，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活力。罗马文化是壮年，而日耳曼文化是成熟理性的老年。
那么，中国文化是什么呢？黑格尔说，是幼年。中国人在官府面前的逆来顺受给了黑格尔极深的印象。黑格尔认为，造成中国的落后的原因是中国人内在精神的黑暗，中国是一片还没有被人类精神之光照亮的土地，在那里，理性与自由的太阳还没有升起，人还没有摆脱原始的、自然的愚昧状态。“凡是属于精神的东西……都离它很远”。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得出这样结论，这是一个彻底的、奇特的、最具东方性的东方国家。“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在家庭之内，他们不是人格，因为他们在里面生活的那个团结的单位，乃是血统关系和天然义务。在国家之内，他们一样缺少独立人格；因为国家内大家长的关系最为显著，皇帝犹如严父，为政府的基础，治理国家的一切部门。”因此，中国是一个只属于空间的帝国。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读这些的时候我不得不把“乾隆盛世”真实与当下联系起来，想必“乾隆盛世”在国人和乾隆看来也是“和谐社会”吧。
参加过中国盛会的外国人是不是在表面赞扬中国的同时，暗地里发出和英国使团一样的感慨呢？
上海大火和北京大火都在冥冥之中警告我们：脱离现实的过度奢靡和炫耀必将遭天谴和报应。乾隆、慈禧等无数的超级败家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现在，这个名单还在不断扩大。
重复看了无数上演的历史大戏后，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的结论：
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千百年来在广阔的土地上重复庄严的毁灭，而又在本质上毫无变化。
ZT 九哥 新闻记者编辑精英
“中国人有好人当然就有坏人，不管好人坏人，信祖宗信中国文化的才算中国人。孙中山是个基督徒，他属于叛逆祖宗的文化汉奸，毛泽东也不例外。”
----这个说的很好啊！可是这正说明了满清建奴是不信中国祖宗的蛮夷啊！
中国人有好人当然就有坏人，不管好人坏人，信祖宗信中国文化的才算中国人。孙中山是个基督徒，他属于叛逆祖宗的文化汉奸，毛泽东也不例外。
弘历信得祖宗是野猪皮--奴儿哈赤，不是炎黄二帝。
满清从始至终都不相信汉人的，剃发易服是对汉人最大的侮辱，也是不以炎黄为祖宗的具体表现。
满清自己大量使用和奉行汉文化，不是因为其要搞满汉一家，而是满清根本就没有文化，所以只好使用汉文化，也顺便可以笼络住那些汉奸士大夫。
如果满清只是皇族是异族血统，也不剃发易服，又奉行汉文化治国，你到可以说其是信祖宗、信中国文化，他就是中国人。
但是满清是整个满人和旗人趴在所有汉人身上吸血的朝代，自始至终都是信奉：汉人肥、满人亡的祖训的。一个视绝大多数中国人为寇仇的朝廷也能代表中国吗？
您这马甲用的不太合适，换一个吧， 老子若是您这心胸，哪能立世？
——骂祖宗是连畜生也做不出来的言行
1， 感谢理解的网友， 唯有反思与自省方有提高；
2，感谢持不同意见的网友，从中可知不同的思想，但我不喜欢谩骂的方式， 显得太无修养。
3，尚未从反对者中找到论据反驳文中的观点，文中说的是无宗教，而大家都说的是无信仰。宗教和信仰是两个概念。
4，关于读历史一说，读来读去都是改朝换代的事，未见思想之进步，文明之提升。当今思想，言论之自由不及民国，民国不及春秋战国。
5，本文讲的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不是讲物质之发展，国人在物质上是很有创意的， 所以才有食谱之众多。
6，该文并没有否定中国的一切，只是指出一些现象，旁观者清嘛！他有的东西你没有，他就能看出来，而自己是看不到的。
孔子诛杀少正卯是后人编纂的，不能证实。
儒学文化和天主教文化各有优劣，欧洲也有黑暗的中世纪，人民在宗教统治下凄惨无比，那时的欧洲可是远逊于中国的。
中国的问题不在儒学，而在八股取士的应试教育。中国的科举制是洗脑教育，自然只会培养奴才和软骨头。由这些被洗过脑的士大夫治理天下，国家自然日趋衰弱，人民也会变得麻木不仁、浑浑噩噩。
欧洲、日本都是宗室、勋贵、骑士、武士治理天下，允文允武能够不断向外拓展疆域，视野也会变得更开阔，所以国家和民族也会逐渐由弱变强，直到领先于中国。
事实是，只有蒙元、满清、伪满洲国、共产时期才是这种情况。
其它事后汉人还是主人或有思想的平民的。
就你这种酸溜溜的学究，别说驳不倒回家路这种文化叛徒，我敢打赌你在家说不服自己的儿子为什么要信自己的中国文化？
然而被楼主奉为圭皋的这句所谓振聋发聩的话，只不过反映了当时这位英国特使对中国的肤浅而偏颇的认识。也表现出缺乏现代跨文化比较的方法学训练吧。
对前人不多苛求。但是读史的人都应当对所读的材料有所警觉，所谓大学中强调的批判性分析。所以300多年后这句话被如今一些中国读书人追捧倒是件有意思的事情，就像下面留言中显现出的对西方话语权的盲从和膜拜一样让人看到（被）洗脑的成功。
同意楼下“巫山疑云”的大部分观点，不过反思应当是必要而且必须的。尊古训对“吾日三省吾身”心向往之。 现在资讯已经如此发达，如果真对历史感兴趣，建议不妨把24史（或者25史）和《剑桥中国史》对比着读。当然还有很多其他资料。
起码理清概念，帮助思考，而不会过于简单化地得出缺乏价值（指思考意义上的认识）的谬论。
顺便说一句，诸葛亮是六壬高手，数古往今来英雄人物（军事史、谋略史等等）都仍然是数得上的大家。
不好意思好为人师，请楼主见谅。对待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历史，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都是不可取的，愿与楼主共勉。
估计你是个高智商（PhD？）的蠢民，既不懂耶稣是个叛徒，更没有意识到你自己也已经成为一个效仿者？
“一个真正爱这个民族的人，是要所有人都过上一个有尊严的生活，是要揭出她的短处，找出她的症结所在，而不是一位地护短。”
说得好，显然你是个刚受了洗的，算得上是个真基督徒（你也可以反悔）？我来帮你揭揭你的文化短处？你知道耶稣是个同性恋吗？不信你可以去问问你的牧师：如果不是耶稣的诱导，为什么天主教神父奸污儿童？如果不是耶稣显灵，为什么美国的同性恋越来越多？
阁下说得好！
中国在农业文明中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体系。从而能在一次次的腐烂中重生。但其中的代价便是精英阶层的不可遏制的腐败和掠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平民百姓精神气全被吸干。反过来强化了精英阶层的所谓领导价值。就象一个医生喂病人鸦片，病人上瘾后，医生证明病人再也离开他。
现代文明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解决和取代了中国农业文明的固有和不可解决的缺陷。可惜中国太多人还守着那些习惯和心态。毛和中国统治党善加利用，攫取利益。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经说过，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要探究清楚这一原因，除了他已经说过中国专制皇权文化所衍生出来的专制制度的荒唐之外，还有思维方式上的原因。一种文化的核心部位其实就是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二是思维方式。价值观与思维方式决定了文化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制度的建立。不同文化观念的人，即使所建立的建筑也会体现其文化的精神。比如，中国的建筑特点就是要求左右对称，屋檐常常是勾心斗角。会场的设置也常常是围绕着一个核心，栉比鳞差、层层环绕。不管这个核心叫什么，总之必须有一个这样的角色。要是让中国人在圆桌上开会，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因为，那样就会群龙无首，乱成一团。在中国人这里，开会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真的是为了讨论事项，而是宣布事项的结果。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幕后密室里完成了。古代皇帝的所谓朝会，其实也是这样的。真正的讨论与博弈早已经在以皇帝为核心的三五个重臣之间在密室里完成了，其他的文武百官只不过是例行公事地到朝廷里站站，听听结果而已。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人只有服从权力的习惯，而没有服从真理的习惯。要中国人探求真理，还不如去死了好。像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里面需要讲什么道理吗？有据理力争的空间吗？完全没有的。一个人权势特别显赫的时候，即使皇帝面对这种权势的威压也要服从“指鹿为马”的气焰。一切都由权力安排好了，大家根本不用再费心操神，各安其命，各就其位就是了，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思不出其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屁股决定了脑袋。
说到底，西方人追求的是真理，探求的是真相，他们在探求真理，追求真相的问题上，可谓是殚精竭虑，耗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智慧。最早是由亚里斯多德著有《工具论》，后来又有培根的《新工具》，为了探求真理，他们把思想的工具一再改进，因为唯有思维方法的改进，他们的认识才能够更进一步。因此，他们的智慧其实就是围绕着求真而来的。谁能够探求到更多的真相、真理，谁就是真正的哲人智者，谁能够利用真相、真理为人类服务，谁就是真正的智慧之人。因此，他们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这些人推上了大智大慧之人的宝座，成为后人崇敬与学习的榜样。
然而，中国人的智慧就是用来欺诈的。孔子是中国人中最早公开宣扬欺诈有理的人。在《论语·子路第十三》中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作了告发，从法治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正直的行为；但在孔子看来这却是一种丧德败行。孔子主张父亲应替儿子隐瞒罪行，儿子也应替父亲隐瞒罪行，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父慈子孝的道理。其实现代法治精神里，遇到亲情关系的案件，既不能够采信子告亲的证据，鼓励告亲，也不像孔子那样“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式的“亲亲相隐”，而是要贯彻一条原则就是避嫌。一切不是靠告发，而是要靠证据来定罪。但是，靠证据而不是靠口供，就必须学会寻找证据，这个过程就要学会逻辑推理，学会用实验与测量以及医学解剖的知识与技能来寻找犯罪证据。可惜，中国文化在逻辑推理、实验、测量与其他科学知识方面几乎完全被忽略，因此遇到类似子告亲的案件，只好作出两种极端的选择，要么完全鼓励亲人之间互相告发，要么就完全采用包庇隐瞒真相的办法。说到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在追求真相与真理问题上的能力太弱了，而这种能力的欠缺又与中国人的圣人教导是密切相关的。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其实就是企图用蒙昧的方法，防止人们利用自己的心智与朴素的逻辑以及与生俱来的好奇心去追求事物的原理与真相。孔子一生只讲礼，也就是讲上下尊卑的秩序，从来未曾探求过什么真理真相，相反，他还利用职权以五条莫须有的言论思想罪杀害了同僚少正卯，为杀害中国那些敢于较真，敢于追求真理的人提供了绝妙的借口，作出了一个十分恶劣的榜样。
孔子的礼与仁，其实杜绝了中国人在信仰与求真上的一切可能性。及至儒家所谓的智，其实就是诈骗术。谁拥有高明的诈骗术，就是拥有大智慧。
中国人千百年来的智慧偶像级人物——诸葛亮其实是欺诈手法高超的人。奇怪的是这个人字“孔明”，本来与孔子家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因为“孔明”似乎也与孔家攀上了亲缘关系。
在关于诸葛亮的高超智慧的故事中，几乎都是欺诈成功的故事。比如“空城计”、“草船借箭”、“八卦阵”、“ 七擒七纵”、“欲擒故纵”等等，都是用来迷惑他人，制造虚假的本领与高超的骗术。鲁迅论及《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的智慧，说“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在这种偶像中，许多中国人无意之间都成为骗术高超的骗子，令人防不胜防。然而，这种近乎妖的智慧人物，虽然活着的时候号称智慧顶级人物，但是，其结果却是诸葛亮死后蜀中无大将，廖化为先锋。政治、军事上没有可当大任之人，加之后主昏庸、黄皓弄权，使蜀国迅速衰败。说明这种诈骗术也只是一项小术，而非真正的大智慧。真正的大智慧是追求真理，求得真知与真相的能力，可是，诸葛亮从来没有提供过这种智慧。
现在，广州客村的丽影广场上，由公安设定的广播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每年365天，一天都不间断地广播骗术，还是赶不上新骗术的层出不穷，每天都还是有不少人要上当受骗。被骗的中国人从来得不到别人的同情，相反，人们却很佩服与羡慕那些高明的骗术，竟然是这样富有智慧。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与时间精力都花在如何制假造假，创新新骗术上了。从政府造假到民间江湖骗术，几乎都基于同一欺诈原理与骗术偶像。欺诈有时有效，但是，也很有限，人对可以欺诈人，却不可以欺诈大自然与社会的自然权利。弄虚作假可以对付一时的检查之效，但是环境的污染，社会治理的混乱，政府的腐败是不可能真正掩盖得了的。一个社会捂盖子的技术再高超，最后也还是要露馅。就像中国无数的政府部门都在造假数据，但是，中国人的生存环境空气污染、水源污染、食品安全及社会腐败问题仍然是越来越严重，仍然是要作用于每个中国人一样，生活不是高超的魔术，而是非常真实的客观存在，不会因为你骗术高明一时看不到破绽它就不存在，也不会因为骗术高明让眼见为实就真的存在着。科学才是探求真相与真理的王道。靠耍花招与计谋的所谓智慧，最后骗得了人，却骗不了天与地，更骗不了神的慧眼。
怎么房屋不搞，闲来无事读闲书了
还是搞房屋吧
ZT: 自古以来，中国人基本是个没有信仰的民族。没有信仰，不是指没有信仰的形式。恰恰相反，中国人信的东西很多，包括财神菩萨、气功大师都信，什么都信，恰恰也是什么都不信。中国人心中没有永恒的神的位置，再说深一点，就是没有终极性的文化精神追求！这样，人很难把自己的关心范围扩大到家庭、甚至个人以外的。即使扩大出去，很多也都是伤害别人的。
虽然没有信仰，但中国人非常有“道德”，这道德最主要的就是孔子的“仁义道德”。不过这道德很大程度上的不是来约束自己，而是用来约束他人人民的。比如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但是孔子一旦为官，就立即诛杀与其政见不同的少正卯，哪来的“和”？“著名”学者于丹，碰到一个地位“卑微”的翻译，马上泼妇骂街、嚣张跋扈；再比如太平天国的天王洪秀全，自己嫔妃三千，攻城下来抢来的最美的四个女人都要归天王享用，但是蔗民们却要分男营女营。这样的道德就是道貌岸然、假大空了，也只是用来约束别人！
反观西方，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所以他们认为，人是有原罪的，人心是黑暗的。人最黑暗的东西在哪里呢？最黑暗的东西在人的心中。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有非常肮脏的一面。西方文化把这个剖露出来，展示出来，批判它、控制它。西方的教堂有忏悔室，进了教堂之后，就把心灵的东西向神述说。把丑陋和肮脏的东西向神诉说了，他就轻松了，他的心灵得到了净化。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情景：人们总是愁眉苦脸地进去，神情轻松地出来。久而久之，他就变成了一个健康的人，心态和心灵特别健全的人。人是有欲望的。
但人必须克制自己的欲望，必须自己（而不是别人）克制自己的欲望。中国人不练习克制自己，不善于自己进行心灵拷问。并且，鞭笞和拷问自己是痛苦的，只有心中永远有信仰，有对永恒的神的信仰，才能如此。
例如在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总统要解放南方的农奴，就必须要与南方联邦战争，他就来到教堂里向上帝祈祷，并叩问：“耶稣啊，我是否是站在了你这边？在做正义之事？”而不是像我们国人去扫香拜佛：“菩萨啊，保佑我继续升官发财，整死我的仇人”。很多人去过西方的教堂，那里的神是以一种血淋淋的、受苦受难的形象出现的，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圣母不是流血、就是流泪。所以人们经过信仰、灵魂的洗涤，就可以用柔软的一面用来对人，整个社会也才能变成一个互爱的、温暖的、文明的世界！基督教的价值观让信仰用来约束自己！
在西方国家，要是一辆车坏到公路上，几乎所有的车都会停下来，问你是否需要帮助。在中国，绝大多数车都会扬长而去，好不容易停下来问你，我可能还怀疑，你干什么？你有什么目的？没有信仰，就没有精神上的力量。中国人所缺少的，正是这种来自信仰的力量。如果我们国人心中没有信仰、道德没有底线，那我们永远只能在文明的围墙外徘徊：有钱人越来越富，底层的劳动者越来越穷，这剪刀的俩头会走得越来越开。
这句话说的是事实，错在哪儿使现代中国人脸红呢？九哥吃屎的新闻记者编辑精英。中国人3000年前就已经从宗教毕业了。可以如此称赞200年后的英国人
——“英国人没有宗教，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养活皇家寄生虫。”
汉人也是 最大的奴隶群体
一都不會將人民當 " 人" 看待 , 共產黨何嘗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