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hael Lewis是美国当代一位非虚构写作大家，他的非虚构写作涉及金融，科技，体育等等，他的名作Moneyball: The Art of Winning an Unfair Game （点球成金：赢得不公平比赛的艺术，2003）, The Blind Side: Evolution of a Game（盲区：比赛的进化，2006），The Big Short: Inside the Doomsday Machine （大空头：在末日机器之内，2010）都先后被好莱坞改编成了电影，把棒球统计，美式足球攻防策略，金融衍生品和房地产泡沫等带入了流行文化的视野。他的最新作品----The Undoing Project: A Friendship That Changed Our Minds（复原项目：改变我们思维的友谊，2016）, 是一部记录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以色列心理学家Daniel Kahneman（丹尼-卡尼曼）和他20多年的合作者Amos Tversky（阿莫斯-车斯基）如何研究和发现了我们认知和决策的误区，以及他们的发现如何造就了行为经济学的引人入胜的传记。
在Moneyball里Michael Lewis令人信服地描绘了数学统计如何超越了专家的判断力为一支弱队带来了难以想象的成功，从而改变了棒球和其他体育的运作规则。在The Undoing Project开篇他接着Moneyball的叙事，以休斯顿火箭队的NBA选秀为例，分析了数学统计在预测球员职业生涯表现的优势和短板，直接把读者带入了迷信数字帝的泥沼，让我们直面人类在认知和预测上的内在误区。在离11月8号大选结束后一个月读到这本书，回想本次大选中各种民调的表现，特别是Moneyball神童Nate Silver和他的538的轰然倒地，让我对Kahneman和Tversky在40年前的洞见更加充满了兴趣。
Daniel Kahneman
如果说一个人是他自身经历的产物，Daniel Kahneman对此会持不置可否的怀疑态度。作为一个成长在德军占领的巴黎的7岁犹太男孩，他对人类认知误区的第一手经验来自他自己和家人的生存经历，战争伊始，他乐观的父亲坚信一切无恙，而他悲观主义的母亲则预见到了德军占领后犹太人的命运。一天晚上，他撞上了一个党卫军士兵，这个党卫军士兵不但没有把他抓起来送到集中营，反而打开钱包给他看自己儿子的照片，还给了他一些钱。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他第一次认识到”人是无限地复杂和有趣“。 在逃出巴黎之后，他一家在法国南部乡下靠冒充基督徒安顿下来，他在学校里没有/也不能有朋友，他要假装来访的父亲是他的叔叔。他的生存依赖于他以一个外来者的态度来观察世界，对任何人事都持怀疑态度。作为拉比的后裔，Kahneman家族的大部分人都死于大屠杀。但是Kahneman自己从不对人提起这一经历，他最老的朋友们也是从他获诺奖之后的新闻报道里才知道发生在他身上的事。
战后Kahneman一家迁居到耶路撒冷，成为复国伊始的第一代以色列公民。和其他回归的犹太人不同，Kahneman虽然很快掌握了希伯来语，但是他没有全盘接受这片新土地和它附带的身份认同，他是一个保持距离的难民。 15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职业测试确定他会成为一个心理学家。 “我对心理学的兴趣其实是跟哲学有关，” 他说。“通过理解人，特别是我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来理解这个世界。。。我对对与错不感兴趣，但是我对愤怒很感兴趣，这就是心理学家！”
刚复国的以色列百废待兴，Kahneman因着智力超群，中学毕业后没有应征入伍，而直升希伯来大学的心理系。他的老师来自五湖四海，良莠不齐，Kahneman接触了心理分析，行为学等，但是都发现了这些学派的致命缺陷，很多时候他只有靠书本自学。1954年毕业之后，20岁的Kahneman被分配到以色列军队成为了军中的心理学专家。
从1948年建国以来，以色列面临着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进攻所带来的大大小小的生存危机。尽管5年之中以色列接纳了73万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如何把多样化的国民组织成为有效的战斗力量是一个极大的挑战。Kahneman的任务就是鉴别和评估军官培训的候选人。一开始Kahneman就意识到在评估中的“光环效应”，当一个候选人第一印象被认为出色时，这个评判标准会影响到对该候选人特殊能力的评价，比如一个健硕，体能出色的候选人通常会被认为也具有出色的智力和领导才能。Kahneman试图避免这样的人为判断，减低“光环效应”。他设计了非常有针对性的问卷，用类似算法的公式来替代人的判断。他在比较心理学家所设定的性格特征和战士实际的表现后发现，所谓的团队性格特征根本不存在，性格测试的分数确实可以预见候选人的成功机率，这个性格测试的“卡尼曼分数”至今仍被以色列军队用来甄选士官，也为美军所借鉴。
1958年Kahneman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心理学博士，受Walter Mischel的“棉花糖实验“影响，Kahneman回国任教希伯来大学心理系后设计了一系列测试以色列儿童性格的单一问卷，但是他无法重复自己的实验结果，最终他放弃了这个领域的研究，转向研究视觉记忆，注意力等，直到1969年他邀请同事Amos Tversky给他的研究生做了一次关于最新的认知和决策研究报告，开启了他和Tversky在认知和决策这个崭新的领域长达20多年的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