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假了，又翻起读过好几遍的戴明贤先生的回忆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次重读的感悟却变深了。戴明贤先生于我，算是父执，童年时候的印象，他温文尔雅，总戴着顶鸭舌帽。这么多年过去，在书的封面内页，他的照片上仍然戴着鸭舌帽。2009年夏天见到他，他即题签《一个人的安顺》赠我，连同一本自己的书法作品集。他的书法，在贵州是大名鼎鼎的。记得小时家里的书中，有一册戴明贤的散文集《残荷》，应是取自“留得残荷听雨声”，我读中学时读之，极为喜欢。那时中学课本里记得有张洁的一篇《挖荠菜》，也很不错，但我自少年时代读了戴先生的《残荷》，发现其中也写很类似的经历，就始终认定，戴先生写得更好。
关于安顺这座城市，它是戴明贤先生的故乡，我虽然去过多次，却从来不甚喜欢，这自然是我的偏见。贵州的城市里，遵义的老城，都匀，铜仁都让我觉得别很有情致，更不必说镇远那样的古镇，或许是因为安顺所缺的是一条河，因为河总是会让一个小城灵气陡增。但是安顺对于戴明贤先生的意义毕竟是不一样的，不仅因为他生长在这“黔之腹，滇之喉”的商贸重镇，经历和体验和一般过客绝对不同，更因为正如这本书里详细地描摩下来的，安顺浓缩了一个逝去的时代，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使我感到有点新奇的是，戴明贤先生自叙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也已披揽过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对于把一个小城作为某种独特的文化生态记录下来，是有自己进行文体和学科探索的自觉的。北大钱理群先生作为外地人，因为时代的阴差阳错，曾在安顺师专教书十多年，对于安顺肯定也有别样的情怀，因此他不仅鼓动了这本书的写作，还似乎促成了它在人文社的出版，并为之作序。
戴明贤先生生于1935年，抗战胜利的1945年尚是十岁孩童，因此书中的视角是儿童的，这也使记叙变得更富童趣，让我一边读一边想到小时候非常爱读的《城南旧事》。读这本书，还发现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故事，的确是可以当做史料来看，但比一般史料真切而生动。本书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把考察沿海学生和民众流亡生活的角度转到本地人身上。抗战时期，大量难民自沿海地区涌入西南，很多人滞留安顺，被称为“下江人”。戴明贤先生说得好，所谓下江，大概是沿用了重庆人的说法，因为对在高原山地生活的贵州人来说，并没有“下江”这个概念。“下江”人对于内地小城安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书中描述，这些难民带来了吃饭各付各的“AA制”，让安顺人嗤之以鼻，嘲曰：“新生活，各开各”，看了让人一笑，而这里的方言之韵脚，要用贵州话念才有味。“下江人”思想开明，男女在安顺街头挽臂而行，让当地人“公然做侧目而视状”。但是，“下江人”毕竟给内地小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他们开办师范教育，职业大专，演话剧，开音乐会，办画展，把小城变得五光十色。因此，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返乡使得安顺一时间沉寂下来。
书中写下的很多记忆自然都和战争,军事有关。一件重要史实是关于抗日名将戴安澜的。戴安澜将军1942年5月26日在缅甸殉国。一般只知道他后来安葬在广西，戴明贤先生的回忆中，却描述了遗体经云南赴贵阳途径安顺的“悲壮肃穆”的“路祭”： “集队的学生，公务员和自发的市民，从西门到东关夹道肃立，路两侧摆了许多祭桌奠帷，香烟缭绕。戴师长灵柩缓缓过处，两边响起痛哭啜泣之声。”他和学校同学一起，列队几小时，望着灵车来去。 戴明贤先生的童年记忆中，看到过美军的车队绵延向西，朝滇缅公路行进。抗战胜利后来华的美军，则经常有胡作非为的事见诸当地报纸，例如持酒拥妓，甚至醉后在闹市和妓女公然宣淫，醉卧贵阳街头的美军士兵“车马行人为之绕道而行，警察都不敢惊动他。”另外，美军士兵还经常把分配的后勤物资私自倒卖换钱，比如骆驼牌香烟，军毯，呢大衣，夹克，蚊帐等。不过，戴明贤先生的笔触对他们倒也并不过分刻薄，只说，“美国兵只是些活泼轻浮的小伙子”。1944年冬，日军进攻黔南独山，安顺人发现下江难民的命运似乎马上要降临自己头上，一时谣言满天飞，再读到戴明贤先生写自己家如何往贵州西部织金搬迁，不禁想到过去读巴金的《寒夜》，也对书中描述的因日军进攻独山造成的恐惧和悲观气氛印象很深。
抗战中的“抓壮丁”后来成为很著名的话剧和电影，在戴明贤先生的笔下，一个儿童也能看到当时征兵的弊端和窘态：“我几次看见新兵过街。有军装列队的（那军装很旧，皱皱巴巴）；更多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庄稼人，膀子被绳子串成一串，鱼贯而行”。新兵吃的是红黑色，发霉难闻的米，更像是糠，连他们离开驻扎的学校后留下的粪便，都仍是和糠一样。和日军作战过的伤兵很快成为让市民谈虎色变的“一大公害”，因为他们经常故意“蓄意寻衅，宣泄愤懑”，而根本原因是官兵待遇在后方有天壤之别。有的军官并未受伤，领取的抚恤倒比伤残的士兵为高，更能坐拥三妻四妾。兵们没有办法，也就只能拿比他们更弱小的老百姓出气了。当地警察的形象也颇有意思，因为他们的地位非常低下，也只能靠欺辱弱者来获取心理平衡。但警察的体质一般很差，因此“连强悍一点的女摊主也敢同警察厮打”。读来最好笑的是，警察的制服竟然没有颜色，遇到节庆，大会后游行或欢迎上司的场合，才临时把制服“用黄泥巴水煮染”，一旦突下大雨，“警察们的制服不断变脸，由一色而斑驳…黄水顺着手脚流淌”…“这个场面被市民们笑谈了很久。”
我读初中时候，在学校里学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高中参加合唱比赛，唱过气势磅礴的《黄河船夫曲》“…我们看见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心啊安一安/气啊喘一喘/回头来/再和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读《一个人的安顺》，才知道那时还流行很多很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软性”抗战歌曲，颇有后来邓丽君歌曲的风韵，如《江南之恋》：“……啊江南，梦样的温存，露样的娇香，水样的柔情，云样的迷惘……”；有《夜夜梦江南》“……小楼上的人影，正遥望着点点归帆……”，还有一首《淡淡的三月天》“……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在下溪畔，杜鹃花了谢了又开呀，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可以想象，这些“哀而不伤”，婉约而不颓废，把个人情感和家国兴亡融为一体的歌曲，对流亡者内心的触碰会是多么强烈。
书中有一些细节是读者可能不曾知道的。戴明贤先生写道: “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黔北，看到连挑夫脚力都靠鸦片提神服役，不由得大为骇异。解放战争期间，安顺人谷正伦主黔政，又正式开放烟禁，小城外的菜地谷田，开遍了妖艳无比的罂粟花，烟农用小竹蓝提着‘洋烟菜’即罂粟嫩叶尖进城卖给市民吃火锅。又香又嫩又脆，下火锅比筒蒿菜还好吃。”就我的浅陋见闻，只知道当代无良商家以罂粟壳使火锅食客上瘾，绝对想不到，罂粟嫩叶还真的会好吃，而且“比筒蒿菜还好吃”。有一些关于文化和语言碰撞的故事则颇令人发笑。书中写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安顺人看无声电影，片中放到一个男士在女士家做客，女士端上菜来，男士尝了以后点头微笑。字幕出现：“烧得很好”，却引起满堂哄笑，因为贵州人只说“炒菜”，不说“烧菜”，而西南方言又无卷舌音，因此调皮的观众们会自然读成，而且故意曲解为：“骚得很好”。
戴明贤先生用白描手法记述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偶而让人想到汪曾祺的散文，但似乎更多一重历史和命运的悲怆感。在各种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位“女先生”，而她们的故事，也多多少少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和中国女性的命运。先生写到，他小时就读的私立安顺“三一学校”，是由一群矢志献身教育的年轻女子在外受教后回乡发起，由安顺商界集资兴办。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天主教徒，终身未嫁，但学校却没有丝毫的宗教色彩。他回忆起胡校长在放学仪式上突见有战机低飞，无从辨别是日军飞机还是盟军飞机的时候，镇定自若，不向天空看一眼，因而小学生们虽然惊呼，队形却不散乱。胡校长病逝是孑然一身，送葬者却上万。另有一名才华出众的黄老师，也是终身未嫁，到了五十年代初，她对推行苏联教学法提了些意见，在受到批判后竟愤然辞职，赋闲在家几十年，从此只靠胞弟接济度过余生。就在这种情形下，当文革后期，戴明贤先生一次从贵阳返安顺，贸然闯入黄老师独居的家中时，居然看见“她正坐在那儿读一本木版大字的《后汉书》。”敲字到此，真叹服能在如此乱世里独处一方净土的奇女子。如今世人因为章诒和的文字，才渐知康同壁罗仪凤母女的贵族精神，但她们毕竟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很多人更热衷于终日拿林徽因的情事来嚼舌根，然后把“名媛”，“才女”的帽子甩得满天乱飞以至于贬值得形同骂人。在我看来，康同壁罗仪凤是可敬的，然而像黄老师这样不靠父辈的名望，更不靠在男人圈子里周旋求宠，真正单凭一己的内在力量对抗整个时代的女子，不论如何寂寂无名，才值得更多的尊敬。
谈到安顺，难免是要讲到吃的。戴明贤先生在写安顺小吃时，竟然说，“我第一次去成都，久慕其小吃之名，遍尝一通，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生于川而长于黔，两地都认同，各有所弃取,也颇好美食，细思戴明贤先生的比较，结合自身经验，不得不说是深以为然的。只能说，有时“名气”真是未必可靠，只是一旦形成，就很难令世人改变定见而已。先生记述他的母亲让他去吃一家很著名的面馆，归来大赞，被母亲告知，人家的高汤不但用鸡炖，还要下新鲜鸡血“紧过”再捞出，汤才又清又鲜。只是安顺美食中唯有一物，虽蒙戴先生盛赞，却不为我所喜：此即所谓小鸭没孵出来的“寡蛋”，把蛋煮熟，剥出蛋白蛋黄及鸭胚胎，炸后煎炒。我过去去安顺时，来自安顺的同事就点此菜来吃，乐此不疲，尽管我一向喜欢尝试新食物，但对此坚拒动筷，因为此菜被我看做天下第一变态。
目前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早已深入到内地各省。关于现代史上的湖南，四川，云南都有专著问世，而有关贵州的研究主要仍集中在古代史，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少数民族等议题，对贵州在近现代中国史的作用仍然关注不够。《一个人的安顺》中娓娓道来，讲到安顺最有名的“一门三中委”：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描述“谷正伦留花白大八字胡，戴铜盆帽，拄根大手杖，完全是电影中民国将领的形象”，详述对作者父子两代均有影响的贵州现代史上名人，“瘦削，矮小，双目深陷而神光湛湛的”学者，书法家吴晓耕。文革期间，戴明贤先生从吴晓耕学七古诗，并为吴晓耕和贵州书法大家陈恒安传递相互赠诗，吴晓耕和陈恒安见面并不多言,只谈点“淡淡的旧事”。吴先生还曾特地叮嘱戴先生，做诗的事万不可与别人说。写至此，戴明贤先生一直冲淡平和的叙事竟也不免加入慨叹：“可怜那时的中国人！”今日的读者若细品, 自可体味出一种力量，即便在一个举国若狂，批判斗争的年代里，边远如贵州，也有文人在沉默中坚守。吴晓耕的老师为任可澄，曾当选为民元参议院议员。1915年，任可澄曾以个人名义向袁世凯发电报，阻止其称帝，后名列蔡锷，唐继尧的讨袁宣言中。
自然，戴明贤先生从小醉心于文学，书画，以至终生以此为业为乐，至少部分是因为优越的家庭环境和从小大量的阅读，观影，观剧，与当地名流交游的体验所熏陶。书中记述，他的父亲是安顺有名望的富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经营着自己的集团公司和商铺，曾考察上海，香港，广州，然后开始接受西服，在安顺建西式住宅，骑英国三枪牌自行车，玩蔡司相机，家里设暗室，还赞许女儿办家庭剧团，他的母亲还专门从贵阳购买美国制“胜歌（singer）”缝纫机。不过，戴老前辈不仅自奉甚俭，还曾借车队商运的机会，护送过阮爱国（即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本名）返越。戴明贤先生承认，这段史实自己并未听父亲讲过，是后来在文史资料上看到的。我想，这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当地人的往事，对于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历史也是会有极大帮助的。可想而知，抗战大后方物质的困窘，民众的艰辛，流亡学生的营养不良和病弱，生活在这样富裕和体面的家庭里的独生儿子是不太能感受得到的，书中也的确没有关于贫苦的记载。不仅如此，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样的家族是有颇多“象征资本”的。这是一种他人没有的幸运，但不是罪过，或许，正是这种长期积累的底气，才能让人有贫贱不能移的志趣。
最后让我感兴趣的，是戴明贤先生在后记里对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文体的反思。他本是写小说和剧本的作家，后来却觉得，假如把故乡安顺的人物事迹按惯常的“小说”作法处理，人和事很容易“失去了鲜活的个性，掉进了类型化模式里，一切都似曾相识”，而按笔记体写成“散文笔调的文化志；或是文化志性质的散文”，却似乎更为自然和得心应手。我想，或许人在年少时经历不多，往往喜欢读小说来弥补和扩展想象，而到了一定年龄，阅世既深，所见日广，看见现实生活中太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活剧，可能会越来越觉得，与其虚构小说，不如以类似小说的文笔来记录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真实故事。真人真事之奇谲，生动和丰满，未必逊于小说，写人物又不必落入固定的类型化程式--他引了高尔基的话说：“小说里的人总不如生活中的人有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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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把几篇文章给国内一个编辑朋友，这篇不是第一篇，他却“忍不住”先发，在他给我的邮件里，写了下面一段话。话虽短，却是我未曾料到的故事，但也足以让我明白，他受到了某种触动，而这种触动，不单是因为个人家事，更是因为整个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复杂命运，以及和家事之间的纠缠:
“安顺，有印象。我六岁时随父母到晴隆锑矿厂探监，当时祖父与四祖母在此劳改。祖父1952年被俘，1978年才特赦。祖父后来对我说，他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刘门祖宗。他中央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38年与中正先生在河南信阳鸡公山地下掩体，指挥武汉保卫战。这一段家事，以后有机会面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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