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安顺: 淡淡的旧事

(2015-08-13 07:08:11) 下一个

放假了,又翻起读过好几遍的戴明贤先生的回忆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次重读的感悟却变深了。戴明贤先生于我,算是父执,童年时候的印象,他温文尔雅,总戴着顶鸭舌帽。这么多年过去,在书的封面内页,他的照片上仍然戴着鸭舌帽。2009年夏天见到他,他即题签《一个人的安顺》赠我,连同一本自己的书法作品集。他的书法,在贵州是大名鼎鼎的。记得小时家里的书中,有一册戴明贤的散文集《残荷》,应是取自“留得残荷听雨声”,我读中学时读之,极为喜欢。那时中学课本里记得有张洁的一篇《挖荠菜》,也很不错,但我自少年时代读了戴先生的《残荷》,发现其中也写很类似的经历,就始终认定,戴先生写得更好。

关于安顺这座城市,它是戴明贤先生的故乡,我虽然去过多次,却从来不甚喜欢,这自然是我的偏见。贵州的城市里,遵义的老城,都匀,铜仁都让我觉得别很有情致,更不必说镇远那样的古镇,或许是因为安顺所缺的是一条河,因为河总是会让一个小城灵气陡增。但是安顺对于戴明贤先生的意义毕竟是不一样的,不仅因为他生长在这“黔之腹,滇之喉”的商贸重镇,经历和体验和一般过客绝对不同,更因为正如这本书里详细地描摩下来的,安顺浓缩了一个逝去的时代,特别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使我感到有点新奇的是,戴明贤先生自叙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也已披揽过一些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对于把一个小城作为某种独特的文化生态记录下来,是有自己进行文体和学科探索的自觉的。北大钱理群先生作为外地人,因为时代的阴差阳错,曾在安顺师专教书十多年,对于安顺肯定也有别样的情怀,因此他不仅鼓动了这本书的写作,还似乎促成了它在人文社的出版,并为之作序。

戴明贤先生生于1935年,抗战胜利的1945年尚是十岁孩童,因此书中的视角是儿童的,这也使记叙变得更富童趣,让我一边读一边想到小时候非常爱读的《城南旧事》。读这本书,还发现了很多过去不知道的故事,的确是可以当做史料来看,但比一般史料真切而生动。本书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把考察沿海学生和民众流亡生活的角度转到本地人身上。抗战时期,大量难民自沿海地区涌入西南,很多人滞留安顺,被称为“下江人”。戴明贤先生说得好,所谓下江,大概是沿用了重庆人的说法,因为对在高原山地生活的贵州人来说,并没有“下江”这个概念。“下江”人对于内地小城安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书中描述,这些难民带来了吃饭各付各的“AA制”,让安顺人嗤之以鼻,嘲曰:“新生活,各开各”,看了让人一笑,而这里的方言之韵脚,要用贵州话念才有味。“下江人”思想开明,男女在安顺街头挽臂而行,让当地人“公然做侧目而视状”。但是,“下江人”毕竟给内地小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他们开办师范教育,职业大专,演话剧,开音乐会,办画展,把小城变得五光十色。因此,抗战胜利以后,他们的返乡使得安顺一时间沉寂下来。

书中写下的很多记忆自然都和战争,军事有关。一件重要史实是关于抗日名将戴安澜的。戴安澜将军1942年5月26日在缅甸殉国。一般只知道他后来安葬在广西,戴明贤先生的回忆中,却描述了遗体经云南赴贵阳途径安顺的“悲壮肃穆”的“路祭”: “集队的学生,公务员和自发的市民,从西门到东关夹道肃立,路两侧摆了许多祭桌奠帷,香烟缭绕。戴师长灵柩缓缓过处,两边响起痛哭啜泣之声。”他和学校同学一起,列队几小时,望着灵车来去。 戴明贤先生的童年记忆中,看到过美军的车队绵延向西,朝滇缅公路行进。抗战胜利后来华的美军,则经常有胡作非为的事见诸当地报纸,例如持酒拥妓,甚至醉后在闹市和妓女公然宣淫,醉卧贵阳街头的美军士兵“车马行人为之绕道而行,警察都不敢惊动他。”另外,美军士兵还经常把分配的后勤物资私自倒卖换钱,比如骆驼牌香烟,军毯,呢大衣,夹克,蚊帐等。不过,戴明贤先生的笔触对他们倒也并不过分刻薄,只说,“美国兵只是些活泼轻浮的小伙子”。1944年冬,日军进攻黔南独山,安顺人发现下江难民的命运似乎马上要降临自己头上,一时谣言满天飞,再读到戴明贤先生写自己家如何往贵州西部织金搬迁,不禁想到过去读巴金的《寒夜》,也对书中描述的因日军进攻独山造成的恐惧和悲观气氛印象很深。

抗战中的“抓壮丁”后来成为很著名的话剧和电影,在戴明贤先生的笔下,一个儿童也能看到当时征兵的弊端和窘态:“我几次看见新兵过街。有军装列队的(那军装很旧,皱皱巴巴);更多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庄稼人,膀子被绳子串成一串,鱼贯而行”。新兵吃的是红黑色,发霉难闻的米,更像是糠,连他们离开驻扎的学校后留下的粪便,都仍是和糠一样。和日军作战过的伤兵很快成为让市民谈虎色变的“一大公害”,因为他们经常故意“蓄意寻衅,宣泄愤懑”,而根本原因是官兵待遇在后方有天壤之别。有的军官并未受伤,领取的抚恤倒比伤残的士兵为高,更能坐拥三妻四妾。兵们没有办法,也就只能拿比他们更弱小的老百姓出气了。当地警察的形象也颇有意思,因为他们的地位非常低下,也只能靠欺辱弱者来获取心理平衡。但警察的体质一般很差,因此“连强悍一点的女摊主也敢同警察厮打”。读来最好笑的是,警察的制服竟然没有颜色,遇到节庆,大会后游行或欢迎上司的场合,才临时把制服“用黄泥巴水煮染”,一旦突下大雨,“警察们的制服不断变脸,由一色而斑驳…黄水顺着手脚流淌”…“这个场面被市民们笑谈了很久。”

我读初中时候,在学校里学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高中参加合唱比赛,唱过气势磅礴的《黄河船夫曲》“…我们看见了河岸/我们登上了河岸/心啊安一安/气啊喘一喘/回头来/再和那黄河怒涛/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决一死战!”,读《一个人的安顺》,才知道那时还流行很多很受青年学生欢迎的“软性”抗战歌曲,颇有后来邓丽君歌曲的风韵,如《江南之恋》:“……啊江南,梦样的温存,露样的娇香,水样的柔情,云样的迷惘……”;有《夜夜梦江南》“……小楼上的人影,正遥望着点点归帆……”,还有一首《淡淡的三月天》“……今年,村家小姑娘,走在下溪畔,杜鹃花了谢了又开呀,记起了战场上的情郎……”可以想象,这些“哀而不伤”,婉约而不颓废,把个人情感和家国兴亡融为一体的歌曲,对流亡者内心的触碰会是多么强烈。

书中有一些细节是读者可能不曾知道的。戴明贤先生写道: “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过黔北,看到连挑夫脚力都靠鸦片提神服役,不由得大为骇异。解放战争期间,安顺人谷正伦主黔政,又正式开放烟禁,小城外的菜地谷田,开遍了妖艳无比的罂粟花,烟农用小竹蓝提着‘洋烟菜’即罂粟嫩叶尖进城卖给市民吃火锅。又香又嫩又脆,下火锅比筒蒿菜还好吃。”就我的浅陋见闻,只知道当代无良商家以罂粟壳使火锅食客上瘾,绝对想不到,罂粟嫩叶还真的会好吃,而且“比筒蒿菜还好吃”。有一些关于文化和语言碰撞的故事则颇令人发笑。书中写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安顺人看无声电影,片中放到一个男士在女士家做客,女士端上菜来,男士尝了以后点头微笑。字幕出现:“烧得很好”,却引起满堂哄笑,因为贵州人只说“炒菜”,不说“烧菜”,而西南方言又无卷舌音,因此调皮的观众们会自然读成,而且故意曲解为:“骚得很好”。

戴明贤先生用白描手法记述形形色色的市井人物,偶而让人想到汪曾祺的散文,但似乎更多一重历史和命运的悲怆感。在各种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位“女先生”,而她们的故事,也多多少少折射了时代的变迁和中国女性的命运。先生写到,他小时就读的私立安顺“三一学校”,是由一群矢志献身教育的年轻女子在外受教后回乡发起,由安顺商界集资兴办。校长和教导主任都是天主教徒,终身未嫁,但学校却没有丝毫的宗教色彩。他回忆起胡校长在放学仪式上突见有战机低飞,无从辨别是日军飞机还是盟军飞机的时候,镇定自若,不向天空看一眼,因而小学生们虽然惊呼,队形却不散乱。胡校长病逝是孑然一身,送葬者却上万。另有一名才华出众的黄老师,也是终身未嫁,到了五十年代初,她对推行苏联教学法提了些意见,在受到批判后竟愤然辞职,赋闲在家几十年,从此只靠胞弟接济度过余生。就在这种情形下,当文革后期,戴明贤先生一次从贵阳返安顺,贸然闯入黄老师独居的家中时,居然看见“她正坐在那儿读一本木版大字的《后汉书》。”敲字到此,真叹服能在如此乱世里独处一方净土的奇女子。如今世人因为章诒和的文字,才渐知康同壁罗仪凤母女的贵族精神,但她们毕竟有着显赫的家世背景,很多人更热衷于终日拿林徽因的情事来嚼舌根,然后把“名媛”,“才女”的帽子甩得满天乱飞以至于贬值得形同骂人。在我看来,康同壁罗仪凤是可敬的,然而像黄老师这样不靠父辈的名望,更不靠在男人圈子里周旋求宠,真正单凭一己的内在力量对抗整个时代的女子,不论如何寂寂无名,才值得更多的尊敬。

谈到安顺,难免是要讲到吃的。戴明贤先生在写安顺小吃时,竟然说,“我第一次去成都,久慕其小吃之名,遍尝一通,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生于川而长于黔,两地都认同,各有所弃取,也颇好美食,细思戴明贤先生的比较,结合自身经验,不得不说是深以为然的。只能说,有时“名气”真是未必可靠,只是一旦形成,就很难令世人改变定见而已。先生记述他的母亲让他去吃一家很著名的面馆,归来大赞,被母亲告知,人家的高汤不但用鸡炖,还要下新鲜鸡血“紧过”再捞出,汤才又清又鲜。只是安顺美食中唯有一物,虽蒙戴先生盛赞,却不为我所喜:此即所谓小鸭没孵出来的“寡蛋”,把蛋煮熟,剥出蛋白蛋黄及鸭胚胎,炸后煎炒。我过去去安顺时,来自安顺的同事就点此菜来吃,乐此不疲,尽管我一向喜欢尝试新食物,但对此坚拒动筷,因为此菜被我看做天下第一变态。

目前美国历史学界对中国的研究,早已深入到内地各省。关于现代史上的湖南,四川,云南都有专著问世,而有关贵州的研究主要仍集中在古代史,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少数民族等议题,对贵州在近现代中国史的作用仍然关注不够。《一个人的安顺》中娓娓道来,讲到安顺最有名的“一门三中委”:谷正伦,谷正纲,谷正鼎,描述“谷正伦留花白大八字胡,戴铜盆帽,拄根大手杖,完全是电影中民国将领的形象”,详述对作者父子两代均有影响的贵州现代史上名人,“瘦削,矮小,双目深陷而神光湛湛的”学者,书法家吴晓耕。文革期间,戴明贤先生从吴晓耕学七古诗,并为吴晓耕和贵州书法大家陈恒安传递相互赠诗,吴晓耕和陈恒安见面并不多言,只谈点“淡淡的旧事”。吴先生还曾特地叮嘱戴先生,做诗的事万不可与别人说。写至此,戴明贤先生一直冲淡平和的叙事竟也不免加入慨叹:“可怜那时的中国人!”今日的读者若细品, 自可体味出一种力量,即便在一个举国若狂,批判斗争的年代里,边远如贵州,也有文人在沉默中坚守。吴晓耕的老师为任可澄,曾当选为民元参议院议员。1915年,任可澄曾以个人名义向袁世凯发电报,阻止其称帝,后名列蔡锷,唐继尧的讨袁宣言中。

自然,戴明贤先生从小醉心于文学,书画,以至终生以此为业为乐,至少部分是因为优越的家庭环境和从小大量的阅读,观影,观剧,与当地名流交游的体验所熏陶。书中记述,他的父亲是安顺有名望的富商,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经营着自己的集团公司和商铺,曾考察上海,香港,广州,然后开始接受西服,在安顺建西式住宅,骑英国三枪牌自行车,玩蔡司相机,家里设暗室,还赞许女儿办家庭剧团,他的母亲还专门从贵阳购买美国制“胜歌(singer)”缝纫机。不过,戴老前辈不仅自奉甚俭,还曾借车队商运的机会,护送过阮爱国(即越南领导人胡志明的本名)返越。戴明贤先生承认,这段史实自己并未听父亲讲过,是后来在文史资料上看到的。我想,这些不太为人所知的当地人的往事,对于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历史也是会有极大帮助的。可想而知,抗战大后方物质的困窘,民众的艰辛,流亡学生的营养不良和病弱,生活在这样富裕和体面的家庭里的独生儿子是不太能感受得到的,书中也的确没有关于贫苦的记载。不仅如此,用现代的术语来说,这样的家族是有颇多“象征资本”的。这是一种他人没有的幸运,但不是罪过,或许,正是这种长期积累的底气,才能让人有贫贱不能移的志趣。

最后让我感兴趣的,是戴明贤先生在后记里对虚构和非虚构两种文体的反思。他本是写小说和剧本的作家,后来却觉得,假如把故乡安顺的人物事迹按惯常的“小说”作法处理,人和事很容易“失去了鲜活的个性,掉进了类型化模式里,一切都似曾相识”,而按笔记体写成“散文笔调的文化志;或是文化志性质的散文”,却似乎更为自然和得心应手。我想,或许人在年少时经历不多,往往喜欢读小说来弥补和扩展想象,而到了一定年龄,阅世既深,所见日广,看见现实生活中太多让人瞠目结舌的活剧,可能会越来越觉得,与其虚构小说,不如以类似小说的文笔来记录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真实故事。真人真事之奇谲,生动和丰满,未必逊于小说,写人物又不必落入固定的类型化程式--他引了高尔基的话说:“小说里的人总不如生活中的人有趣的”。

================

后记:把几篇文章给国内一个编辑朋友,这篇不是第一篇,他却“忍不住”先发,在他给我的邮件里,写了下面一段话。话虽短,却是我未曾料到的故事,但也足以让我明白,他受到了某种触动,而这种触动,不单是因为个人家事,更是因为整个民族在二十世纪的复杂命运,以及和家事之间的纠缠:

安顺,有印象。我六岁时随父母到晴隆锑矿厂探监,当时祖父与四祖母在此劳改。祖父1952年被俘,1978年才特赦。祖父后来对我说,他对得起民族,对得起刘门祖宗。他中央大学毕业后,投笔从戎,38年与中正先生在河南信阳鸡公山地下掩体,指挥武汉保卫战。这一段家事,以后有机会面谈。” 

===================

(敬请不要转发)

[ 打印 ]
阅读 ()评论 (0)
评论
博主已隐藏评论
博主已关闭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