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清代史家论王安石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揭示，王安石变法的根本推动力是宋神宗，而宋神宗的动机就是为了加强国家的财力。加强财力，按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的评论，是为了“收复中国旧地”，即被契丹占领的燕云十六州，这就是王夫之所说的“隐衷”。赵翼认为，神宗皇帝急功近利，才是变法贻害无穷的根本原因。

宋神宗虽雄心勃勃，但满朝文武，却找不到愿意配合的人。这里固然有官僚因循守旧的一面，但根本上和儒家的经济思想有关。正统儒家向来主张轻徭薄赋，减少国家对民间的滋扰，尽量不对经济进行干预，这从汉代〈盐铁论〉的辩论就已经明确。简而言之，儒家的经济主张就是“不折腾。”

但是王安石为了贯彻宋神宗的意图，必须加强国家权力，增加国家的收入。他的主要办法之一，是由国家出面，向农民发放粮食借贷，并收取低于市场价格的利率，即所谓的青苗法。这样的做法，好处是让农民享受低于市场价格的利率，不受高利贷盘剥，但坏处是破坏了农业社会的市场经济原则，由国家干预市场，垄断贷款，而且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赚取利息。这是儒家在理论层面所反对的“与民争利”（地主富农也是“民”），自然会引起大多数官员的抵制。

当然，不管黑猫白猫，重要的是看效果。按赵翼的分析，王安石本人做小官的时候，在他自己管辖下的地域推行青苗法，利民效果也还是好的，但问题是, 一旦在全国范围内推开，问题就出来了。原本一年一贷，有的地方搞一年两贷，就有了事实上的双倍利息（40%）。有的地方规定，不许农民以粮食和杂物还贷，只收现金，定价却超过市场价格，因为是国家垄断，农民无从选择，结果是害民多于利民。另外，古代向来有设立常平仓的制度，也是缓解饥荒的善政，但地方官员在借出的时候打了折扣，偿还的时候却多收。由此看来所谓“大斗进，小斗出”不仅是地主收租的行为,  也是政府官员盘剥百姓的做法。有的地方把粮仓承包给当地富户，然后又必须派官员去督促检查，其间又难免行贿受贿。成本被人为推高, 结果仍旧是害民多于利民。

王安石为了增加收入，又推行免役法，即把从前的免费劳役改为征收新税，国家用税收雇佣劳力，但在执行过程中，即使原本没有劳役义务的家庭，如孤儿寡母，也要出钱，引起了民间的强烈不满。〈宋史〉记载，“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 钱穆则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一改革。他认为，政府因为要抽丁服役，才需要搞户籍和人口调查，一旦摊派助役钱，慢慢就废弛了统计，再到明代一条鞭法，按土地以现金收税，假定一个家庭，没有田， 也不考试，那么终身都和政府无关了。

王安石的保甲法要把农民组织起来搞军事训练，〈宋史〉记载，当时就有很多人因为不堪忍受而逃亡。二十世纪史学大家吕思勉指出，保甲法本意是实行全民皆兵，后来却成了一种维护统治秩序的户口稽查制度，军事训练的意义也逐渐荡然无存了。

王夫之认为，宋神宗想复兴宋朝的想法固然是好的，但他的思维方式，大方向却错了。错在他误以为国家振兴的唯一途径就是要先敛财。王夫之质问，如果财力起决定性作用，那么汉高祖凭什么能打败占据全国物资的秦帝国？安禄山又何以被唐肃宗击败？他的答案就是，强军和富国未必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宋代之弱，弱在管理松弛，不敢重用，乃至压制武将，不在缺钱。王夫之认为，正是因为宋神宗的政策导向根本错误，才导致他把王安石找来专事聚财，从而“弊天下。” 钱穆似乎赞同这种观点，他认为, 宋朝的最大问题, “在散”，“在弱”。

持平地看，说王安石为了国家疯狂敛财也并不公允。苏辙就说过，20%的官定利息本身根本不高，说是为利都算不上。但是，苏辙却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原本好的政策一旦实施起来，各级官员必定会从中搞鬼营私，任何法令都无法禁止。

改革的结果被苏辙言中，其实也是当代中国并不陌生的现象：再好的政策到了下面就会走样，结果和初衷往往背离。〈宋史〉对王安石的描述偏重于批评他的固执己见和刚愎自用，王夫之基本上只专注于批评宋神宗的决定性作用（用现代术语来说是agency），把王安石看成是工具，存而不论，只有赵翼更多地注意王安石本人的作用（另一种agency），而且敏锐地感觉到了这里所涉及的制度和结构问题（用现代术语说是structure），而这个毛病，恰恰也是王安石的同时代人苏辙已经指出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官僚系统的严重腐败，如苏辙所言：“吏缘为奸”，在权力的上层和下层之间存在诸多层级，而越到底层，任意滥用职权病民以自肥的现象就越突出。这种现象不论用道德还是用法律都无法禁绝，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最大的痼疾。在这种情况下，政策的健康实施，只能依赖于官员个人自身的操守，如赵翼比较公正地评价的，王安石做地方官的时候，在他本人所能掌控的小范围内，可以让政策的实施不背离初衷。但他无法改变总体的政治文化氛围。

政策走样，不得不让人思考中国政治中存在的能量庞大的“无组织力量”。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中指出，“一旦机构腐败，执行政策的就是无组织力量本身。那么政策中不明确之处，就成为那些人钻空子攫取私利的依据”（1992，109）可以说是当代学人对中国历史的精湛解读。

正因为这种连皇帝都无法控制的“无组织力量”的存在，苏辙等不那么固执于理想的士大夫才会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还不如不改革。假如不搞改革，不折腾，那么任由民间力量自我调节, 虽然不完美,但也不会出大乱子（彻底改朝换代属于另一个范畴）。然而，一旦由政府的力量积极介入经济,社会领域，大力推进改革，不论目的是富国强兵，还是缓解民众的生计，其效果只能是把具体操作的权力更多地下放给底层的官员和小吏，实质上任他们胡作非为----因为是他们，而不是王安石，才真正最具体地代表“国家”。这部分人的贪婪和缺少道德底线一旦和权力结合，只能害民, 扰民，其最终效果和皇帝的初衷，和王安石本人的个人操守，能力，目标都不再有关。

如何从根本上遏制大多数基层官员的贪欲，在道德和法律两个层面上限制体制内如同细菌一样疯狂繁殖的“无组织力量”，或者“不规则现象”，以及遏制其根源：整个系统的全面腐败，才是中国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