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一个社科院学者谈中国

飞机上看到前面一排坐着一个中国人，读着本《浮生六记》，心下想，居然还读这么古典的书，大概是从国内刚来的？飞机到了，二人目光交汇，像对上暗号：“中国人?” “中国人。”

出了机场两人打了一辆车，因为去开同一个会。在车上问他，你什么单位。
“XXXXXX所。”
“听说过。你们的主管部门是...”
“中国社科院。” 

“噢...你们社科院左得要命嘛” ，我调侃他。他的话匣子打开了：“院长XXX，曾是XXX的秘书...” 他摇头，说院里曾指派他写一篇批驳华东师大杨奎松的文章，被他拒绝了。

慢慢越聊越多，讲到他母校的那些老一辈大学者，他充满崇敬。不过没有想到他对国内竟然如此悲观。经济过几年就会出大问题，他说，老百姓的生活当然也不能说没有改善，但是谁去考虑代价呢? 在他的南方老家，河流已经污染得不成样子。北京现在污染得非常严重，主要还是因为河北的工厂。（那为什么不把这些工厂关闭呢? APEC期间就短暂地做过）不可能的，他说，归根结底，中国的经济发展还是很初级，很粗放的，这些工厂再污染，对地方经济的意义也很重要。（中南海不也在北京?）他们关闭门窗净化空气啊。中国很多政策，在外表看固然是一回事，但内在完全有另外一套隐藏的动机和背景，普通人是不知道的，他又说。讲到中产阶级，他说，以前还提这个概念，现在也不太提了。邓小平，他说,  投机又自私...另外还说了很多，也不必一一记录了。

在你的周围， 像你这样的人，这样看问题的，多吗？我忍不住问。不多。他毫不迟疑地回答，我经常和朋友辩论。不过，现在的知识份子严重堕落，他说。

感觉他是一个内心多多少少怀着理想主义情结，很深的关注，和批判意识的中年人，这几乎是七零后这一代人身上若隐若现的某种特征，因为这一代人毕竟成长在一个最好的时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他也低调和现实地隐匿在北京的人潮人海中，他自然明白，如果他这样的倾向自由发展，只能丢掉翰林院的饭碗。不过看来他还没有这种打算，也不必有。

“我能不能读一下你的文章”？我问他。

“都是垃圾”，他说。

过后我真的搜索了一下他。很容易，被他所称为垃圾的文章纷纷蹦出来。其实我也不想说它们很垃圾，只能说，很正式，很正经，很官方，很官样，体现出一种吃着别人的饭，涮着别人的锅的敬业，和他聊天时讲的内容和体现的价值取向完全不同。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余英时先生说，“许多人说中国的知识人都有几种语言，一种是官方的，是一种应付的方式，一种是私下说话的，还是照旧。”

突然想到此君，不免心有所感。

（注：记录个人经历只为自娱，无意参与无谓争论，也不会回复所谓悄悄话。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