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底和12月初，机缘巧合，竟有机会第一次来到台湾，观察了“九合一选举”全程，并和不同阶层和政党的人士直接交流，虽然浮光掠影，谈不上一个系统的研究，但作为亲身体验的记录和感悟，即便错误在所难免，倒也不妨作为资料留存。
台湾的政局已经形成了两个主要政党你上我下的跷跷板游戏，但在台湾的各种交流，包括和计程车司机的聊天，都反复强化一个印象，即两党之间的界限并非十分鲜明。这一方面是因为作为现代民主体制下的竞争型政党，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刚性政党”，而成为一种选举机器，或者松散，“柔性”的政治俱乐部。党员可以退党，可以改变政党所属关系，可以批评自己所属的政党，也没有义务必须在竞选中支持自己政党的候选人。和笔者交谈的司机明确地说，民众在选举实践中，并不注重党派意识形态，而更看中候选人的政绩，表现，个人魅力，以及其提出的政策对自身的利益的影响。据笔者观察，在这一过程中，候选人的实际政策常常会让位于个人魅力。一方面，所有候选人都会作出一些美好，但未必能真正兑现的政策承诺以争取选票，另一方面，很多年轻选民未必有耐心去认真研究和比较候选人提出的具体政策。他们很可能依靠从媒体或者日常经验，甚至从直觉获得的印象去投票。“政治素人”柯文哲根本没有任何从政经验，但笔者在台湾（包括离台的航班上）接触到的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此人极其聪明颖悟。在这种情形下，投票者对于个人魅力这一变量的倾斜就会压过对于执政经验和理念的关注，而愿意给“素人”一个机会。同时，柯文哲本人也表现出一些新颖和健康的行事方式：比如以无党派的形象出现；并在选前象征性地“推倒”一面寓意两党对峙的纸墙；一旦筹款目标达到，就宣布停止募集捐款；使用互联网接近青年选民，而避免把大量经费无谓消耗在平面和电视媒体上等等。
诚然，一个没有行政经验的人，无论多么有吸引人的特质，都不能担保其真正成为一个合格的行政长官，但民主制度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假如柯文哲最终不能胜任市长一职，自然不可能连任。可以说，民主制度的初衷原本就不是要选出在绝对意义上最优秀的人才，而在于1，给予民众一个自由选择和被选择的权利和机会；2，给予民众一个循正常合法途径更换不合格的领导人的自由。这也类似婚姻自由的意义：婚姻自由绝不担保给任何人找到最优秀的伴侣，也不担保最稳定的婚姻，但是它担保进入婚姻的人一开始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后来有更换的权利。这样，不论自由婚姻在现代社会中实际上是如何不稳定，也没有人愿意再回到既省事又稳定的包办婚姻制度中去。
民主制度还必须默认,受教育程度再高的选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庸众”。他们会被“忽悠”，会误解或许道德高洁，或许眼光超前的领导人，例如韩国的卢武铉，或许，今日台湾的马英九（我不够资格评价他，但确实听到他可能超越时代这种说法，姑妄听之）。然而，假如我们还有可能拥有了一个超凡魅力领袖，让这个超人般的领袖以自己的魄力迫使庸众闭嘴，按他指引的方向前进。这种情形，或许有英雄崇拜情结的人会倒地便拜，山呼万岁，但任何理智正常,了解现代民主的人，在面临选择一个平庸的领导人还是绝对跟从一个貌似完美的绝对领袖的时候，都必然选择前者。因为一个民选领导人的平庸是真实，看得见，也可以批评的,而所谓的智勇双全，无所不能，那样的完美领袖不过是虚假的幻像，只有头脑幼稚的人才会去相信。
此次参与台北市长竞选者共7人，除了最引人注目的柯文哲和连胜文以外，有一位出生于1936年的老人赵衍庆值得一提。此老为山东籍，曾为流亡学生，工程师，计程车司机，其学历，背景，年龄均无任何优势，公布的政见也显得搞笑，例如包括“建造实验室供市民研究实验来日当有爱迪生居里夫人出现。”他宣布“不收政治献金，不收物品和金钱”，唯一的宣传手段就是戴着假发，穿着唐装在电视上唱山东小调。但是，电视台照样为他配备手语翻译，由于他的山东腔浓重，竟还特地找到另一位原籍也是山东而又会手语的女士来翻译。老人显然不可能当选，但笔者在开票当日看到，他也获得一些票数。按选举法规规定，候选人需要交纳保证金，如果票数达不到一定比例，保证金不再退还。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由于候选人资格基本不设立门槛限制，保证金可以防止纯粹持游戏心态的人浪费公众资源。
对于仍在逐渐试验和完善的民主制度，观察者其实不需要怀抱过于完美的心理期待甚至用精神洁癖的眼光去挑剔，认为每个年轻选民都必须非常认真，成熟地从政策和理性的层面去选择候选人（怀这种心理期待的人好象不少,其实太过书生气）。无法避免的现实是，在今天这个高科技和娱乐致死的社会里，选举政治也多多少少带着娱乐的色彩，而这种色彩在情感丰富的东亚社会里比冷峻的西方文化中更为明显。例如，台湾“九合一选举”中的候选人不仅要站在敞蓬车上终日招摇过市，扫街拜票，感动支持者，还都或多或少地运用过一些电视选秀节目的常见的手段：1，悲情牌：配偶出面，痛说家史；2，名人效应：举办大型选前之夜晚会，大佬站台，歌手献艺，现场激光束和荧光棒交相辉映，让人分不清是政治活动还是一场音乐会。在这种全民狂欢的气氛下，选民的非理性的情感因素必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变量。有时候，下了一场大雨，选民不想出门也可能影响选举的结果。对于一个冷静的观察者来说，承认民主制度实施过程中非理性和偶然因素的存在，评估其影响才是一个现实的态度。
以平民意志为依归的民主制度运作过程中的过度世俗化，缺少崇高理想和道德价值的问题已为中国大陆新儒家政治思想家蒋庆所批评。他的批评也可以说是不无道理的。
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另一些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现象还包括地方议员和基层公职人员，如里长，经常不得不协助调解所在地区选民的家庭纠纷和私人事务。这些在西方文化中属于“私”领域的事情，在东方文化中，仍然被潜意识地认为可以由地方政治人物以“公”的身份解决。也就是说，中国传统心理中“父母官”的角色，即便在已经实现民主化的台湾，也依旧存在。另外，贿选行为在一些乡村地区和中国人习惯的人情，送礼似乎有纠缠不清的关系。因此，在批评和防止贿选行为的同时，关注这些行为的特定文化背景也是必要的。
在诸多非理性的因素之外，理性的制度设计和运作实施毕竟还是首要，并起着根本作用的。尽管选前造势可以非常狂热，也不乏相互攻击，但整个投票，开票，计票过程基本可以做到公正，公平，和公开。在投开票所里，每一个合格选民（20岁以上）凭身份证和印章领取选票，秘密投票结束后，投开票所开放供市民参观（监督）唱票过程。唱票时每一个票箱由四名工作人员负责，一名工作人员从票箱中拿出选票，交给第二名工作人员向现场公众亮票，并大声宣布X号一票，再交给第三名工作人员把选票放置于桌面。另一名背对观众的工作人员负责重复念读一遍，并在白板上候选人的名字下的方格内画“正”字。为便于准确识别候选人，选票还印有每位候选人的头像。每个选区的票数上报到市下属的区一级，再由各区汇总到政治上中立和超党派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委员会的计数在大屏幕上实时公布，现场允许国外观察团和记者出席。选举结束后，胜选和败选的候选人都会发表感言，相互致谢（如果这是“做秀”，那么此前的相互攻击抹黑也应该看做是一种“做秀”），败选一方往往会自责没有做好。按选举法规规定，所有选前造势活动都必须在正式选举前一天晚上10点准时结束。按笔者在现场的观察来看，台中市长候选人林佳龙的造势晚会虽然现场气氛高潮迭起，激荡人心，但的确在10点准时落幕，观众秩序井然地退场。另一条规定是，所有竞选户外海报，招贴在选举结束后都必须撤除。另外，选举法规对于如何保障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当选都做了明确规定。
这一过程大体的平和，理性，有序，在笔者看来，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台湾较高的教育水准。在目前的台湾，大学的录取率已经达到97%。很多参选人和助选人都有在国外受研究生教育的经历，更值得注意的是，来自两党的大量参选者和参与助选等政治活动的人都受过系统的人文社科，如政治学，社会学，中共党史，或跨学科的中国大陆研究等训练，有岛内或英美名校的硕士乃至博士学位，一些人甚至做过大学专任和兼任教师。这部分人对于西方民主理论，国际局势，大陆政情，中国历史等都十分熟悉，说话的逻辑性和深度令人信服，其知识结构乃至个人性情都适应于从事理性和温和的社会运动及选举政治，也能够对民主的理念及其与实践的契合进行深入的批判思考，对于选举本身的胜败则不会耿耿于怀。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一个高度技术化和商业化的社会里，从政也为人文社科背景的人提供了另一种职业选择。
然而，笔者指出教育水准，尤其是人文社科教育和在民主政治运作中的重要性绝不意在暗示教育普及是民主的先决条件。台湾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逐步推行基层选举，民众对选举并不陌生，当时的教育水准远未达到今日的程度，其间也并不少国民党的黑箱作业，但这一过程持续推进，最终水到渠成。应该说，较高的国民教育程度是最终实现高质量的民主化的一项充分条件，但并非追求民主的先决条件。民主只能在逐步实施中完善，而这一过程和国民教育程度的提高，信息的公开化和多元化是可以同时并行，相辅相成的。大陆同胞对于台湾立法院打架印象最为深刻，但据台湾朋友说，这些都是故意在媒体面前“做秀”，远非立法院工作的常态。
台湾民众又注意到，在传统的三权分立，以立法机构监督政府的架构之外，还存在立法机构本身也需要监督的问题。这一工作，正在由逐渐兴起的，超越党派的非政府组织承担。对候选人政见的审慎分析，往往也是由非政府组织约请专家和学者进行。如“高雄市公民监督公仆联盟”不仅视监督政府和议会预算资源分配为自身的任务之一，还在选前对竞选高雄市市长职位的两名候选人杨秋兴和陈菊在七个政策项目（产业转型，青年就业，财政困境，环境污染，公共托育，老人照顾，公民参与决策）下进行了评分，并提供了详细的书面点评。参与评估的共计有35名各领域专家学者和一个非政府环保组织。作为NGO，“高雄市公民监督公仆联盟”本身则禁止公职人员和党务人员加入，并宣布不接受政府补助，和政党及政治人物捐款。与此同时，公民教育也开始正式进入台湾各大学的课程。这些趋势，体现了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的逐渐成型。
即便是外来的观察者也很快就会发现，国民党在今日台湾是很不受待见的。笔者至少很少听到针对民进党的批评，但针对国民党，不必说国民党以外人士，即便是国民党党员，党内的工作人员也都怨声载道。这些批评集中在几个方面：1， 国民党拥有庞大党产，而且其价值和政策取向代表“权贵阶层”和“财团”。尽管国民党人士对此加以否认和辩驳，但始终难以改变该党在民众中的形象。在国民党过去几年的执政中，普通民众所切身感受到的工资水准体现不出GDP 增长，房价过高，食品安全问题都被推倒国民党头上。固然，这些问题中有一些可能是经济的结构性问题，换谁上台都很难彻底扭转，但现代政治问责制必然要求执政党负起政治责任；2，国民党内斗频繁，组织涣散，缺少执行力。尽管有人可能误解现代政党内部完全可以个人自行其是，但作为一个组织，一定程度的协调和凝聚还是需要的，否则基层党员对党就更加离心离德；3，国民党在和民进党的舆论战中完全处于弱势，把握不了“话语权”。在台湾，民进党掌握大量支持和同情其立场的媒体，而基本上没有一家能正面表述国民党理念的媒体。对此，一些国民党党内人士看在眼里，但也无可奈何，心态几近自暴自弃；4，太阳花学运标志着台湾新一代年轻人政治意识的觉醒，但是大量的年轻人却自动地加入到民进党的阵营中，以至在民进党的活动中可以看到大量年轻，有朝气和活力的面孔，而国民党人，不论是党工和支持者，则都以中老年人居多。年轻人对此的解释是：国民党起源于中国大陆，而民进党发源于台湾，在民主化本身必然意味着本土化，放弃宏大叙述的背景下，民进党的历史显得更有本地相关性和更多的情感因素，徨论国民党还有制造白色恐怖的前科；另外，国民党给予在物质上一无所有的年轻人一种不接地气的，腐朽颓废的资产阶级和财阀的印象，而民进党则显得蓬勃，有朝气，有理想。这从竞选现场的一些细节也可以看出来，例如很多年轻人为民进党助选（国民党人讥讽他们不过是在打工，和在麦当劳打工无异，但笔者通过观察确信这些年轻人的激情是真诚和发自内心的）。民进党可以把候选人设计成各式公仔，做成贴纸，显得活泼可爱。打个比方，国民党如同一家老店，虽有一定声望和大量资源，但积重难返，也不知如何吸引年轻顾客，甚至在逐渐放弃年轻人这个最有希望的市场，而只依赖正在日渐凋零的老员工和老顾客，但民进党却给人一种有理想，有朝气，有活力的感觉，甚至能吸引具有左翼情结，崇拜格瓦拉的青年人加入。这些青年认为，民进党代表了中低层人士和青年人的呼声。
在这里，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在民众眼中的区别，已经不完全是在统独议题上，更在于代表了社会阶层的上下两极分化和潜在的对抗，也代表了代际区隔。或者说，在目前台湾内部的政治光谱中，国民党类似一个强调自由市场和经济发展的右翼政党，而民进党则类似一个强调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左翼政党,在某些方面甚至很象当年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后者显然占据了某种道德高地，更容易吸引本身就对分配不公，前途不明倍感愤懑的青年人群。笔者与之交谈的一位较年长的台湾电信公司副总则指出，陈水扁弊案虽然对民进党的声誉造成了很大打击，但国民党执政后对于陈水扁本人的长期监禁，拒绝其保外就医却又让民众同情的天平向陈倾斜，而让国民党最终在道义上丢分。用这位副总的话说，马英九“胜之不武”。至于他对连胜文以及连家三代的不满不屑，就不在此转述了。
国民党尽管骄傲于自己的悠久传统和历史功绩，动辄夸耀其成立于1904年(兴中会),也抨击民进党搞“台独”，自身目前却提不出，或不敢于提出任何正面的目标和价值。原本，针对“台独”，国民党似乎可以提出“统一”，但在本土化趋势越来越强的今天，国民党也明白，选民对于“统一”这一议题根本没有兴趣，提出“统一”不仅无助于国民党赢得选票反而还有反作用，因此也只能闭口不谈。（“行政院大陆委员会”2014年7月进行的一项民调显示，主张“尽快统一”的受访者最多只占全部受访者的4.2%，主张“尽快独立”的受访者也不超过总受访人数的10.3%。占压倒多数的人选择终极目标可统可独,或干脆永远不变的“维持现状”）
在台湾访问期间，看见电视上播放一则国民党制作的宣传广告，意谓因民进党杯葛与大陆签定自贸协定，导致韩国从中得利，因而“韩国在偷笑。”这则广告反映了典型的国民党思维方式，即以发展和大陆的更紧密经济合作作为自己的唯一强项，但其效果可能并不理想：首先，片中传达的意涵针对第三方,容易引起韩国的反感；第二，强调和大陆的经贸联系并不能真正抓住年轻人的心理，反而可能加剧他们觉得国民党只知道经济利益，缺少道德理想色彩的负面印象；第三，很多台湾青年并不认为自己从两岸经济往来中受益。更有甚者，他们把两岸关系不恰当地比喻为两性关系，认为大陆是个穷得只剩下钱的土豪，想用金钱征服台湾这个少女，而不管这个少女真正想要什么。一些二十多岁的激进青年甚至认为，大陆游客赴台“自由行”只有利于少数和旅游相关的行业，但在同时又降低了台湾的旅游品质。
当然，更为冷静和长远地看，善于宣传和营销并不一定意味着真正有能力，有责任和有远见，会“造势”未必等于会“做事”，民进党的很多候选人事实上也有雄厚的家族产业作为支撑，而拒绝“财团”，是任何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执政党都不可能真正做到的。但现实是，这样的姿态和运作本身的确会更为成功，至少是自我营销方面的成功。
就“台独”概念本身来说，由于大陆《反国家分裂法》的震慑，民进党已经不再公开宣扬这一理念，而是采取了一些较为隐晦的策略。例如，把独立变成“台湾的未来由台湾人自己决定”这个颇有煽惑力有似乎有道德正当性的说辞，同时，在叙述台湾历史的时候，刻意模糊清朝和日本统治台湾的性质之间的根本区别，把阳明山一个旅游景点的文字解说中，清朝对台湾的统治被称为“清领时期”，日本殖民时代则称为“日领时期”，使得二者都成为同等的，一先一后的外来政权。然而，这段文字的英文翻译，却把“日领时期”写为殖民时代：colonial period，对清朝却不用colonial 这一措辞。这表明，英文部分反映了正确的历史观，但中文部分却刻意地进行了误导。对这一点，国民党背景人士直指是民进党执政时期进行的篡改。
在台湾也听到了各种声音。较高的参选率（此次台北市长竞选的投票率为67%）背后，也有一股政治冷感在涌动。一名观选的台北市民把自己看做一名旁观者，有学生对候选人之间相互抹黑已经感到厌倦，一名起早摸黑，但月收入只有二万台币的司机说两党其实都一样，盼望大陆企业来台湾提高工资。另一名司机则对大陆的超大人口规模和诸多现实问题，以及民主化在大陆的特殊困难表示非常理解，同时对台湾在经济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逐渐边缘化表示担忧。他说，假如大陆再这样继续发展下去，再过50年，不要说台湾不想统一，就算想统一，大陆也未必对台湾感兴趣了。
总之，在台湾的观感虽非尽善尽美，例如存在党政不分的情形，监察，考试二院有名无实等，但仍然可以感觉到，在政治体制，制度设计，民主意识和实践，民众的信息来源，知识结构，公民社会的成熟程度，参政议政的热情和程度等诸多方面，台湾都已经远远走在大陆的前面。尽管大陆有超强的国力，雄厚的经济基础，庞大的市场，却难以对“民智”已经开启，且已经进入“民治”时代，心怀“理想”的台湾青年一代产生向心力。加速整合反而还会对因为大陆的庞大和台湾的狭小之间的不对等而造成恐惧和疑虑。因而，两岸关系的改善，似乎并不被大多数选民认为是一件特别的功绩，也不情愿走近得太快。事实上，台湾民众和青年对大陆的情况并不陌生，甚至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不少人都在学校里学习过和大陆有关的知识，因种种机会访问过大陆，接触过大陆来台学生。笔者与之交谈的一个台北普通青年警察也对大陆警察的警衔，公安和武警的关系颇为熟悉，但在另一方面，“了解”并非万能，“交流”不可迷信。信息的流通和人员的往来，并没有能如预期的那样减少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价值观和根本制度—的隔膜。
台北的国父纪念馆里，孙中山先生的坐像神情凝重，目光忧虑，望之令人肃然，怆然。基座上所镌刻，却非先生手定之三民五权，军政训政，而是先生手书之蕴涵中华远古政治理想的《礼记·礼运》中名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融会古今中外文明成果的拳拳之心可鉴。
台湾民主在含有诸多反民主自由因子，却又不乏公平正义理想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以救国强国为主题的中国近代历史框架中发展而来，即使从台湾解严为起点，也不超过30年，以第一次政党轮替看,不过十来年。成就来之殊为不易，论者可以批评，但不必总以美国作为至高标准，更须珍惜其在华人世界里的长久价值。(图: 台中市长竞选造势晚会上观众聆听蔡英文演讲,博主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