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香港东江纵队

在关于抗战史的研究中，香港抗战史似乎一直处于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既非国民党抗战的战场，又非共产党的主要游击区，更因为港督杨慕琦在1941年底的投降，而显得和抗战更无关联。或许，一般读者提到香港和抗战的关系，可能会率先想到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或萧红在历史转折和个人命运戏剧性的夹击下的不幸陨命。陈瑞璋先生的《东江纵队：抗战前后的香港游击队》》（以下称《东江纵队》）一书，则以历史学著作的形式，完整地再现了“东江纵队”这支世人有所耳闻，但未必熟知的队伍在香港积极抗战的历史。此书对于了解香港历史，抗战历史，乃至中共党史及中共的对外关系史都提供了一些难以替代的过程，细节，以及独到的解读。尤为令人钦佩的是，作者陈瑞璋是香港政府一名政务专员，并非学术界的职业学者，其学术驱动，源于其父辈在抗战时期英军服务团的经历，自己本人和一些东江纵队的私人交往，以及更为重要的，保存一段历史的责任感。
 

《东江纵队》一书中，对于抗战的观察视角从国内的主战场转移到了香港和东南亚这个边缘地带，并突显了港人和东南亚华侨的爱国热忱。作者指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每年的周年纪念日，香港市民每年都举行各种抗议集会，以纪念他们所称的国耻纪念日。”（页15）从1936年到1937年，很多香港的大中小学生积极募集资金，组织抗日爱国活动，筹得的款项通过宋庆龄的有关渠道捐赠给新四军和八路军。（页15）按书中的记叙，三千多名香港爱国青年最终被整合成为东江纵队这一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游击队。作者指出，到三十年代中期，在香港已经有650名共产党员接受“共产党香港市委”的直接领导，其中包括1934年入党的澳大利亚华侨子弟，后来的曾生将军和建国初期的广东地方领导人方方。（页20-23）从组织领导体系看，方方直接向领导中共南方局的领导人周恩来负责，而曾生则接受经由在港的廖承志转发的来自延安的指令，并在1940年根据指令把队伍名称正式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页27），但纵队和共产党之间的隶属关系迟至1943年12月2号才由纵队公开承认。（页36）抗战结束后，东江纵队完成历史使命，主力于1946年撤往山东，其在港的联络处改为新华社香港分社。（页105）
 

本书还揭示了中共和港英当局的往来和微妙关系。经周恩来在1938年和英国驻重庆大使谈判，中共获准在香港成立一个新四军和八路军的办事处，由廖承志领导。1941年10月，港英警方政治部头目主动和廖承志接触，提出请求中共领导的香港东江纵队和海南琼崖纵队配合英方破坏日军机场和军事设施，但英方同时声明，他们的要求只限于军事合作，并不意味着在政治上承认廖承志的地位。共产党方面则借机讨价还价，要求英方为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乃至新四军提供武器和医疗用品。这笔交易最终因为珍珠港事件的爆发而未能如愿。（页29-30）但在1942年初，英国军情九处下设的英军服务团在桂林成立后，很快就开始和东江纵队合作营救英军战俘。事实上，英军对于中共游击队的热忱和效率表现出了极高的仰慕，而对国民党政府正式承认的游击队印象恶劣。（54-55页）到1943年底，东江纵队控制了整个九龙半岛，其强大的影响力和情报网使得英军服务团更加依赖纵队的指引和保护。（页60）但是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纵队和英国方面的合作并不完全顺利。一方面，英国极力想要避免得罪作为盟友的国民党政府，而另一方面，由于多次军事失败，英国在国民党眼里地位也并不高。（页75）日本战败以后，英国重返香港。此时，东江纵队已经填补了日军留下的空白，成为唯一控制香港的军事力量。此时，英国在香港的军政府要求东江纵队负责维持治安。作者陈瑞璋的访问表明，当年的英军上尉和战后的新任九龙和新界理民官彭德（K.M.A Barnett）在四十年后仍然对东江纵队的勇气，牺牲精神，及其与英方合作时的礼貌和理智赞不绝口。（页96）香港政府也对于曾经帮助过英军和香港抗战的新界村民和前纵队成员进行了慷慨的金钱奖励。（页102）
 

在东江纵队的运作策略方面，作者指出，日本军事当局对沦陷后的香港的管制存在不少空白区域，对于英国当局本身就管理松弛的新界地区，日军更无法完全控制，其划定的行政区也只覆盖港岛和九龙，这导致东江纵队在1942年得以进入和掌控新界这一大后方。由于新界有大量客家人口，而东江纵队成员中大部分也是客家人，纵队在新界的活动更加如鱼得水。（页35-36）为了发动群众，东江纵队利用歌舞表演的形式宣传爱国主义，却不强调共产主义，并在已经承认了和共产党的隶属关系以后仍然在公开文告中强调自己爱国和超党派的一面（页79）。同时，针对新界当地的特殊情况，纵队镇压当地恶霸和土匪以赢得人民的支持，甚至借鉴共产党在各根据地的做法，采用开村民大会和 “倒苦水”的方法（页68）动员民众，甚至在其控制区域发动减租和土改（页81）。利用当地的网络和交通线，纵队还成功地帮助著名文化人如茅盾，邹韬奋和戈宝权经新界返回内地。（页43）东江纵队的另一些政策也体现出当时共产党的特征，例如对普通土匪和日本战俘的宽大处理，和针对日本战俘的反帝和和平教育等。（页61）作者研究的另一个要点是东江纵队的经济来源。他指出，抗战期间，纵队控制了香港和珠江三角洲之间百分之九十的贸易，并征收进出口关税，还对进出口货物提供运输。（页63）到1943年底，东江纵队已经发展到五千兵力，并拥有报纸，电台，野战医院等设施。（页72）
 

然而，从全中国的抗战格局和中共的扩张版图来看，香港，以及广东全境，仍然处于边缘位置。这一事实有助于读者思考广东在建国以后的独特地位。作者指出，东江纵队的最高政治领导人方方在1945年撤离香港时其军衔仍不过是少校，仅仅为了在和国民党的谈判中获得对等地位，才被火速晋升为少将。（页112）国民党政府对其作为盟军一部分的地位，很长时间内并不接受，而把纵队看成土匪（页122）。在整个国共内战期间，广东省没有共产党的正规军队，只有游击队。但是另一方面，中共在香港的组织又长期为越南和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干部培训。（页132）对于试图获得一个更为全面的抗战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的读者来说，把视角从延安转移到香港，可能会看到一个很不一样的历史场景。
 

作者陈瑞璋对东江纵队历史的叙述不可避免地进入到另一个层面的思考，这就是对建国后广东 “地方主义”的重新评价。作者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广东和福建两省由于其地理位置和与外国的密切联系，对于定都华北地区的政权往往有很强的独立倾向。另外，东江纵队的特殊历史背景，使得其生存和壮大必须依靠当地居民的支持，和南京政府及北京政府都有某种程度的疏离感。
 

检视东江纵队有关领导人的背景也会发现，不论是方方，曾生，还是袁庚，黄作梅，都不属于党内最主流的派系。在此，笔者试图大致勾画一下中共在长期革命中形成的一些彼此也重叠交织的主要山头背景：1，曾经留学法，俄的领导人如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陈毅，聂荣臻等；2，黄埔军校毕业的将领如林彪，徐向前，陈赓；3，通过发动起义和在传统的老区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崛起的领导人如毛泽东，贺龙，彭德怀，高岗，以及追随起义领导人加入红军，并在战争中逐步成长的将领；4，通过延安整风而崛起的白区地下党系统领导人如刘少奇，彭真。广东，海南，和香港地区的主要领导人冯白驹，古大存，以及上面提到的方方，曾生，袁庚，黄作梅等人在这一图谱中都处于相对外围和与重要领导人缺少特殊的个人渊源的位置。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一部分人与外界的交流接触较多，对地方的特殊性有深入的了解，教育程度也相对较高，因此他们在建国后倾向于采取一种较为开明的政策，力图避免极左倾向。例如，方方特别强调在土改过程中要保护华侨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利益，（页139）而袁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中国改革的先驱人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建国初期，很多广东干部都反对暴力斗争，主张“和平土改”。（页140）显然， 广东干部这种温和的“右倾”导向背离了毛泽东所追求的暴风骤雨般的社会改造及政治教育效果，如本书指出，“到1950年11月中旬，毛泽东对（广东）土地改革进展情况已显露出不耐烦的迹象，并亲自介入。”（页142）这一介入所直接导致的，就是毛泽东派遣自己所信任的，态度激进，手段严厉的陶铸入主广东。
 

在新中国政治版图上处于边缘的广东从此必须接受“南下大军”的规训，有地方游击队背景的广东领导人被指责为“思想不纯。”（页143）1952年6月，叶剑英和方方受到毛泽东的当面批评，曾生被严厉警告。毛泽东明确指出广东干部犯了所谓的“地方主义”错误。从1955年起担任广东省省委书记的陶铸不仅无情地推进土改，镇压地主，积极打击广东本地干部，并率先鼓吹和制造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页150），最终，由从1978年到1980年间主持广东工作的习仲勋委婉地承认了陶铸当年的左倾错误，并加以积极纠正。
 

本书作者通过史料挖掘和访谈，重构了一段不太为人所知，但又十分重要的历史，其视角是立足于地方，甚至边缘的，这一点尤其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