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延麟：《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
对邓小平的了解通常集中在文革爆发后以及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包括对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的处理和南巡等重大事件。由于文革前十年中刘少奇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显赫地位，邓小平的作用往往被忽略。[1]除了在毛泽东设置一线二线之后邓小平被推向经济工作的前台，其配合刘少奇施行的略微宽松和开明的国民经济调整外,他在其他事件如高岗案，反右，大跃进，中苏关系这些重大事件和决策中的作用也常常因人们聚焦毛泽东和毛刘关系而被掩盖。傅高义（Ezra F. Vogel）在其名作《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中,也没有按照惯常的政治传记写法，从头到尾铺陈传主的一生，而是“厚今薄古”，把全书绝大部分的篇幅集中在1978年及之后的邓小平。在这一意义上, 傅高义的著作正如英文名所言：是关于中国在70年代末期以后至今的“转型”，或者如其中文版标题明示，只是“邓小平时代。”当人们的了解更加深入以后，则难免追问，邓小平除了开创自己的时代和作为毛泽东极端年代的受害者以外,究竟还做过哪些事情? 他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时代的角色究竟如何，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到底怎样？台湾的当代中国史学者钟延麟的《文革前的邓小平：毛泽东的“副帅”（1956-1966）》（以下簡稱《文革前的鄧小平》，引用只註頁碼）以极为广泛的史料和严谨的梳理、论证，完整地呈现了邓小平于1956 至1966年的十年间，在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任上所参与的重大活动, 采取的立场、措施,担任的角色，厘清了他和毛泽东以及其他同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揭示了邓小平本人思想演变的轨迹。对于历史学者和普通读者了解邓小平其人和中国高层政治运作，本书提供了难以替代的解读，其核心在于论证：邓小平在这一时期的作用和意义不容忽视。
一、本书的资料运用
本书的一大令人钦佩的特点是其史料的广泛运用。拜中国大陆目前依法开放地方档案之赐，在档案文献方面，作者得以运用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的文革前领导人讲话和报告。正如陈永发教授在序言中指出：研究中共高层人物最大的限制就是中央档案馆资料的对外限制,但是钟延麟先生在研究中看似意外地在省级档案馆里找到了很多原以为在中央档案馆才有的资料[頁x]。事实上，省级档案馆离并非仅仅只有和本省有关的资料。文件的下发和转发制度使得不少中央级文件和其他地区文件也可以在某一个省份的档案馆中见到，这也是在中央档案馆尚不开放的情况下,研究者们可以善用的一个路径。除此以外，作者还使用了地方志，海外收藏的中共档案文献，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所藏的英文资料，台北国史馆中所藏有关中共和大陆政情的文件，乃至英国国家档案。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获得并使用了新华社1956至1959年间的《内部参考》以及大量文革期间印刷的批邓资料汇集和红卫兵小报，更不必说正式出版的高层人物年谱、传记、回忆录以及相关中英文研究专著、论文—--作者几乎已将这些较易获得的一手和二手资料一网打尽。从此书的征引文献部分即可看出作者下工夫之深。
官方出版的回忆录尽管也存在陈永发教授指出的“千篇一律”的问题，但主要是在大方向上,以笔者的阅读体验看,对具体事情的记录和评判，不同的回忆录当中还是存在不少富于个人色彩的成分。比如,洪学智关于朝鲜战争的回忆中就指出，他完全不知道毛岸英为什么突然从躲藏的防空洞里跑回司令部的小屋并被炸死在那里，间接地否认了毛岸英有任何高尚的动机，反而暴露出毛岸英违反了关于所有人员在当天天亮后都必须隐蔽在防空洞的规定。曾志在《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的回忆》中就比较真实地记述了革命者的婚姻和私人生活,也暴露了毛泽东的一些个性特色，和毛泽东与贺子珍、江青的关系。《黄克诚自述》中对彭德怀的个性也有直率的批评。[ii] 回忆录的问题往往在于不能深入分析人物和事件，有时还常常“打哑迷。”以《黄克诚自述》为例，黄克诚讲述自己参加庐山会议的经历，提到“有位中央领导同志…以帮助我摆脱困境的善意，劝我对彭德怀反戈一击。”[《黃克誠自述》頁312]这位 “中央领导同志”是谁，大概只能是一个永远的迷，但假如迷底能够揭开，对于了解高层人物的性格和人品，定有帮助。
钟延麟所面临的另一个最大的考验，也正如陈永发教授所指出的,是“缺乏关于邓小平内心世界的个人资料。” [頁xiii]邓小平与其他中共领导相比,似乎缺少日记，自述一类文字。加上其刚毅缄默的性格，也甚少坦陈自己的内心世界。然而，研究邓小平与中国政治,又绕不开对其心理,动机和行为逻辑的分析。因此，研究邓小平除了史实以外，还只能从大量的外围材料入手，试图阐释其在特定环境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一些行为动机。这里的阐释是必须的,而合乎逻辑的“揣测”也无法避免，尽管以史学家的主观判断去分析邓小平的主观意图意味着双重的困难。林蕴晖先生在其序言中也对钟延麟的分析提出了自己的商榷意见，认为钟对邓小平的研究过于强调政治人物对“个人利害得失的考量”[頁xxv],足见在这些问题上是见仁见智的。
笔者在此也不得不对于钟延麟先生在引用和解读资料上的某些欠缺和粗疏提出质疑。钟著说邓小平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在人民公社问题上说“当然是跟主席走”，并评论说,这证明邓“唯毛是瞻”的态度(頁419)。笔者查阅钟延麟先生所引用的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一书,发现张著提到这句话是在页126，而非钟著脚注所记的页111-12。更重要的是, 《变局》的原文所说的是，邓小平列举了对待人民公社的几种不正确态度--或否定，或应付,或急躁之后，认为毛泽东的“重视他,爱护他，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一态度在四种态度中是正确的,当然应该跟主席走才有希望[《变局》页126]。这说明,邓小平认同毛泽东既承认问题,又爱护的态度,而钟延麟书中单摘出一句“当然是跟主席走”就得出邓无原则地“唯毛是瞻”的结论，显然有断章取义，急于推出既定结论之嫌。
二、邓小平的角色与毛邓关系
钟延麟在《文革前的邓小平》一书中首先聚焦邓小平担任的职务: 中共中央总书记。他指出，八大后由邓小平领导的中央书记处，成为毛泽东一手主导创设的党政军重要枢纽机构,既能直接插手国务院的工作,也能介入军队整风，同时具体执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贯彻毛泽东的意图。这样一个要害部门，毛泽东何以属意邓小平掌控？钟延麟的分析认为，邓小平首先是具有完整的履历：留法，创建红军，在抗战和国共内战期间均立下汗马功劳；其次是其卓越的才干，中共建政后，邓以“大刀阔斧，铁腕作风”底定西南；另外，邓因在江西苏区被打击而被毛视为自己的门徒，并和毛形成“庇护与扈从”关系；而邓小平“坚强的组织纪律性”尤受毛的激赏。但是仅仅有这些因素仍嫌不够，按钟延麟的分析，在毛泽东方面，最重要的是他需要在原本用以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的高岗倒台之后再找到一人来继续“对刘少奇与周恩来的权力加以制衡。”[頁27-28]事实上, 邓小平早在1952年就曾在周恩来访问苏联期间代周恩来行使政务院总理职权，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充分信任在高岗的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体现。[iii]显然，在毛泽东的头脑中,既有对邓小平的欣赏和信任，也有以邓小平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政治谋略，毫无疑问,毛泽东对刘少奇和周恩来防范甚深，而对邓小平则放心得多。与此同时我们也当看到，毛泽东在1955年把邓小平和林彪两名少壮派同时补选进政治局的举动，一方面有培养接班人的意图，另一方面也暗藏让邓和林相互较劲的目的。
钟延麟引述毛泽东在推荐邓小平时所说的话,除了“才干”和“比较能办事”以外，还强调“他比较公道，比较周到，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頁31]以笔者看来,毛泽东称道一个人聪明能干英勇并不足为奇，因为他的身边早已聚集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但是要让毛泽东说一个人“厚道，使人不那么怕”却并不容易，因为厚道不是对能力的评价,而是对道德品质的评判，更容易出自真心而非恭维，也更严苛。毛泽东所说的“怕”其实无非是执掌最高权力者的偏执和猜疑。这句话暗示毛泽东身边的战友、同僚、下属中大部分让他猜忌和防范，他真正信得过的不多，这也正是他发动文革的心理动因之一。毛泽东还曾当面对彭德怀说,“老总,我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听闻此言的黄克诚顿感“主席对彭顾忌之深。”[iv]能被毛泽东在一篇讲话中两次称赞为“厚道人”和“比较厚道”[ 頁31]，足见毛在内心对这样的人是不太设防的,能得到这个评价的人,在高层领导中,除了罗荣桓和邓小平以外，恐怕为数极少。
钟延麟进一步指出，在总书记这一位置上,邓小平被赋予的权限是很大的，可以对大量对中央的请示报告进行筛选，过滤，或自行决定。由于邓小平既是政治局常委,又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事实上既在决策圈，又在执行层，实现了钟延麟所称的“又议又行，议行合一”[頁37]。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中共党史中,虽然书记处设立的历史很长而且至今存在和运作，却只有邓小平任总书记的这十年有“总书记”这一头衔，可见这是毛为邓量身定造的一个抬高其身价的头衔。笔者以为，这个包揽党政军大事的位置也十分适合邓小平左右逢源的特殊身份：邓与毛的渊源如前所述，已是毫无疑问的铁杆毛派,他和周恩来又有更早的共同留学法国的友谊，和刘少奇虽然历史上的交集不多，但他在高岗倒刘过程中维护了刘的地位，在任职总书记期间和刘亦“合作得很好”（頁36，王光美語）。钟延麟又强调指出，邓小平在书记处内特别倚重和信任彭真，邓和彭配合得很好。然而彭真恰是刘少奇阵营的大将，文革序幕甫一揭开即被拿下。邓小平的“公道”和“厚道”，和隐藏在这两个词背后的为三大巨头共同接受的特性，使他成为三派的联结点，这是否有助于在某种程度上暂时弥合了毛，刘，周三人之间错综复杂和相互戒备,尤其在高岗事件前后十分微妙的关系,恐怕还有待新的研究。
处在这一中枢位置上的邓小平，按钟延麟的研究,虽为执行者，其实已经隐然凌驾于周恩来之上：“邓小平在中共政治运作上的地位，甚至比政府总理周恩来高。”因而，周恩来时常还需主动向邓进行汇报 (頁48) 。这对多数人对周邓关系的惯常理解可能是一个挑战，但的确更真实地再现了二人之间的互动。从这里也可以想见当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后，周恩来对邓小平的肯定和拥戴其实是早有根源的。在军队方面，黄克诚曾经写道，1958年邓小平受中央委托召集元帅开会，讨论军队高层整风问题,[ 《黃克誠自述》頁294] 已经可见邓小平凌驾于一众老帅之上， 而毛泽东之所以开展军队整风，是因为在匈牙利事件后，对军队高层产生不信任。钟延麟书中更明示，邓在这一年被任命为全军“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頁150]这些都足以证明邓小平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分量。在第三章中，钟延麟集中讨论了邓小平领导军队整风的过程。众所周知，这场整风的主要对象是刘伯承和粟裕，两名在内战期间与邓小平最为密切配合的高级将领。钟延麟的研究显示，邓小平的奉命参与升高了批判的调门, 而且对于粟裕的整肃极为严厉，按钟先生的说法，邓“在批粟问题上的角色和作用，根本不下于掌军的彭德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頁160-161]这里作者也遇到了笔者所说的官方资料“打哑迷”的现象，如“有人”指责粟裕是“大野心家，阴谋家才如此贪功，打豫东战役那样的大仗”[頁161]，或“有的人借机进行无限上纲以泄私愤”[頁162]等，按钟延麟的推理，抑或“揣测”，对于粟裕如此怀恨，而又能指出某一具体战役的“有人”,只能是邓小平。对粟裕的诛心之论假如的确出自邓，似乎印证了两人之间在淮海战役战功方面的心结和邓小平郁结于胸的“私愤。”我们暂时跳出历史事实,回到史学研究的话题，不得不承认,史学研究有时真如老吏断狱，是需要把证据汇集在一起,作出合理推断的，因为那些为尊者讳，遮遮掩掩，掐头去尾，欲说还休的部分在公开出版的史料中实在是层出不穷。但是，钟延麟在此似乎没有深度挖掘：为什么邓小平对于粟裕的攻击如此强力。须知，在高层斗争中杀伤力最强的莫过于指责对方是“野心家”，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攻击彭德怀即用此法一招锁喉，因为“野心”即有犯上作乱的潜在威胁，而“阴谋”是对人格的颠覆。假如把毛泽东称赞人时爱用的“厚道”和“老实”与高层互斗时常用的“野心家”对照,不难发现其间蕴涵最基本的中国宫廷政治伦理和游戏规则：绝对忠诚。
邓小平对刘伯承的处置显然也毫不客气然而又所不同，但这里的研究又面临如何解读历史人物的心理动因和潜台词的挑战。比如，批判刘伯承的时候，刘年老体衰，似不宜亲自出席，当面受辱，彭德怀虽然是批刘伯承的主将，但也表示刘不必亲身前来，然而邓小平一言九鼎：“刘帅能来出席比不来好。” [頁174]钟延麟的解释是，邓小平一方面揣摩和迎合毛泽东的心意，帮助毛泽东打击刘代表的一种在军事方面去毛化的倾向,一方面也要表明自己的立场，即绝不因为刘邓大军的历史渊源而袒护刘伯承。然而，语言表达常常可以是含混和似是而非的,很难确定“刘帅能来出席比不来好”这句话的意思究竟是为了实现上述这两个目的,还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保护刘，以免给毛一种刘以托病消极抗拒的印象。正如钟延麟稍后指出的,当对刘伯承的批判愈加升级的时候，邓小平开始“直接跳出来踩煞车。”[頁187] 钟延麟认为，邓小平不想因过度批刘而予人“趁火打劫”，独占二野军功的印象，而且内心对过度批刘也的确“于心不忍”， 加以刘伯承已经半退休,现实威胁不大。 笔者以为，这里的分析，结合了邓小平现实考量和做人良知的两面，比起邓小平自己只强调他对刘伯承的“保护”而言，更加复杂和全面 (頁194) 。但是对邓小平的态度这里的确存在臆测和过度解读的风险,毕竟没人能回答邓小平是否有过避嫌这类念头。好在邓小平毕竟还是有实事求是的优点。他在80年代初承认了“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无疑值得肯定。
笔者当年在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中读到“发落右派的各种原则和招式,可都是邓大人一手制定和操办的”一句，方才恍然反右和邓小平之间似有某种关联。[v]《文革前的鄧小平》第二章即详细叙述邓小平在此间的参与和部署，他指出，邓小平“高度参与和附和毛泽东的运动决策”[頁71]，可谓“主事在毛，成事在邓”，邓小平对反右运动的通盘掌握,在党内无人能出其右，而他对知识份子的态度也十分强硬。钟延麟推论认为,邓小平对反右的扩大化应负直接的责任,因为关于人数多寡的划定是由书记处甚至邓小平本人直接决定的，邓不仅直接决定某些个案，而且还多次给整个运动火上加油，推波助澜。更有意思的是,邓小平既支持前期的整风，又支持后来的反右，而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则一开始就不赞同毛的以党外批党内的整风办法。[vi]这倒真正给人一种邓小平“惟毛令是从”的印象，但以“庇护与扈从”关系模式看也是可以理解的。邓小平在1956年刚因为毛泽东的大力举荐成为“总书记”，即遇上“整风，反右”这一系列大事，即便出于报恩心理和自我表现的需要,都只能全力配合,而不容多想。多年后, 邓小平在自己的时代中,给予绝大部分右派平反，而又保留极少数不予改正,才是他最真实的态度。在这种为毛泽东效力，而且迷信毛泽东比任何人高明的盲目心态的驱动下,邓小平对大跃进的大力参与就完全不足为奇了。从制度层面看, 钟延麟指出，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把经济建设大权从国务院移交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随后邓小平对公社化、大炼钢铁都不遗余力地鼓吹，甚至强令农民按毛的意见深翻土地。钟延麟引述的原始资料显示，邓小平对于亩产七万斤、十万斤这类荒唐无稽的报告也大肆宣扬 (頁268)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对毛泽东大肆崇拜的气氛下，即使林彪在这次会议上对毛泽东的在后人看来过火的吹捧，在当时参加会议的人眼里,也不过是“大家都赞成”的“原则话。”[vii]
钟延麟也展现了邓小平后来和刘少奇在1961年后一同推行经济调整期间的思想和政策转换。钟延麟指出，邓小平在1961年毛泽东退居二线后的政策开始趋于务实，不但在工厂实施党政分开，也在陈云的影响下重视包产到户这一办法，对于被打击的干部也开展甄别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邓小平的政策表现出了改革开放年代温和理性路线的雏形，也正由于此，他和反省大饥荒的成因、在经济领域寻求宽松和温和政策的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人越走越近。钟延麟的研究指出，邓小平在1963、64年间对于刘少奇主导的社教运动十分热心,却冷落毛泽东热衷的三线建设 (頁439) 。似乎我们仍然需要分析: 邓小平在这一时期引起毛泽东猜疑的转向究竟又是由于什么因素？固然，如钟延麟分析的,毛泽东本人在大跃进失败,声望受挫后,一时心有余而力不足，也尚未找出明确的方向，从而给了刘邓一定的空间从事不同的政策尝试，但这只是外部条件，从邓小平本人的角度看,究竟是来自毛的压力减小后理性回归,确实认识到毛泽东的一套办法有问题,还是仅仅因为一二线的制度安排,作为组织纪律性超强的执行者去贯彻自1962年后全面接掌党政工作的刘少奇的意图，抑或是某种重毛轻刘的政治转向,其实很难说清楚。无论如何，毛泽东发现自己精心培养的接班人竟然和刘少奇越走越近，其恼怒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恼怒并没有彻底动摇毛泽东在此前已经建立的对邓小平的人格和政治素质的基本判断，所以终其一生从未将邓小平置于死地。
从后来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邓小平的一系列言论看，或许可以提出这样的假说： 在担任总书记之初，邓小平在国民经济发展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一套看法，很容易受当时气氛和毛泽东权威的影响，加之急于报效毛泽东所给予的地位和尊崇，更容易头脑发热，但是，邓小平毕竟有冷静和理性的一面，当毛泽东暂时退居二线之后，刘少奇和陈云的温和理性路线会对邓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也就是说，邓小平可以受左的影响，也可以受右的影响，这其实也类似1980年代，邓小平既受陈云、李先念等人影响，也受胡耀邦、赵紫阳影响的情形。笔者同意林蕴晖先生在序言中指出的, 不能把一切都看成权术和利益的观点[頁？]，更想进一步建议,把一些政策的左右摇摆看成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本身并未完全形成定见的邓小平的尝试、思考和反省。例如，对于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才能既发展经济,又不偏离某些原教旨的东西，确实是邓小平几十年中一直探索但直到1990年代方予以正式解答的理论问题。
如果说,在国民经济、反右、大跃进、社教这类内政事务的参与上,邓小平晚年都有一些直率的反省和自我批评,那么,他最坚定的方面可能就是在掌管中共党对党外交方面时候对国际问题的处置。《文革前的邓小平》第六章即专门研究邓小平在在一领域的建树，并充分展示了邓小平为毛泽东欣赏的重要一面：头脑清醒机敏，政治坚定。1956年,邓小平参加朱德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Nikita S. Khrushchev)秘密报告一出,朱德态度模棱，而邓小平立即主张不立即表态，归国后向毛泽东表明态度，既批评赫鲁晓夫不向中共事先通气，也反对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同年, 邓小平极力主张苏联出兵干预匈牙利。按杨奎松的叙述，当在莫斯科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匈牙利的反共骚乱时，毛泽东指示，把撤出和进攻两种办法都向苏联同志提出来，他的意见是让最好让反革命都暴露一些。[viii]但刘和邓以强硬对付的方案建议苏方镇压，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沈志华的研究似更倾向于邓小平的决定性作用：当刘少奇尚在好言规劝苏联不要放弃的时候，邓小平则“直截了当地提出:先要掌握住政权，不让政权落在敌人手里。”[ix]在意识形态领域，邓小平针对苏联的“和平过渡”观点针锋相对地提出出版列宁全集，指示编辑突出“暴力革命”这个双方论争的焦点，并组织撰写《人民日报》社论宣传中共的理论观点。傅高义明确指出，毛泽东之所以派遣邓小平而非周恩来在1974年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正是因为毛担心周太软弱,以至于无法成为一个可靠的代表。[x] 可见邓的政治坚定在毛眼里是何等难能可贵的共产党人特质。
三、结语
傅高义的《鄧小平時代》英文原書长达800余页，计24章，却仅仅以1章、30页的篇幅来浓缩邓小平从1904年出生到1969年的全部经历。在简短论及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的参与时，傅高义承认邓小平是执行者（implementer），但强调邓小平相较毛“总是”（always）更为“务实”（realistic）和“实用”（pragmatic）的倾向。在讨论邓小平与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的关系时，傅高义认为邓小平首先是毛的顺从者，但其态度在1959年腿部受伤后有所改变,因此，他一边执行毛的指示，一边尽可能在自己权限范围内进行务实的调整。[xi] 傅高义的简略叙述是中规中矩,也颇聪明的，因为这样一来他可以完全避免讨论我们在钟延麟书中读到的种种引起争议和不同解读的细节。傅高义以3页左右篇幅带过邓小平文革前十年经历，钟延麟却以400多页的篇幅重构出来，使这十年中的邓小平形象由模糊变得清晰，而且已经以事实和证据否定了傅高义关于邓“总是”务实的泛泛之论。假如前者让读者了解邓小平如何以自己和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才干从70年代开始逐渐实现了中国的关键性转型，钟延麟则有效地重构了邓小平如何于文革前十年，纵横于毛、刘、周三巨头之间，以毛泽东“副帅”的身份,当仁不让地在诸多领域深度介入。十年间，从内政到外交,从军事、经济,到政治、文化思想领域，邓小平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而林彪在同一时期先是退隐，后来主要在军队内发力，制造个人崇拜，以及在七千人大会上出言挺毛。综合而言，邓的历练、资源、 人脉显然高出林一筹。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施政的种种特点，如经济领域的务实和实用主义與政治思想领域的毫不动摇在这一时期也初现端倪。另外，这一时期的邓小平不同于文革时期单一的“受害者”形象和改革时期单一的“改革者”的形象,显得更为复杂和耐人寻味，钟延麟的著作则把先盲从和激进,后温和和实用，处于忠诚和独立、服从和思考、个人恩怨与政治需要交织影响下的邓小平进行了多面向的研究。笔者以为，有心更全面了解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人,不妨将历史时期互补的钟著与傅高义著作一同阅读，尽管二者在价值取向上显然不同：傅著总体倾向赞美邓小平，实在不能赞美之处则置于历史情境中予以合理化,多有回护，而钟著则在冷静地剖析邓小平的角色和动机，某些评说似更偏向负面。二者结合，读者不仅将回到历史现场,也可对史家之视角与立场做一番思考。
[1]在官方学者金冲及主編的《刘少奇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中，几乎看不到邓小平在1956至1966年间作为刘少奇的拍檔的活动。
[ii]洪学智，《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的回忆》（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iii] Michael Sheng, “Mao and Chinese Elite Politics in the 1950s: The Gao Gang Affair Revisited”,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6, no.1(2011): 70.
[iv]黄克诚：《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316。
[v] 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页242。
[vi]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vol.1,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People,1956-195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12-15.
[vii]张素华：《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頁342。此为袁宝华受访时的回忆。
[viii]杨奎松：《毛泽东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頁344。
[ix]沈志华：《处在十字路口的选择：1956-1957年的中国》（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13），頁218。
[x] Ezra F.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83.
[xi] Ezra F.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39-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