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记：这篇小文章最初写于2004年。2012年10月17日，父亲去世，我仓皇回国，见到的是一副熟悉又陌生的遗容，戴着一顶他从未带过的,颇为古怪的帽子。现在修改后存档于博客中，以纪念父亲辞世两周年。
几天前(注: 2004年)，在越洋电话里，父亲说，按你大孃（大姑妈）的算法，我明年就七十了，语调有种难言的感慨。我一惊，始终无法把七十岁这个古稀的年纪，和父亲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声音仍然洪亮，语速也快，听不出老人的语调。我更愿意就按户口上的算法，因为这样，父亲可以年轻四岁。
我开始试图走近父亲和他经历的时代，根据他从我小时候开始的讲述中拼凑一个连贯的脉络。和那时的很多生在农村的人一样，父亲的年龄并不精确，为了结婚或入学，改大改小是常事。父亲的父亲去世很早，在他只有十几岁的五十年代初去世，因为祖父在那个贫瘠的四川乡村是稍有田土，也有点生意头脑的人，按孙中山先生的说法，算“大贫”国中的“小贫”，尽管他欢迎新政权，但随着“统战”的范围按计划缩小，大约终于抗不过压力，自杀身亡。因为没有见过这个爷爷，我从小就习惯跟父亲说，你爸当时如何如何。祖父去了，家庭四分五裂，留在乡下当狗崽子没有出路，父亲只得外出打工，在河里拉纤，在铁路工地上敲石块，因为辛苦，同去的人忍受不了辛苦，都回乡了，而父亲已无退路，怀揣着梦想的他也绝对不想回头，只随着铁路的延伸往北走。
父亲从中学开始对文学感兴趣，从此放弃了喝酒赌博的嗜好。他的中学国文教师北大毕业，后来曾担任过内蒙古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那时的中等教育水准可见一斑。1992年夏天，我18岁，开始了大学的第一个暑假，突然特别梦想去内蒙古看草原，父亲就联系了这位老师，让我和同行的大学室友去呼和浩特找他。我们住在了这位老先生家里，然后自己买票，搭便车去玩草原。
铁路修到陕西，父亲考上了咸阳的一所技术学校。新中国的学校是免费的，因此父亲得以享受优越性，恢复了学业。但在生活上，老家的母亲和姐妹帮不上忙，父亲得到了陕西同学好友的很多照顾和接济，终身感念他们，直到晚年还给一位当年帮助他而后来境况不太好的同学寄信，打电话，寄钱。父亲这时候开始在陕西的报刊上发表小说，在学校的剧团里演剧，也成了小小的名人，但他其实一点也不喜欢自己的机器制造专业。
1960年，父亲开始在一个大厂里做技术员，教师等工作。我无法想象这个饥饿的年头究竟是怎样的情形，听父亲说，在工厂里工作的人还是能有定量供应的粮食和副食品，但回农村老家，所见的无不是浮肿和全家的惨死。父亲在工厂里，由于出身的原因，仍然有政治的压力，尽管他努力地钻研伟大领袖的四卷雄文，还因此获得表彰。这个关于出身的压力并非始自文革，而是一直贯穿从新中国建立后到文革爆发前的头十七年。在我读了《遇罗克的遗作与回忆》后，才体会到这种压力，而且恍然意识到，大规模的社会歧视在文革前就合法合理地普遍存在，遇罗克只是利用文革初期的短暂言论自由登高一呼，他所控诉的，是这十七年，并不是文革本身。
那时的父亲，是激进和追求进步的，他还曾是“学毛著积极份子”。自杀的爷爷，对他来说可能是一种负资产。听我母亲说，父亲当年曾在自己的履历中毫不留情地说他自己的父亲“畏罪自杀。”
当文革到来的时候，父亲和当时的许多在十七年中受压抑的人一道，在造反有理的号召下卷入派性斗争的狂潮。“造反派？”这个词在我长大的时代中，已经被千夫所指，成了罪恶的化身，但是，我的父亲，居然曾经就是其中积极的一员，和那些我见过的在各行各业工作的叔叔伯伯一样。他们都参加过狂热的派性文斗和武斗，还不时在聊天的时候谈起当年的经历，象回忆一场梦，一个闹剧。我想，文革中纯粹被迫害的人只是少数----尽管在文革结束后，这部分人发出了最大的吼声---大多数人就是这样无谓地相互斗来斗去，想置身事外是很难的。
（2014年的秋天，当我醉心于对文革的研究，并已经搜集和阅读了多种著述，回忆录，文件的时候，接触到了一位从香港返回大陆参加建设，被卷入文革，关进牛棚，送到干校，最终回到香港的新闻工作者司徒丙鹤的回忆录《从牛棚到干校》（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我注意到他写了这样一句话，来传达当时的一种无奈：
许多人后来感到疲劳了，想当“逍遥派”，什么都不表态。但那不行，你不参加一派或退出斗争，就陷于政治孤立，出了事，没有人帮你，还当叛徒宰了你。
当然，在乱世狂飙中也能遗世独立的高人肯定也有，但这多少也取决于每个人的处境，修为，和个性。
我父亲从反对工作组开始，到后来参加了反对省革委主任李再含的斗争，亲眼目睹省革委制造的流血事件，后来他被支左的军代表关进牛棚两年，其间李再含也下台了。这时候他已经于1963年在北京出版过一本剧作，大约算是一个作家了，但我丝毫不认为他是一个受迫害的作家，因为我必须承认，他被囚禁，仅仅因为卷入毫无意义的派性斗争，成了“坏头头。”我小时候，看过父亲在被关押的时候写的日记，到处都是“北斗星”，“思念毛主席”令之类的语言，觉得非常好笑，或许他那时的思想真是那样。他还有过一次“陪杀场”的经历，有一个类似后来张志新的女人，因多次攻击林彪和江青被枪决，我父亲和其他人一道被抓去同赴刑场，听见她死前高呼打倒林彪的口号。林彪死后，这位女子案件中涉及林彪部分作废，等到文革最终结束，她被封为“烈士。”在牛棚里，父亲属于顽抗到底的类型，还经常想出一些办法捉弄看管他的军代表，总之是个刺头。也因为这个原因，他是牛棚里最晚被放出来的。
父亲后来回忆说，大约也在文革之中，他在通读马列的同时偶然读到了内部发行的费正清的名著《美国与中国》（他做了一个假的封皮---- 列宁《哲学笔记》来掩饰），他说他的思想受到某种震动，第一次把国家的命运放到一个宏观和客观的角度下思考，开始感觉到文革其实是荒谬的。
父亲的经历随着大环境的变动而起伏。在他后来终于按照我的建议写下了个人自传中，他承认，自己出了牛棚，被有的人认为是“招安”了。于是，他居然可以在几年之后参加慰问团慰问下乡知青----在毛泽东批转了李庆霖那封信以后。不过，他坦承：哪是慰问知青，是知青慰问我们！他采访地方上毛主席逝世的群众悼念，父亲回忆这里时，很平静的说，会场上有的妇女哭得死去活来，一宣布悼念结束立即恢复正常，回家了。
他之所以和军代表对抗，而后来又受“招安”，按我现在的猜想，觉得按照他的性格，如果领导对他比较友善，能欣赏他，他可能会“招安”，但如果对方强硬，那他会顽抗到底。
当我在一次电话谈话中问到文革的时候，父亲沉默了一会，说了一句很简单而沉重的话: “要我说，真正受害最深的还是普通老百姓。”
1979年，父亲参加了一个采访团去中越战争前线，了解到了很多有趣滑稽的事，比如开战时很多人糊里糊涂，不清楚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究竟是什么，还有的新战士吓得逃跑，有的在战场上想法偷生的事，对于去采访的人来说，需要报道英雄人物，这些非主流的事当然永远无法公开，但历史真实或许就在这些正反皆有的凡人小事中吧。我后来读《天涯》杂志，有一篇越战回忆的日记体文章，是当时参战的一位军人写的，他说到的中国军人在越南作战和后撤时的颓废粗鲁，比我父亲讲的要生动得多。到了1980年前后，父亲正在一家文学杂志作小说编辑，并不时在全国各地发表小说作品。那时文学据说很热，作家受羡慕，杂志都畅销，文坛欣欣向荣。不久，反自由化运动掀起，父亲所在的这杂志，虽只是地方刊物，却刊发了好几篇被北京批为自由化的小说。《文艺报》点了杂志的名，编辑部改组了，父亲调换了工作单位，直至退休。到了九十年代，这几篇闯祸的小说全部以“争鸣小说”的名义集结出版了，时过境迁，过去的判决大概无形中也失效了。
小学的时候，我有一次在和小伙伴爬一堵墙时不慎摔下来，下巴摔裂了一条伤口。同学的父母给我简单清创后，让我回家。父亲立即带我去医院，但没有一句责怪。在医院里，医生说，伤口不大，只需要缝合三针，如果用麻醉的话，愈合会慢点。我居然接受了不麻醉的缝合而一声不响。父亲坐在一旁目睹全过程，他后来说，他很心疼，但是也对我的坚强感到吃惊。
其后，他创办过一份面向中学生的报纸，主办过多次少年写作征文大赛。他的报纸，虽得到不少文坛前辈的支持，每期的报头却都由练习书法的儿童轮流题写，最小的才五岁。父亲很得意于自己的创举。还有一次，在一大群获奖的中学生中，一等奖的第一名却发给了一个写诗很有异秉的九岁小孩。他的父亲，当时因为政治原因，被关在监狱里。
1989年春夏之交，面对终日激昂的游行队伍和热情招呼的熟人朋友，父亲的脚却坚定不移地留在了人行道的这一侧，始终没有跨到大街上，曾经狂热的他终于冷却下来，再也不想卷入这类活动了。然而他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子女应该如何，其实，他是支持我们上街声援的。
他承认，他对毛泽东，至少在过去的很多年中，还是很崇拜的，但一旦经历过了，他绝对不怀念毛泽东时代。对于偶尔遇到的怀念毛时代的人，他感到很不理解，甚至好笑。他不屑地反问：“一个月半斤肉，有什么好怀念的?”我曾经好奇地问他，当年为什么没有去“入党”，他说，入党需要被“培养”和 “介绍”，不过，那几个人是他看不上的，所以不屑于被他们“培养”，后来就更加不感兴趣了。
他退休以后，我反复劝说他不必再去虚构小说和戏剧，只要把他所经历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就会很有价值。当他终于接受我的劝说，拿起笔写个人自传的时候，他的记忆从笔尖喷薄而出，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写到七十年代，写了很多章节。他在电话里告诉我，当写到我的爷爷1950年自杀身亡的时候，他一边写，一边无法抑制地流泪。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父亲流泪，即便在被关牛棚，被凌辱虐待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不仅绝不妥协，还调皮捣蛋，怪招叠出的家伙。我可以想象，能让他流泪该是多么大的隐痛，也许还包含着对于自己当年说“畏罪自杀”的一种忏悔。他的回忆文字中的一章，由我在海外以笔名发表后，现在作为史料被人录入到地方文革研究网中了。
父亲电话中还说，他的好几个熟人朋友近来都信佛教了。他一生都“忧国忧民”，关注国际国内时事，我倒希望父亲信点什么教好超脱一点，可惜他真是缺少慧根，什么教都不信，对气功，特异功能一类超自然的东西从来嗤之以鼻。我能感觉到他的内心仍然有激情，但更有一种无以言说的挫败，焦虑和愤懑，究竟为了什么，似乎又说不清楚。
在他去世的前一年，我回国探亲，发现他因为在写一部电视连续剧的剧本而经常看电视，对一些我以为他不会知道的名字，比如邓超，孙俪，孙红雷，姚晨，他居然也朗朗上口。我们一起看电视，刚好是一个陈鲁豫在内地主持的一个访谈节目。他说，他觉得陈鲁豫很不错。我开玩笑说，陈鲁豫…你知不知道她在网上被人家取个外号叫“大头”，你仔细看看是不是? 父亲认真地看了一会儿，笑了：“嘿, 还真是个大脑袋！”
多年前，父亲曾经有一次开玩笑说，他死了，墓碑上就刻一句话：“这个躁动的灵魂终于安静了。”在他去世前不久，又一次因为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危重病房，我打电话去，他听出我的语调中有惊慌，淡淡地说了四个字：“不要难过。”这四个字是他在人间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在2012年10月20-21日守灵的那个永生难忘的夜里,我恍然觉得父亲的名字突然如此大张旗鼓地出现在大门的横幅上,各种花圈上是一件很陌生和很不真实的事情，好象是一种幻觉。因为这个名字和这些东西，和那些“归道山”之类的措辞本来是没有关系,或者很遥远的。还好,伴随我们一夜的背景音乐不是那首著名的哀乐,而是无休止地念诵的佛经。到了火葬场,眼睁睁地看见哪怕这具已经没有知觉的遗体也要被推进那黑洞洞的炉口，于是最后一次跪下来，捧着遗像，心静如水。大约一个小时后，听到那个熟悉的名字被一个陌生人例行公事地喊起来，然后去窗口，例行公事地取到骨灰，放进我挑选的盒子里。我特意买了个稍大的,因为我爸爸是个胖子。
当我终于到了父亲墓前的时候，发现他委托故乡亲戚制作的幕碑上，并没有“这个躁动的灵魂终于安静了”这句颇有意味的自嘲，却认真地刻着个让我有点吃惊，几乎有点失望的，一点也不浪漫的，简直是俗气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可是他有曾告诉负责操办的外甥，我的表哥，他不想要正规的墓碑，想要一个石磨盘来代替。不过这次搞怪未能如愿，因为表哥根本找不到石磨盘了。 经过老辈亲戚的确认，这个墓碑终于恢复了他真实的出生年份。
他就是这样矛盾。葬礼上，不少似乎该来的人并没来，有的却连守两天两夜灵，有的从一千公里外坐飞机赶来。他们意犹未尽，还另外在一个酒店房间自行聚会，通宵地讨论他。
去医院探望过他的人说，糖尿病已经非常严重的他，不仅偷偷去外面吃汤圆，还向探望的人推荐。其实他不可能不知道，对于治疗也是十分认真地配合的,只是无法抗拒美食的诱惑吧。
父亲不算一个成就很大的，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曾被某公在他的小说集的序言中评价为“代价是一身创痛”，也无情，甚至苛酷地写出他的挣扎和局限。可是他确实是执着的，而且眼光也是不错的，他帮助过别人并不看好的年轻作者，表扬过不受欣赏的画作，很欣赏山西作家李锐的小说，也觉得日本的川端康成写得很美。
他一点都不完美，诸多个人缺陷和弱点，在已经成年的我的眼里也越来越清晰，不少方面连他自己也并不否认。而我则承认，他多多少少过了一个有思考和自我反省的人生。我感谢父亲从我小时候开始，就几乎不加审查地让我阅读各种书籍，发展各种念头和爱好，让我从来不认为这个世界上有标准答案和绝对权威，对于正统的意识形态从来持怀疑态度。他从来不规定，甚至不推荐我该读什么专业，该从事什么职业，从来没有灌输过任何功利的念头，而是支持我的每一个人生决定。感谢他把他的个人历史的片段和真实的感悟告诉我，让我从中慢慢看到一个倔强的灵魂执着的挣扎，和一个普通中国人被大时代裹挟前行时的喜与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