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举考试通过的难度和出路

按照Benjamin  Elman 在《剑桥清中前期史》中的估计, 1700年（乾隆年间）的中国，秀才有50 万人，当时人口总数约二亿 ，即使只按男性人口估算，秀才也只占总人口的千分之五。

不过秀才是做不了官的，做官至少要是举人。考出举人的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会开考，每轮通过人数大约在1000 到1700人之间。按另一个资料，1765年, 全国有1290人考中乡试, 成了举人。按这一数字，秀才成为举人的比例是千分之二。 范进中举，是明朝故事，但道理大致不差，也还真是很了不得的。乾隆皇帝一次自己说，十年内的三次乡试，加上一些特殊原因另外加考，产生大约5000举人，但这些人中，只有不到500能真正被任用，其他成为候补，有的竟要等30年才能轮上个职务。

举人都考不上，但也作出很大贡献的人，包括明朝的李时珍，所以毛泽东特别喜欢他，经常以他的个案为例子宣扬读书无用论，贬低正规高等教育。其实，李时珍考不上这个孤立的事实并不等于读书本身就没用，更不是一件值得宣传和炫耀的事情。正如韩寒一个人考不上大学只能说明他没考或考不上，也不能证明高等教育无用，大学都该取缔，并不值得炫耀，还且不说他的小说和言论是否全都真是出自他的手。

举人再往上，要去北京参加三年一度的会试。有一年有5，059人去考，通过了217人，比例是百分之四，而这群人中, 分配了工作的只有78人。这一轮考试再经过皇帝亲自主持的殿式产生的进士，人数平均每届300，每年100。清代268年的历史，产生了26846个进士。据Charles Hucker 研究, 明代进士人数, 平均每年90。看来明清两代，进士的产生平均每年在90-100人。

明代大学者焦闳在《玉堂丛语》中记载，一名大臣曾经上奏皇帝，计划把进士录取名额扩大到5-6百名以补充知县之缺，被皇帝否决。这说明，进士人数平均每届三百应该是准确的，同时也说明，当时进士也只能从县令开始做起。

在晚清，进士可以做个知府， 举人可以在官学里教书，做幕僚，这还算比较不错的。其他举人和大量秀才在私塾里教书。塾师往往是一群总考不上，或总得不到任用的读书人，他们有挫折感，自我评价很低，收入也微薄，对教育事业，其实没有多少激情。其间还隐藏了个把象洪秀全这样走火入魔的家伙。不过，获得功名总之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社会身份也有别于一般平民，去衙门见官老爷，按规定就不能象对待一般老百姓那样打屁股。

另一方面，清政府的官职，是明码标价，可以买的。京官自四品郎中以下，地方知县一级可以通过“捐纳”的“异途”买来做。有一个研究显示，清朝的25000个公务员职位中，有四分之一是卖出去了的。

一方面，考上的没工作，一方面，没考上的可以买。这对考试的人似乎很不公平。

不过，清朝的卖官制度虽然备受诟病--一些买了官的人也觉得制度本身不合理--但是，部分通过捐纳进入到官僚体系的人确实也很能干，正如最讨厌考试的毛主席晚年正确指出的，“从后门进来的也有好人。” 原因是，会考试的人未必会办事，也未必思路开阔，头脑灵活。在考试的形式和内容本身非常僵化，还可以靠背范文和练书法来应付的情况下，捐纳还真的让一部分低分高能的人混进了公务员队伍，日后因为真正的政绩获得提拔，或者提出了真正有真知灼见的观察和分析。一些没有任何功名的大商人，花钱买个四品郎中，或者通过捐赠获得回赠功名，也不真做官，就为有个体面的政治身份好和官员打交道。关心国家大事写个上书，献计献策，被官员推荐给更上级官员甚至皇帝时，那封信是只会提到买来的官职，而不说作者是个什么公司董事或创始人，合伙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