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界几乎从来没有摆脱过历史本身以及其他学科思想发展的影响。当代社会学和后结构主义视角也对调整传统历史学的角度起了很大作用，例如， 福柯就极大地消解了启蒙主义理性兴起后白人，男性，和资产阶级主流价值统治学界的状况，将社会观察视角转向过去不受重视的性别，种族和社会群体。今天的美国历史课堂上，教授分析每一本书，都会习惯性地问，这本书有没有谈及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劳工问题，就是这种思潮影响的结果。在美国，自从女权主义兴起，学界的女性研究也日渐兴盛，历史学界在反省之余认识到过去的宏大叙事原来几乎全是男性的历史，作为人类另一半的女性在这种叙事模式下完全被不公平地掩盖了。女性研究本身已经是一个足够庞大的学科，值得注意的是， 一些学者已经将女性史的研究具体化到了女性娱乐行为的研究，试图从中探究这种通常被忽略的行为蕴含的深刻历史意义。
性别史的一本经典著作，唐纳德·迈尔编著的《性别与权力：美国。俄国，瑞典和意大利妇女的兴起》（Sex and power : the rise of women in America, Russia, Sweden, and Italy：Middletown, Conn. :Scranton, Pa.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87）是对几个国家女性史的全景式的扫描。 在书中，迈尔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首先，他不仅确认女性的历史作用，更将女性史看成是一个“创造性想象”（creative imagination） 的文化过程，另外，迈尔非常强调资本主义与消费主义发展与女性史之间的交互影响。而这两点，都在美国社会历史学家凯西·李·派斯的《廉价游乐：世纪之交纽约劳动妇女的业余生活》（Cheap amusements : working women and leisure in turn-of-the-century New York，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6） 得到具体印证。
迈尔指出：“他们（女性）也产生思想，他们也想创造自己，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迈尔否定传统史学中把女性简单看作男权社会牺牲品的观点，试图发现女性在历史画卷中的自身动能。这也是派斯研究女性娱乐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如同派斯同样指出的， “（人们）有必要理解妇女是如何将禁锢自身生活的框框推开，从而塑造独立自为的文化形式的。” 同时，派斯还试图通过具体例证，驳斥娱乐场所的建立为妇女追求娱乐活动提供条件这一观念，指出，正是妇女对娱乐的追求催发了商业性娱乐场所和整个娱乐产业的产生而不是相反。
但是迈尔与派斯的观点和方法也有相异之处。 迈尔强调指出，所谓女权主义运动并不是一个如启蒙主义运动一样的思想运动， 而是一场女性与男性争夺领导权的政治运动。它所追求的不是建立一套文化话语，而是取得权力，这也是迈尔的书名的题中真意。基于此， 迈尔在书的美国部分关注的女性人物是具有女权主义自觉意识和较高教育水平的美国资产阶级上层女性如马格利特·富勒， 而不是在当时仍然地位低微的劳动妇女，更没有具体到他们的娱乐活动。与此相对，派斯的研究则集中探究19世纪末期纽约劳动妇女自发和无意识的娱乐活动。她的研究通过对下层妇女的娱乐活动的剖析， 对整个史学传统叙事模式提出了一些带根本性的质疑。即：是不是只有上层妇女的有意识的政治运动才算真正有效的妇女解放？下层女性本能的追求快乐的欲望，甚至其虚荣心是否也对巨大的社会变革做出了贡献？派斯的研究表明，妇女作为历史角色的动能顽强地存在于她们对快乐的本能追求之中，更确切地说，蕴藏在人性之中。女性追求快乐的欲望被派斯赋予了完整的意义，她试图证明，娱乐活动对社会进步起到了同等—-假如不是更多的话—--重要的作用。
派斯受到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影响，对妇女这一性别群体内部进行了阶级划分，指出了资产阶级妇女与劳动妇女在道德和文化价值观上的分歧与冲突。然而派斯的立场非常明确地站在下层劳动妇女一边，对资产阶级女权主义价值观表现出怀疑。对派斯而言，资产阶级女性改良主义活动家试图改良劳动妇女行为和净化社会风气的努力既伪善又毫无效果。资产阶级妇女上述努力的失败表明，任何群体性的人类行为表达，不论一时间看上去多么不可容忍，最终都会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来自上层正统社会的道德批评根本无法将其逆转。这和牛仔裤在中国的命运相似。最具反讽意味的是，曾经试图改变商业性舞厅的“不道德”状况的资产阶级妇女最终自己也被卷入其中，被改变的是他们自己。资产阶级道德说教遭遇到劳动妇女的行为在无形中的的顽强抵制。这个事实提醒我们思考，劳动妇女狂热地进行娱乐的动力究竟是什么？ 为什么力量如此巨大?
两位作者都试图涉及这一论题，并将劳动妇女的娱乐看成“美国化”的体现，以及对人性的呼唤的回答。迈尔指出，美国文化是“大众和民主”的，是人性的解放和关于权利，梦想，欲望的意识的复苏。迈尔说，“在女权主义的历史上，核心问题在于她们首先要弄清楚，她们希望的是什么，真正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而美国的工业化和关于人类拥有不可分割的追求快乐的权利的理念， 从物质和意识形态上为女性欲望的扩展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虽然迈尔的著作并没有计划在这一点上深入，而是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但派斯的论述则等于是对这一观点的生动阐释。派斯提供的事例表明，有的劳动女性把工余的娱乐看成了一种权利，乃至新大陆有别于旧大陆的一个标志。她们在廉价的娱乐中找到了她们自己关于性的解放，社会生活，合法权利的语言。书中的一个例子显示，纽约的一些工厂女工竟然可以省下饭钱去看一场电影，或参加一次郊游。这些行为都象征着作为一个完整的，有欲望的人，而不是一个工作机器的权利。 在另一个层面上，娱乐也在无形中成为对资本主义剥削的一种变相补偿，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
两位作者还都意识到了美国流行文化的商业性及其民主内涵。迈尔引用了托克维尔 的相关论述，并使之更加具体明确：“在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社会， 越来越多的事情都在金钱的基础上相互置换。”派斯则反复强调娱乐的商业特性，以及娱乐业业主有意识地吸引劳动妇女参与的努力。在派斯看来， 这种商业性更加刺激了妇女对业余生活的追求。“廉价游乐”的实质正在于在可承受的价格基础上的商业化娱乐本身就有强烈的民主内涵，因为它使大多数人有机会平等地参与。迈尔引用了这样一个例子来证明廉价游乐的吸引力和可行性。一个工厂女孩在回忆中叙述一次郊游说，“我妈妈不知道我去那儿，但我想找点乐子，再说只消花一毛钱而已。” Karl A. Wittfogel 在其著名的《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就曾论述过专制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对大众消费进行抑制，使得消费和享受成为统治阶层的特权，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大众的消费主义成为“经济民主”的体现。
派斯还进一步指出，柯尼岛上兴建的大型游乐场甚至在无意中改变了人们的行为模式，态度和观念。人们更加注重家庭出游，以及更加讲究在公众场合的衣着装扮。 迈尔和派斯的著作共同的一个有益的启示在于提醒人们注意社会发展中“意想不到”的力量。社会常常不是按照领导人物定义或期望地那样发展，它有时源于政治诉求但归结点却落在了一个全面的文化转型，人们的心态和思想都在这个过程中被重塑。它也可能仅仅源于青年女工在下班之后对更加丰富的文化生活的本能和简单的个人追求，但当这种个体追求汇聚成一个巨大的群体时，其结果却替女权主义的宏大计划添砖加瓦。但是有一点非常明确，不论在政治还是流行文化层面上， 社会的发展都日渐趋向一个更加解放的健康的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