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中国不高兴》全书的风格和它的标题一样，非常直白和口语化，但问题似乎也出在这里。“不高兴”这种表述方式甚至比不上《中国可以说不》，因为后者可以算是一种建议，或策论，其实还是暗含了一种选择性—中国可以“说不”，但也还可以“不说不”，或者什么也不说，但非常主观和情绪化的“不高兴”就容不下第二种可能性了。对于这类以煽情为主要手段的书来说，通俗易懂，简洁明了而又随意性很强的口语体可以引起一些读者的极大兴奋，但对于严格的说理来说，肯定是远远不够的。再以徐贲先生已经举过的例子来说，“美国贸易赤字，说穿了···一是抢，二是骗。”徐贲就此所批评的“过度简化”就是以不严谨的口语体写作本该很严肃的政论文的必然结果。因为一个需要仔细论证的问题：“如何抢和骗”被口语的“说穿了”一下就跳过去。这种过度简化的一个问题，就是用一两句斩钉截铁的断语代替分析，而分析（analysis）是美国学生的写作训练中最基本的。徐贲先生作出批评的参照系是“书面写作的说理”（p2）问题正在这里。读到这里，还想到胡适之先生如在，或许会说一句：“拿证据来。”但证据他们很难拿，屡屡犯徐贲所说的“无凭据推理”，其实是因为这些作者虽然放言高论，但具体到经济学和金融来说，可能完全是门外汉，专业的凭据和数字肯定拿不出来或看不懂。门外汉本来没有关系，但跨越学科，在自己不真懂的领域发议论就带有江湖术士的味道了。
P4. 建议考虑把宣传的英文“propaganda”写在中文之后和拉丁文之前。这个词在西方和在中文中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和政治色彩。可以说，这个词在西方基本是一个负面的词语，因为站在它背后的就是意识形态“Ideology”， 人为和虚假（factitious）的“宣传“所传达的并非真相，仅仅是贯彻意识形态的一种手段。而意识形态本身意味着全体主义，未来主义和乌托邦，内在地含有欺骗性。（参看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事实上，中国的党政部门光是使用“Department of Propaganda”这个英译法就已经足够令西方受众反感，而且使所谓对外宣传起反作用。《鸿》的作者张戎很聪明，明白这一点，她的父亲是四川宜宾地区的“宣传部长”，但她在英文写作中却故意翻译成英国式的“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以免她可怜的父亲的形象大打折扣。
p.6． 人权问题上不仅存在混淆定义，还存在另起炉灶，自行定义的做法—生存权。
P.9 第九条和第二十六条似是同一问题，即热衷于代表别人，动不动就“以人民的名义”说话， 代“老百姓” 立言。结果似乎是，过春节的时候，就必须“咱老百姓，今儿真高兴”，似乎你那天要不高兴就等于自绝于人民，但一声“中国不高兴”了，你偷着高兴呢，你叛国了？
p. 9 第十条很精彩。恫吓与讹诈和绑票无异。（“你们的小命都在我手里，我一撒手你们就玩完”）似乎恫吓和耍横（第三十一条）可归并。
用市井流氓语言耍横在《中国不高兴》中随处可见：
例如：
"去你的，我们凭什么要取得你们的好感，你们好好考虑考虑我们的好感吧···你懂不懂，将来我们力量更大了，你要不取得我们的好感，我们就揍你"
“道德？你西方人甭跟我讲道德！”
读这几句，感觉是王朔小说里的“顽主” 在讲话。而“揍”的意思是发动战争还是作者个人揍另一个西方人？不清楚也不需解释。
p. 10 第十六条。最近读到《社会科学文本翻译指南》（学术中华网站），对这一点有点领悟。指南说“compromise ”这个词在英语中和在俄语中含义不同，在英文中无贬义，俄文中有贬义。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的革命极端主义很大程度上从苏俄承袭而来， 甚至有过之，“妥协”即意味着投降和失败，所以毛绝对不能容忍赫鲁晓夫。但“妥协” 恰是英美自由主义传统的精髓之一。“双赢”这个词在中国似乎近几年才出现，本质上也就是妥协的结果，只是好听一点。
p.10.第十八条。除“我错你也错”以外还有一种“抬杠”—为争论而争论。鲁迅讽刺过的中国人心态—“你讲卫生，我偏吃苍蝇。”你批评我们的游客不礼貌不卫生，但这就是我们的文化。自然界本来就没有绝对卫生，我们不卫生，说明我们亲近自然。第三十六条的武大伟文化相对论，我觉得本质上就是无谓的抬杠，还没有“文化相对论”那个高度。
p.11.“最“的滥用简直可以叫做语言的通货膨胀。美国人指导大学生写论文，会专门叮嘱说话要留有余地，不必坚持在每一个论点上都咄咄逼人，有时稍作让步效果更好。（Jim Cullen, Essaying the Past, Wiley-Blackwell,2009）其实这本算是中国的古老智慧和民间传统,不必跟西方人学，但当代政治文化中的全体主义和绝对主义导致“最”的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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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加一条——“故作豪迈”：“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大目标？我认为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中国不高兴》）指导世界，把红旗插遍全球的大目标毛泽东早就有过，也并不成功。但至少毛的目标明确—指导世界革命。这群作者想要管理哪方面呢？ 经济秩序，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不清楚。
再加一条：违反逻辑的深文周纳
还得回到毛泽东。在毛《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有这样一段话：
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十八、十九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不堪负担的压力。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每个中国政府必然碰到的第一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国民党在法典里写上了许多土地改革法令，想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些法令有的失败了，有的被忽视。国民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中共宣传的内容，一大部分是他们决心解决土地问题的诺言。”
在不明事理的中国人看来，很有点像。人口太多了，饭少了，发生革命。国民党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共产党也不见得能解决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一个政府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的革命，都是由于人口太多吗？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很多次的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美国一百七十四年以前的反英革命⑴，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也没有读过。华盛顿杰斐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很远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照艾奇逊的道理是不能设想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在这里，毛泽东看似雄辩滔滔无人能敌，其实就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艾奇逊的观点正确与否不论，他的论述确有特定范畴，就是在中国近代史范围内，对人口和社会危机的关系作出阐述， 暗示人口过多和吃饭问题是导致革命发生的一个因素。但是，首先，艾奇逊并没有傻到认定人口过剩必然导致革命，没有说中国历史上每次革命都是人口问题造成的，也就是说，人口过剩只是一个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第二，艾奇逊并没有把他对中国的特定观察无限地扩大到世界范畴，用来研究美国，俄国和蒙古，他的观点与蒙古发不发生革命完全无关，因为蒙古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个案研究。因此，毛泽东的反驳“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其实都是无的放矢。毛先把充分条件偷换成必要条件，再无限扩展，引申和假想了一个“艾奇逊”的观点进行打击。另一方面，也正由于毛本人有一种全体主义思维模式，才会认定对方也会和他一样要把一个模式放之四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