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我18岁，家住XX县城里。当时正在准备高考。6月18号晚上，广播里发布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 文革开始，学校停课了。高考制度被废除了，这一废除就废除了11年，直到1977年才恢复。运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党政机关和工作组领导下，一开始是破四旧，破除习惯，旧风俗，旧文化，传统节日，书籍，字画通通烧掉，除革命书籍，马恩列斯毛外。刚开始的时候刘少奇还在，运动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工作组依靠红五类，批判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也揪斗学生，关押学生。然后是互相抄家，抄家后回单位。学校里学生开始揭发老师，我的学校一名老师在被学生批斗一个星期后自杀。在工作组的支持下，对揭帽右派也进行批判。后来，上面突然宣布工作组是错误的，运动的领导由中央文革替代，批判刘少奇。文革这时候才算正式开始。运动的方向从破四旧变成夺权，主要针对党政干部，红卫兵也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县长，书记都被夺权。工作组的开始检讨，他们根本没有料到毛泽东的方法和态度。
当时我这样的学生，对毛泽东的态度就是相信毛泽东是不会错的，根本不可能怀疑他。对他说的一切，做的一切都深信不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这样。一切听党中央，毛主席。我的家庭成分是中等的劳动人民，属于不红不黑。我参与了破四旧，后来成为红卫兵，那时是害怕参加不了。在斗争走资派开始后，阶级成分的限制放松了，所有人都可以参加斗走资派，目标很明确。这时候，整个社会开始形成派性，学生发表宣言，纲领，观念接近的结成学生组织，成立战斗队。1966年底通过大串联扩展到全社会。成立学生组织的都可以申请国家经费，组织成立后，满街到处是大字报，天天辩论，演出特别发达，整天象过节一样。我们就向县领导进行夺权斗争，认为他们是走资派，支持他们的人是保皇派。然后，军队的介入起了关键作用，在一个县城，主要是指武装部。群众往往分裂成为两派，等待军代表裁决。后来革命群众，革命干部，军队人员组成革命委员会。军队一旦介入，就采取一边倒的方式，我所在的派别成为在野派，于是就不断反对，通过大字报，辩论等等方式，说对方是伪政权，当时的心理是等待中央裁决，所以故意通过武斗流血引起中央注意，这段时间根本没有法制。派别之间由辩论发展到自制武器，抢军队武器。生产几乎停顿下来。
在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据北京传来的消息，毛泽东开始贬斥红卫兵，北京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受到批评。工宣队进驻各单位，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红卫兵不吃香了。这时候感觉到红卫兵时代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到农村接受再教育。我70年下乡当知青，不再参加文革了。在农村，看到毛泽东与斯诺的对话，斯诺说，几百万的红卫兵喊您万岁， 毛说，红卫兵中喊万岁的人里，有人真心，有人是不得不喊，有人是受逼迫。毛泽东还对斯诺说，现在是真刀真枪地打起来了。我没有怀疑过毛泽东，但看到这句话，心里闪过一句，主席您说得轻松，我们可是悬着脑袋在干哪。在农村参加劳动，挣的还不够吃，农民爱惜耕牛，所以我们劳动只能靠自己。因为对立面掌权，我不可能回城，就到省城找工作。林彪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人开始传这件事，有人从几十里外来，专门告诉我消息，当时的感觉？就是很震惊，但仍然不会怀疑毛泽东。上面的解释很快下来了，也能自圆其说，我也接受了当时的解释。
当时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应该考虑生存，不能再无休止的革命，政治热情开始消退。开始考虑吃饱饭，成家，立业，不再激动，生存取代了理想主义，因为我们也从曾经不可一世的角色变成改造对象。开始想找个工作，生存，应付现实问题，这是自然而然的。七十年代初的一年，哪一年忘了，毛泽东接见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我在报上看到照片，觉得不妙，毛泽东的头靠在沙发上，他的健康已经成问题了。（访问者注：应为1974年）我感觉他所反对的人有一天会政变，复辟，真的产生赫鲁晓夫式的政变，而我们这些跟着他闹的人会倒霉。我感到一种恐惧，然后闹回城，搞经济斗争。有恐惧感。毛泽东死的时候，还是极度悲痛的，很悲痛，空前的场面，可以说是极尽哀荣吧。我是搞艺术的人，当时觉得恐惧，觉得会倒霉，但还不是根本怀疑。后来我准备写小说，从侧面观察社会，在邓小平时代，对文革的认识才完整起来，真正认识文革是政治上的败招，对社会是灾难性的，认识到文革的荒谬和对正常人的扭曲，但此时政治冷淡已经根深蒂固了。邓小平上台后，搞清查，还好，他只要求说清楚就行了，但我因为担心，把文革期间记录的笔记，包括很多数据在1979年左右全部烧毁了，如果能够留到今天，对研究也许会很有价值吧。这样反反复复，前后完全相反，但所使用的符号，方式又非常相像，这对我的精神刺激很大，我也从此离开政治，终身对政治不再感兴趣，甚至完全厌恶，冷漠，觉得不真实，不可认真看待。我曾经见过一个出身不好的人躲进大凉山躲了十年，因为彝族人不管政治。总之是走向另一个极端，对所有政治都彻底冷淡了。
我慢慢地理解了中国历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隐士，理解了隐士为什么会隐，其实是保持一种完善自我的尊严。我对佛感到亲切，说来也怪，我在文革中就想读佛经，但马列主义认为宗教是精神鸦片，在当时是不可能，受到禁止的。近几年，我已经进入晚年的时候，加上文革刺激，开始用因果的道理思考世界，对自己的世界观和看法也产生很大改变，解释了精神上很多痛苦。另一方面是用艺术作为寄托。我对儒道释的兴趣的确和文革的刺激有关。佛和道，或明或暗地在影响中国人，影响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包括毛泽东本人。我总觉得毛写出来的东西是应世的，他的内在，有些东西我们不明白，是道家的。而当年是依靠马列，我曾经每天研读马列经典原著，以做职业革命家为责任，我读历史唯物主义，反复地读毛选四卷，当时的感觉是，他分析得头头是道，觉得自己如果在当时，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走，当时的我们真是毫无防范的，他一说什么，毫不怀疑，后来才知道是一场骗局，后来的感觉呢，就是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你问到忏悔，我们这一代人应该忏悔，这对历史是有价值的，是重温历史的方式，有助于积累人类经验。作为个体，对文革是无法回避的，当时的伤害并没有消除，重温，回味，忏悔是有必要的。过去的同学朋友见面，开玩笑问，再来一次文革，还会不会再参加？这个问题回答不了。当时的气候就是那样，你知道么，有一个现象，红卫兵中年龄越轻的越英勇，对毛越崇拜，愿意为他牺牲，这是忠诚的恐怖力量。他的巨大权力，强大理念力量指挥下产生的运动，其实就象希特勒的党卫军···太厉害了···
(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