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１９６６年文革爆发时，您的年龄和身份是怎样的？
B：我那个时候是十九岁，正好高中毕业了。红卫兵当中在中学里面年纪最大的那一届，或者说是红卫兵的主体，我就属于这一届。
A：文革刚爆发的时候，您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B：我因为自己的父亲是右派份子，５７年打成右派的，所以我属于黑五类子弟，也就是“地富反坏右”里边右派份子的子弟。所以刚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我们的内心是一片惊惶，知道政治运动又开始了，也不知道什么样的灾难和厄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来。所以整个的家庭，包括我本人，我们的亲属朋友，几乎都是陷于一种恐怖当中。
A：您说到恐怖，是否也有文革爆发前的经历的影响，能不能谈一谈？
B：那当然，因为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８号，我的父亲就和安徽省的一万八千多名知识份子一起在同一个夜晚被逮捕了。第二天早晨，当我知道父亲被抓走的时候，来到学校里，那个时候我小学四年级。我们一个班只有四十来个学生，几乎有十多个同学的父亲或母亲被逮捕。从那一天开始，这种恐怖在我们的心灵里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并且从哪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被校方，老师，和所谓出身好的同学，指骂为“小右派”，“小反革命份子”。如果我们到劳改农场，劳改工厂去看一看自己的父亲，回来就要被变相地批判，斗争，所以，这样的阴影在我的心理是非常明显的，尤其是在１９６０年之后，１９６２年抓阶级斗争，虽然我的父亲已经被放出来了，但是，我们仍然属于五类份子的家属，被监督劳动的家庭，我的父亲每天早上必须在街道委员会的监督下扫大街，就这样，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教授，一个知识份子的命运还是最好的，因为他没有被弄死。我们还没有家破人亡，因为我的哥哥姐姐能够寄一点钱，养活我和我的小哥哥，还有我的父母，所以我们没有讨饭，没有从此陷入要活不能，欲死不得的生活。这样的恐怖，其实从１９４９年以后，就深深地笼罩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身上，除了那些所谓的骑在老百姓头上的解放者们。
A：是什么人在控制社区和城市的政治生活呢？
B：党。党无所不在，中国共产党当时就有四千万党员。这些党员当中的掌权者们，从中央到地方，到每一处农村，到每一个小学校，所有中国领土所能达到的地方，都由他们统治，都由他们说了算。在５７年的反右派的运动中，只要一个普通人，说了一个党员的坏话，向一个党员提了意见，就会被打成右派份子，就会被劳教劳改，家破人亡。而这个党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一个４９年以后，所谓的掌握了政权的人，打了江山的人，他们从上到下，分到全国各地，当着大大小小不同的官。另外一种就是靠分化人民制造的，把人民中的一部分当成统治阶级，当然是虚伪的，另一部分是被统治阶级。用成分好的，工人农民，无产阶级，党的干部，干部的子弟，这样一些人，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而那些被共产党打倒的，知识份子，所谓在旧社会有劣迹的，国民党，军警，家属，工作人员的后代，都是被打击，被压迫，被改造的对象。所以在中国社会，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整个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壁垒分明的社会。一小部分跟党有权力关系的，被党认为是出身好的人统治着整个中国，另一部分被党统治的人在呻吟着。这种状况已经维持了十七年，同时由于特别的提倡阶级斗争，提倡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提倡共产党的人，斗争那些所谓成分不好的人，有历史问题的人，有现行问题的人。它就造成一种人民之间的仇恨，通过电影，艺术，文学，绘画，进行了十七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共产党有一句名言，阶级斗争是可以制造的，４９年以后，共产党就是用制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手段，把整个国家统治在一种极其恐怖，阴暗的状况中。所以大家都不明白，海外的人更不明白，为什么文质彬彬的中学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会抡起皮鞭去打自己的老师，用自己的皮带，活生生地抽死老人，小孩，妇女，其实很简单，十七年的教育，阶级斗争的教育，制造阶级斗争的教育，已经培养了仇恨。文革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被发动起来的。
A：文革的爆发是否给您这样出身不好的人也带来一种转机和希望？
B：不可能。文革爆发前的十七年，中国共产党已经发动了十几次政治运动，已经杀害了将近六千万中国人民。因此，所有的老百姓都知道，政治运动又被发动起来了，又有一批人要被处决，被劳改，被劳教，被践踏，自杀。文化大革命刚刚发动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这次又有很多人要自杀了。这就是他当时说的话。
A：你们当时对毛泽东这个人的印象和感受是怎么样的？
B：那个时候，你要问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感受，大家都把他当成一个伟大的领袖，当作人民的救星。教科书是这么说的，社会上是这么说，报纸上是这么说的。所有的地方，从最有脑袋的知识份子，到没有知识的农民，他都会这样一来回答你。而且绝大多数人也会这样认为，就是这样认为的。以我对自己当时青少年时代的回忆，确实有很多人对他是有很深入的看法的，但是，没有人敢说。第一，不敢深想，第二，想了也不敢去讲，第三，一种恐惧的心态，使他们强迫自己认为自己所想的是反动的，是不正确的，起码是要倒霉的，要坐牢的。
A：能描述一下运动初期您的个人经历吗？
B：１９６６年我高中毕业，７月１号全国高等学校入学考试。我是应届高中毕业声，我的成绩，在安徽芜湖第一中学是最好的。安徽芜湖第一中学是安徽的第一所中学，是全国重点中学。可我知道我是考不取的。为什么？因为我是右派分子的儿子。五类分子的儿子是绝对不允许考得上的，无数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但我毕竟是年轻人，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还是努力学习，准备考试。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号晚上１２点刚过，住在我对街的一个同班同学，深夜敲响了我的门，因为他家有收音机，我的家没有。敲响门以后他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我在做题目，我说还有十二天就考试了，我说我在做题目，他说，不要做了，高考制取消了，我们考不成大学了。原定７月１号举行的高考，因为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被宣布推迟半年。７月１号就没有考了，全国的高中生没有考大学，不到两个月，高考制被取消，这一取消就取消了十年，一直到１９７７年才恢复高考。我们这一批１９６６年的高中生，是在１９７７年，也就是１１年以后，才参加考试的。这个时候，运动开始了，红卫兵建立了，到处抄家打人。象我这样的人，首先，是不准革命的，因为我成分不好，不准革命。你没有资格去参加他们的红卫兵组织，那你是什么成分呢？你只能充当被抄家的人，我只能跟着班上成分好的人，去别人家里抄家。我永远在最后面，文革以前，我们班３９个人中，有两个成分不好的，文革以后，我们班有３０个出身不好的，只有９个出身好的，于是，这９个人就统治了我们３０个人，我们３０个人只能乖乖地跟着他们去抄家。跟着他们抄别人的家，带着他们抄自己的家。反反复复地抄着，在抄家的过程当中，斗同学的父亲母亲，让自己的父亲母亲去被斗争。一个十九岁的男孩子，在中国的古代都可以结婚生儿育女了，他还要跟着别人去干这样一来的事情，带着别人去干这样的事情，你想想那个社会是怎样的样子？那个社会，表面上极其高昂，天天是喊口号，刷标语，红海洋，要革命，可是每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有多少人家在哭泣，多少人为自己的父母被打死斗死难过，可是不敢说出来，不敢哭出来。父亲母亲被打死，被斗死了，还要参加斗争自己父母尸体的斗争会。如果你表现出悲哀，你流了眼泪，那就轮到斗你了。我的同学当中，有给父亲贴大字报的，有揭发父亲反共反动的，有给母亲贴大字报，逼得母亲跳楼自杀的。
我当时作为一个五类份子的儿子，用如履薄冰都不能形容，就是成天心惊胆战。我在同学中是成分不好，成绩好的，被老师认为是很有才华的，吹拉弹唱，写书法，我样样都能搞得很好，可是这个时候变成了修正主义苗子，封资修的接班人。我紧张地等待着哪一天大字报会贴出来，终于有一天，在八月初，我的大字报贴出来了，说我跟我的反动父亲划不清界限；第二，说我说过，鲁迅如果活在今天，也会是右派，我真的说过。就这两条，如果没有８月１６号，毛泽东为了利用学生帮他造反，发布十六条，短暂地禁止学生斗学生，我这条命大概不会活到今天。所以直到８月３１号，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我跟着我们班同学，走路去看毛主席。从我们住的安徽芜湖市到北京是两千多里路，我们走过了长江，我们快走到淮河，扒上火车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第二次接见。
这个故事我就要告诉你，说明一个问题，在整个广场上，在几百万学生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时候，你所感觉到的，就是恐惧两个字。当然有很多学生怀着无比的真诚，无比的崇拜在高喊着毛主席万岁，但是，这里面一定有因为恐怖而高喊万岁的人，因为痛苦害怕而高喊万岁的人，心里埋藏着仇恨却要求自己高喊万岁的人。我举一个例子，我的一个同班女同学，这个人的名字我现在不能说，因为她在国内，我和她一起坐在天安门广场升五星红旗的旗台下面，五十万红卫兵全部坐在那儿，等着毛主席，贺龙，林彪坐的吉普车过来。车开过来了，我们欢呼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我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我是不得不喊，我跟着喊，其实我心里一点也不想喊，可是我知道，我必须喊。可是我身边的这个女同学，她也举手喊毛主席万岁，就在大家不注意的时候，在我耳边偷偷说了一句话：今天没有枪，有枪我就打死他！这个女同学今天还在国内，三十年来，我在我的内心里，一直对她是最尊敬的。在我心里，那么年轻，我当时就把她看成敢于刺杀列宁的社会党人卡普兰。当时我的表情是什么，当她在我的耳边讲了这句话以后，我回过头来死死地瞪了她一眼，我知道，如果这句话被讲出去，被别人听到，就会被踩死在五星红旗下，用不着逮捕了。
刚刚毛主席接见完了，我们这些成分不好的，被班上的红卫兵召集在一起，说北京讲了，任何成分不好的人，不准到北京，你们必须在今天下午离开北京。我们班上两个成分特别好的，共产党子弟，就把我们这三十多个人赶到北京火车站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火车站的广场上面，全部是一片花头啊。男的，头发被剃光，女的，被剃成阴阳头，脸上冒血的，身上冒血的，到处都有，孩子被打得，吓得惊慌直叫的，满广场都是。红卫兵们，北京的高干子弟们，穿着军装，带着红袖标，手里拿着皮鞭，可以在他们身上任意地抽来抽去。后来知道，这一批人的总数有四千，干什么呢？把他们遣返原籍，送回老家，接受贫下中农改造。北京是不能容许四类份子生存的。你想，我是什么心情？我是从小爱好文学的人，多多少少受了家庭的影响，和我自己读了很多书，对中国历史，外国历史多少了解一点。我看到这种情况，除了恐怖以外，就是一种厌恶。我不敢仇恨，但我有厌恶感。我这种人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不是很多的，就是明确地晓得厌恶这种东西。
当我们这三十多个人走进北京火车站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北京的红卫兵们唱着这首歌，雄赳纠，气昂昂地走在北京车站的大厅里面。当我们刚刚走进去的时候，看见一个很老的老太太，我现在记忆犹新，她穿着褐色香云纱的衣服，一对红卫兵走到她面前停下来，问她，你是来干什么的？她说，我是来看儿子的。一个女红卫兵问她，你从哪里来？我是香港来的。你的儿子干什么的？我的儿子是某某部的什么局长，那个女孩子很有意思，说，他早都被我们打倒了，然后就举起皮鞭，一鞭子从头到脚抽下去，老太太的血从脸上怦地喷出来，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谁也不敢去救，谁都要跟着这些红卫兵喊，老子反动儿混蛋，喊毛主席万岁，喊文化大革命万岁。你说，这叫不叫恐怖？
那天，从北京上车以后，我就挤在卫生间里面，站了十八个小时，第二天开到蚌埠，转了车，过了江，到了家。我告诉我父亲，我说，爸爸，你说你解放前当校长，做教授的时候，对家乡人很好，你帮助过三十多个家乡的老百姓，你说的话，是真的吗？我说，你一定要跟你儿子说老实话。他说，我没有跟你说假话，我救过很多人。我还救过很多共产党。我说那好，你听我一句话，我说北京这种疯狂的红卫兵运动已经开始了。不仅是斗争，大字报，普通的抄家，就是直接地去打死这些四类份子。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必须回老家，我们班上的红卫兵，他们把我赶回来，他们很可能跟在后面就回来了，因为他们学了北京的革命经验，回到小城市来就要大张旗鼓地这么干了。我爸爸比较镇静，妈妈就不一定了，也是大家闺秀，比较爱面子，如果把你们两个放在家门口，剪你们的花头，你可能还能忍受，妈妈可能一头撞死了，不撞死也打死了。我一点半钟到家，三点钟说服我的父母，四点钟之前赶到派出所，把我父母的户口主动迁到了农村。我父亲在家乡躲过了这场浩劫。每天早上做为改造的内容，他去扫一条小街，除此以外，乡亲们很照顾他。凌晨四点，我回到了在芜湖的家，我八岁和七岁的两个外甥女，从楼上扑下来，说，小舅舅，家被抄了，你的胡琴也被砸断了。我一看，整个家被砸得一塌糊涂。那天晚上，我就抱着两个外甥女，坐在地上，睁着眼睛，湿衣服也没换，就这样睁着眼睛，一直坐到１０点钟左右。我下了一个决心，我决不参加这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这就是我，作为一个１９６６年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参加一个造反队的根本原因。而且以我当时浅显的历史知识，我认为这是一个绝人伦的，不讲人性的革命。所以，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我读书的十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这批同学当中，成分好的造反，成分不好的，由于毛主席发表了十六条，说学生不准斗学生，但已经先有一部分学生起来斗了一部分学生了。那么，这部分被斗的学生呢，也起来造反，保卫毛主席，老红卫兵呢，也起来造反，要保卫毛主席，不论是运动初期斗人的和被斗的都要做红卫兵，都要去保卫毛主席。他们互相斗就不说了，他们更重要的是去斗谁呢？还是地富反坏右，斗那些４９年以后已经被斗了不知多少遍，只是还没有被斗死的人。一直到１９６８年，把我们这一代人全部下放到农村。因为这一批人在过去的这两年中，造反，斗争，打派仗，发展到红卫兵们都有武器。互相开机关枪，甚至连迫击炮都用上了，我的同班同学被打死了八个。到１９８６年，毛泽东觉得不好收拾了，提出上山下乡。按照他的号召去造反的，抓的抓，杀的杀，按照他的标准作恶不太多的，全部下放到农村。我１９７６年曾经到农村做过一个调查，在安徽省马鞍山市郊区的一个公社里，下放的四百多个女孩全部被本村的干部强奸过。
A：您在当时能读到的，感兴趣的是什么书呢？
B：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的那批同学，他们天天去抄家，抄图书馆，抄了人家的书，那都是封资修，他们当中，人情是永远不会绝灭的，我的那些同学们，我有时侯就跟他们讲，你们有时候就不要烧，给我吧，于是，他们在抄家的过程中，只要不是被他们认为是明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书，明显的封资修的书，比如莎士比亚全集，比如孔子的书。７４年才批孔，那时还没有明确的批孔。这样一些书，诗经啊，唐诗啊，我就看这些书，第二，在两派武斗已经很厉害的时候，我的搞武斗的朋友也给我送鸡蛋，他们掌管了电台，广播站，借给我录音机，因为我喜欢音乐。我这样的人，是文革中不够资格参加革命的，等到一批也曾经是被压迫的学生也去革命的时候，他们也不带我们革命。有的出身不好的人为了参加革命，不被抛弃，可以把主席像章别在肉上，用自己的鲜血来表示自己的忠诚。我是另外一种典型，只要有机会不让我戴这个像章，我是坚决不戴。只要有机会不让我读毛主席语录，我是坚决不读，我就在家读书自修。
A：您现在回忆两派的斗争，有没有认为基层的文革与上层政治成为了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B：有不同的差别，但系统是一样的，只要毛泽东在北京发一声号召，不论是哪一队红卫兵，哪一队造反队，都是要坚决紧跟照办的。他们在镇压所谓地富反坏右，镇压所谓特务叛徒走资派的时候，从来就没有任何区别。曾经不让造反的，曾经被斗争的这一部分人，确实有带着对欺辱过自己的人的报参加运动。比方说，在我的学校，有干部子弟，团支部书记组成的红卫兵大队部，简称“红大”，运动初期，整所有同学，另外还有一个叫“敢死团”，其中大部分是在运动初期被他们整过的。这两派就带着单位里的历史仇恨他们互斗，但是对毛泽东号召，他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分歧。这一点必须认清楚。有人认为有两个文革，一个共产党的文革，一个人民文革，我曾经在一个大会上问他们，你们当时对地富反坏右的态度是什么，对毛泽东天天搞阶级斗争的要求做了没有，如果做了，那么，你们的文革是不包括地富反坏右这些人民之外的份子的。如果有人民文革，那么，你们的领袖是谁，发动者是谁，理论是什么？过程是什么，结果是什么？如果把毛泽东发布１６条以后的造反叫做人民文革，那么，你们的领袖还是还是毛泽东。没有人能回答我。这是笑话么，人民有权发动一场文革的话，也就没有文革了。
A：如果说林彪事件是一个转折点的话，那么这个事件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B：从文革爆发到林彪事件以前的４，５年间，我因为接触很多象我这种出身于有知识家庭的人，我们在内心对毛泽东文革实际上是深恶痛绝的。尽管我们也必须站在人群中高举拳头喊毛主席万岁，实际上我们心里明白，这完全是倒行逆施。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觉醒的，大部分人是恐惧，害怕，加上盲从，那是十七年教育的结果。可是，林彪事件却使得全中国绝大多数的人，对毛泽东和他的文革觉醒了。全国人民通过林彪事件才发现，所谓文化大革命不过是一场骗局。不论是他要打倒的人，还是支持他打倒别人的人，都被他整了。而５７１工程纪要所揭露出来的毛泽东是绞肉机，是B－５２轰炸机，它作为文件发到每一个乡每一个村，所有读这个文件的人，表面上都讲，毛主席英明，回到家讲，毛泽东不是东西。所以，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觉醒，是从林彪事件开始的，这是文革十年当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尽管人们非常痛恨林彪，他举着小红书，站在毛泽东的后面，那副谄媚，丑恶的样子，文革当中他利用手中的枪杆子，为毛泽东维持这个浸透着鲜血的政权。可是，他的死，他所制造的九一三事件，确确实实让全国人民对毛泽东，对毛泽东的这个党觉醒了。但是，人们也认为主要是坏人当道，被斗争打倒的人，刘少奇，朱老总，陈毅外交部长都是好人，其实这一批人，只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挨了整，他们在文革之前的所有政治运动中，都是打人和整人的。但那是后来了，当时对他们还没有觉醒，包括我本人。周恩来死的时候，我还流了眼泪。
毛泽东的死和周恩来的死，是截然不同的。毛泽东的死的那天，是下午三点，全国电台广播毛主席去世了。我的一个同学，匆匆忙忙地跑到我家里来，跟我讲，第一句话，老毛驾崩了。我说，死了？（他说，）死了。我说，怎么办，（他说）上街看看去。正讲着，另一个同学又来了，我说，好，看看去，到街上一看，街上广播里正沉痛地广播着悼词，所有大街上，没有人哭的，没有人喊的。每一个人的脸铁青，什么叫恐怖？每个人的脸铁青，不敢笑，也没人哭，谁都不吭声，看到谁，熟人，只是看一眼，碰到当官的，连眼光都不敢相对。还有一种是会意的，外人看不出来的的那种感觉。可是我们这几个人干了一件什么事呢？我同学问我，你今天身上还有钱吗？我说，我身上还有七块钱，那时侯２８块钱一个月。说，吃饭去！那心里快活，毛泽东死，我们心里快活。我们就走到芜湖当时最高级的饭店，叫同庆楼，我们走上楼去，我傻了，已经全部坐满，只剩下拐角上的一个小桌子。那是四点多种，没有一个人讲话，没有一阵哭声，只听到杯子盘子碰得啪啪啪！碰杯。我从来不喝酒的人，我们那天把身上所有钱拿出来，凑成１０块钱，那天大吃了一顿。
B：毛泽东知道，他通过正常的通过党委搞运动的途径，是不可能斗倒刘少奇的，所以他才背水一战，利用自己多年来人民领袖的神秘感，从下而上，而不再是从上而下地来发动这场政治运动。他要冲破刘少奇路线上的人，就是那些各省，各市，各厂各公社的党委书记们，所以他必须发动群众。他要求北京学生大串连。而学生大串联，是要他们去冲击党政机关，到全国各地去点火，去串联，把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点起来了。大城市往小城市，小城市再往乡村，然后把所有的党委全部摧垮。省委书记在一个省统治了那么长的时间，一般人斗不起来，可是北京来的红卫兵，把他从家里抓出来，挂上牌子，他一斗了，下面的副书记，市长也都斗起来了。象我们这样的，也可以串联啊，我们挤火车，坐轮船，到处玩，到哪里吃饭不要钱。这样一来，在学生当中出现了一大批跟我一样的人，他根本不想去干革命，但是串联他串了，吃饭不要钱的事他干了，游山玩水的事他干了，这样一串联，串了一年多。串联停下来就是武斗，武斗以后就是上山下乡。
A：林彪事件到文革结束的五年间，您的经历和体会是怎样的？
B：林彪事件后，我中学的数学老师曾经在学校的大操场上深夜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整个中国就是一个大监狱。他说，我知道你人好，你不会出卖我。我们在操场的一边走，不敢走到另一边，另一边是一个土坡，土坡上放着上百具棺材，全是武斗中被斗死的学生。我那天回来以后写了一首诗，叫“１９７１年的月亮”实际上中国真正的民间文学，地下文学，也就是从这一段时间开始的，１９６８年开始下放以后就有了。那样一种情况下，一直到１９７６年毛泽东死，全国人心极其痛苦，７１年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怕人翻案，又搞了一次“一打三反”，一次枪毙的人不压于６６年。全国大概枪毙了两百万。为什么，因为林彪事件以后人心涣散。不仅是老百姓觉醒了，毛泽东的那些干部也觉醒了。晓得我们全部是炮灰。红卫兵帮毛主席闹革命，结果是全部下放农村，我们劳动一天挣八分钱，有的劳动一天，不但没有饭吃，还欠生产队的。所以整个人心涣散，信仰开始崩溃，对毛泽东的迷信开始崩溃。社会出现乱象，刑事犯罪越来越厉害。公开的打砸抢烧杀无时没有，无处没有。一个靠枪毙逮捕，靠挂牌子游行游街维持统治的社会，人心会是光明的吗？到７４年，他为了搞周恩来，又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又斗了一批人，又打了一批人。这是运动时期，非运动时期，每天几乎没有不枪毙人的。整个文革，应该说是在一个红色恐怖的阴影下，在它的前期，是赤裸裸的鲜血的恐怖，在它的后期，林彪事件以后，更多的是一种信仰崩溃的阴影似的恐怖。
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是以一个年轻的，不合作者的形象出现的。尽管我觉醒的层次很低，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害人的，它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它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它是一场迫害人民的政治革命。这一点在我的内心里面，在哪个夜晚，抱着两个外甥女的那个晚上，我是很清楚的。第二，我是这场文化大革命中的幸运者，我的幸运，来源于别人没有看到的一点——海外，西方学界都认为文革是中共统治中最黑暗的岁月，我要承认的是，那种公开的，疯狂的，残酷的杀戮和迫害，是１９４９年以后最厉害的。但是，一个数字可以告诉我，在毛泽东统治的２８年里面，前１７年，文革前的１７年，他杀害中国人民六千万。文化大革命，杀死，打伤是两千万。前１７年里，凡是地富反坏右子女，都必须被强迫他们自己是反动的，整个思想，心灵，灵魂都是被扭曲的。文化大革命，反而在某种意义上，使这部分人获得了解脱和解放。为什么？文化大革命当中，曾经整人，害人的共产党干部，他们自己也倒了霉，他们百分之九十五都倒了霉。刘少奇都是反革命，那么，反革命，坏份子，右派，这些帽子的压力反而减轻了。所以，文化大革命，它有一个客观效果，表面上，它的轰轰烈烈的杀人镇压是史无前例的，但是，它对中国人民的迫害，从肉体到精神，远不如前十七年。而且，它扩大了“反革命”的阵营，在全中国，把那么多的共产党的干部都变成了反革命，因此，它使人民在心理上的承受力，变得前所未有地强了。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在度过了１９６６年的那个残酷的夏天之后，我们的心情，比文革前１７年，比父亲被打成右派的时候，感觉反而还轻松了一点。为什么？举目一望，人人反革命。文化大革命当中，许许多多曾经整人害人的共产党干部跟我住在同一个牛棚里，跟我一道受批斗，我胆子都比原来大啊。所以文化大革命在客观上，其实是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前身。它使（对）毛泽东的迷信破产了，它使对共产党的信仰动摇了，文化大革命的迫害，跟文革前十七年相比，反而变轻了。所以１９７９年，邓小平为了收拾人心，进行平反的时候，你发现，平反的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５７年反右，什么三反五反，５９年反右倾，６４年什么四清运动，主要是这些。海外西方学者不了解中国，他们真的不了解中国。包括台湾，他们都把文化大革命看做是共产党作孽最多的一个阶段，其实共产党作孽最多的是前１７年。１７年，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手段，扭曲了人的心灵。
（根据录音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