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
本文以对近期部分美国“新清史”研究著作的概述为基础，分析“新清史”的几大特点：强调满文原始档案的利用并由此带来对清史的重新认识，强调满族的历史主体性，及把清朝从中国的朝代中抽离出来，作为一个内亚帝国在世界历史中重新定位。本文主张对“新清史”的认识应从美国学术界的内部思潮变动入手，了解解构包括民族-国家在内的宏大叙述和消解历史目的论是当代美国学界的根本思想倾向。这一倾向曾导致对西方中心的质疑和中国中心叙事的兴起，但再进一步，也导致对中国内部汉族中心倾向的批判，这集中在对认为满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逐渐“汉化”的质疑。美国学者也经历过对满族统治者从1980年代以前的忽视到1980年代后重新审视的过程。这一转向受到清代满文档案的实证支持, 由此, 美国学者如Evelyn Rawski, Pamela Crossley, Edward Rhoads , Peter Perdue， C. Paterson Giersch 等开始逐渐系统地质疑中国近代历史叙述中或许过于强烈的（汉）民族革命的色彩，认为这一意识形态阻碍了对满清统治者及其意识形态，统治制度，及统治技术，及其全球意义的认真研究。另外，美国学者也质疑传统的关于“统一” 的意识形态，认为这种意识形态把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及其背后复杂的搏奕化约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目的论的过程，同时忽视了清帝国的内亚特性。
本文主张中国学者应该对美国学者的学术立场持理性和温和的态度，避免泛政治化和情感化的解读，尽管后者的研究的确带有很大程度的对思维定势的颠覆性。本文客观分析了中国学者在接触“新清史”论点时产生抵触的原因，包括民族情感和大一统情结等,以及内在的逻辑矛盾， 认为历史上的满州征服，排满革命及其相关的革命历史话语，以及学者作为个体自身所必然具有的（汉）民族认同都不应当成为了解“新清史” 研究角度和方法的政治或情感阻碍。
本文进一步指出, “新清史”研究在最初的,也最富争议的关于满族和满清统治者认同和主体性的研究之后, 更多地持续呈现了另一个面向,即强调把清朝看成一个具有强烈内亚特性的大帝国,而非仅仅是中国朝代更替历史中的一环，进而深入研究清帝国中央政权在扩张过程中和边疆少数民族，乃至周边其他帝国的互动关系，而非仅仅以“统一”概括。Laura Hostler 在其对清初贵州的研究中, 就将清帝国定位为一个与欧洲的帝国共时并具有若干共性的“早期现代”东方帝国，它们同样地采用绘制地图和编篡民族志的方法来加强对新征服地区的知识积累。C. Paterson Giersch指出清帝国与缅甸和暹罗在中国西南的竞争。Giersch和Bin Yang 的实证研究如同Edward Rhoads所做的一样，都否认了清代云南出现一边倒的汉化现象，而强调边疆地区文化间的相互影响乃至汉族移民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本地化倾向，这表明“新清史”的一些阐释框架表现出持久的影响力。
最后, “新清史” 在中国所遭遇的抵制源于中国近代反满和反帝民族主义情感和国家统一等敏感议题和西方学术语境和问题意识的碰撞，但“新清史”所提出的角度是值得借鉴的，尤其是在对清代边疆历史的深入研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