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篇小说不再是对最当下的生活的描摩，也不再是对未曾经历过的历史的虚构，而是聚焦于一段在中国现代史上非常特殊的岁月，这段日子对作者本人来说记忆尚存，它不算是眼下，又尚未滑入久远的过去。但是这种再现，既不是伤痕文学和知青文学中的控诉，也不是对现实琐碎的罗列，它们以一种孩子的真切和成人的冷静态度，些微的温情，把改革前或初期的社会和家庭生活呈现给我们。
莫言的《卖白菜》，开篇就把背景交代得清清楚楚，是“1967年冬天”，一个任何中国成年人都知道是什么时代的时代。小说的语言平实极了，干净极了，故事也简单得要命。12岁的“我”，跟着母亲去集市卖白菜，本来说好了要留着过年包饺子的大白菜，为了换钱，不顾“我”的流泪恳求，也不得不出卖了。在集市上，一个挑剔的孤寡老太太来买白菜了，她把大白菜外边的菜帮子撕了又撕，最后后让“我”用刚刚学会的乘法算了帐，卖掉了。等我放学回到家，已经卖掉的白菜又回到了家，母亲“眼睛红红地看着我”，说，“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能多算人家一毛钱呢？”最后母亲哭了，小说的结尾是这样一句话，“这是我看到坚强的母亲第一次流泪，至今想起，心中依然沉痛。”
《卖白菜》里的有一个家，但家里似乎只有“我”和母亲相依为命，一同侍侯地里的白菜，一同去卖菜。这一个母亲，还隐然有着《红高梁家族》中的我奶奶和母亲的那股倔强，为了不让“我”哭，她恼怒地喝斥我，用“凛冽的声音”教训我，但是看到“我”手上的冻疮时，又用一种“让我感到温暖的强调”对我说话，直到母亲的诚信被“我”摧毁了，这才彻底感到悲伤。读着这篇小说，仿佛在想象中体验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年代的北方农村，那彻骨的冷，和彻骨的穷，又忽然回想起屠格涅夫的散文中描写过的贫穷而坚定的俄罗斯妇女，也让我想起莫言写于八十年代的一篇大约叫《老枪》的短篇小说，那里也有一个坚强的母亲···《卖白菜》里的母亲有坚强，还有短暂的欣喜，可是却再也没有《红高梁》中的那种浪漫主义。母亲本来就是小脚，又“在过度的劳动和艰难的生活”中压弯了腰，却还得在冰天雪地的冬天，“一步一步”背着白菜去集上卖，父亲缺席了，豪迈驰骋的余占螯也没有了。“我”是一个不停流泪的男孩···我想，是不是当莫言在20世纪80年代描写“我爷爷”和“我奶奶”的时候，他只是在写一段传奇，一种想象，象在写一个异国，那里撒尿都可以变成好酒，而当莫言写到公元1967年的时候，每一个细节，都象那个装白菜的“结满了霜花的腊条篓子”一样，真实得不敢肆意想象，不许魔幻，只能现实。
以匮乏为特征的六，七十年代，在时已中年的中国作家们的心中一定是挥之不去的。将来的人们未必能真切地再现那种一家四五口人围着火炉吃饭，商量着如何使用布票，如何弄到自行车票的日子。只有经历了从匮乏社会到如今大众消费时代的一代人，才能恰如其分地复制出来。苏童曾经成功地把上世纪初叶的深宅大院，妻妾成群写得诡秘怪异，寒气森森，曾经把自己的长篇小说《我的帝王生涯》称为“梦想中的梦想。”但在2002年的《白雪猪头》这篇小说中，苏童也以极为平实的语言复归到现实，描述了一个当代家庭的生活。小说的时代背景，尽管并不确定是否在“文革”中，却也是在那个短缺经济，凭票供应的年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依赖着布票，煤票，草纸票。这篇小说也以第一人称，也从一个孩子是视角，来写一位母亲。这个家庭，比上面提到的稍好一些，住在城镇里，虽然不用自己去卖菜，但是母亲每每凌晨就得提着篮子去国营肉铺排队。尽管如此，还是很难买到猪头肉。母亲怀疑肉店营业员张云兰私藏了猪头肉，但没有证据，而且，也不敢得罪张云兰。“我”兄弟姐妹五人都爱吃肉，但家里“铁锅长年少沾油腻荤腥，极易生锈。”母亲为了拍张云兰的马屁，按要求替她做五条裤子，然而当母亲做好了裤子，张云兰却调走了。除夕前那天，张云兰却在大雪中意想不到地来访，她带来了猪头，和一双“温暖而时髦”的新尼龙袜。苏童塑造的这个家庭，与莫言《卖白菜》中的家庭一样，父亲从未出现，由母亲承担一切重担，但是同样地在艰辛中凭借家人的相依为命感受人世的温暖。然而父亲为什么缺席？是在贫病中过早地去世，还是被发配到什么地方——这本身就是一片沉重的空白。
复制六，七十年代，或许已经成了作家潜意识中的一种社会使命感，抑或是对自身经历，乃至整个民族命运的一种祭奠仪式？还是在这一本选集中，迟子建以《花瓣饭》来描摩文革岁月。《花瓣饭》写的，还是一个家庭，叙述者“我”排行老二，十二岁，是十五岁的姐姐的妹妹，是十岁的弟弟的姐姐。小说开始的时候，我和姐姐在厨房里做饭，爸爸由镇小学校的校长，被贬为县城粮库的装卸工，妈妈因为生长在黑龙江中苏界河边上而被打成“苏修特务”，经常被揪出去，带着高帽子游街。“我”曾为维护母亲的尊严和一个女同学打了一架，而姐姐在班主任老师的授意下，写一份和父母的决裂书，否则就加入不了红卫兵，年幼的弟弟对父母则完全没有恭敬之态，因为他已经把父亲看成了“臭老九”，把母亲叫做“苏修特务”。在一个晚上，父亲回家后，没有见到母亲，因为担心就出门去找，母亲回家后，看见父亲不在，又出门去找。“我”和弟弟无休止地争吵，拌嘴的时候，父亲回来了，看见母亲不在，又返身出门再去找母亲。“我”和弟弟于是开始炒父亲带回来的黄豆当零嘴。这时母亲却又回来了，姐姐告诉母亲，父亲很担心她，“这个‘苏修特务’听到这番话后，眼睛里就泛出了温柔的亮色了。” 小说的最后，父母一同回家了，带着露水，而母亲竟“娇羞地抱着一束花。” 全家人终于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母亲一摇晃，有花瓣落在饭上，没有人舍得把花瓣扔掉，而是把花瓣连同饭一起吃了。“那是我们家吃的最晚最晚的一顿饭，也是最美最美的一顿饭。”
莫言对农民的苦难的把握是令人惊叹的，这在《天堂蒜苔之歌》中已经表现出来。他在《卖白菜》中描述的农民母子生活最是残酷，而母亲的主要意义是成为一个道德至高点。相较而言，苏童和迟子建笔下的生活更温情一点。苏童写的母亲更代表了母爱，迟子建笔下的母亲则更多地代表了夫妻之爱。他们似乎都在尽量地呵护着什么，小心翼翼地让一个残酷时代在孩子面前展现一点点亮色，不论是道德还是情感，就把这当作是“救救孩子”吧。如果连一个孩子的眼中都已经看不到美好，这个社会存在的意义何在。而美好，似乎只能在相濡以沫的家人中寻找，绝不是单位，也不是农场。这似乎不仅仅是时髦的“怀旧”，因为不是每一个“旧”，都值得去怀。和社会政治的不可捉摸相比，家好歹还能让人抓得住，亲情也不会那么翻云覆雨。然而这种复现，与其说是真实，倒不如说也只是一个梦想和愿望，其实在文革中撕裂和反目的家庭，何其多也，可是文学家恐怕已经不忍再去揭这一层皮了，再揭下去，这个民族就彻底体无完肤。因此，虽然迟子建的描述中已经暗示了父母权威的颠覆，终究不忍深入下去。
今天人们的目光，怎么会突然不约而同地回归七十年代呢？而小说中故事发生的空间，又为什么总是家呢？出现于本世纪初年的《孔雀》这部电影，也是这种复制努力的一部分，它把一家五口在走廊上围着火炉吃饭，做西红柿酱，做煤球，男孩用粉笔把蓝色球鞋涂白的日子，竟也一点一滴地展现在银幕上，伴着略带忧郁和和迷惘的旁白。顾长卫这一代人，仿佛不约而同地找到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在经历了八十年代的狂热，九十年代的迷惘之后，回过头去直面那个匮乏的时代，但是他们又都不约而同地避开了血腥和政治，避开了控诉和忿懑，而是把所有的隐藏于幕后的扭曲和压抑，都消解在家庭仅有的那一点温馨中。八十年代的人们，毕竟在控诉过去的时候，同时怀着对未来的憧憬，然而，当“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憧憬变成现实的时候，社会却已经处在一个更加微妙的关口，现实的不确定，物质主义的冷漠使得人们在回首当年的时候，多少有了一点宽容。而能够支撑起你的宽容，软化你的愤怒的，除了家庭还能是什么呢。在那段机械呆板的，物资紧缺的生活中，说真的，还有什么能比一个风雨飘摇而又风雨同舟的家庭更能给人以温暖？恐怕每一个人的记忆里，都有那么一两个突然停电之后，全家人点上蜡烛，围炉而坐的深夜，一家一同去看新电影的傍晚，过年从父母手里接过新衣服的快乐，在这些短暂而快乐的时刻，外部世界又发表了什么鸟社论，当红卫兵是什么标准，都见鬼去吧。
是的，中国人有着强烈的家庭观念，但这不单单是传统道德使然，也是社会政治变动造成的心灵的必然归宿（抑或龟缩？）和逃避。这正是匮乏时代和家庭两个主题交织着同时浮现的意义。英国的约翰生博士曾说，“爱国主义是流氓的最后避难所”。那么，“爱家主义”就该是非流氓的最后避难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