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戴震的善恶观

笔者览清代思想史著作种种，已然可以断定，整个清代，在顾，黄，王以后，真正能把学问和思想完美结合的人，非戴震莫属。自戴震以后，乾嘉学术即开始逐步走入过度注重文字，训诂，考据，制度之经学末流，此点连戴之高足段玉裁也已察觉。戴震不仅堪称余英时所誉之 “经学考据运动中最具权威性的理论代言人”，还更进一步，经由《孟子字义疏证》超越考证，并在此坚实基础上达到义理的高度，即戴震最终不仅是一个考据家，还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对宋儒有直接的挑战。

戴震原创思想的关键点，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已经反复言之：即“重智” ，以智力主义代替道德主义。钱穆的弟子余英时在多年后更用“智识主义intellectualism” 概括, 其实并未超出钱穆的见解多远，只是将其深化和理论化。

钱穆在戴东原多种著作中，特别注重戴东原论善恶的语句，如：

“智愚者，远近等差殊科，而非相反；善恶则相反之名。········人之成性，其不齐在智愚。······任其愚而不学不思，乃流为恶。愚非恶也，性无有不善明矣。”

此处，戴震似乎回到了孟子最初的性善论，但他的阐释是独到和有针对性的。他认为，性善是普遍的，不存在善恶在根本意义上的对立，因为这种对立违背普遍人性；现实当中个体人和人之间确实在行为上存在善恶之分，然而，这个分别的根源在于智力在程度上，而非本质上的差异，恶的根源在于愚昧，而愚昧的原因是不学。这样，戴震相信，表面的善和恶只是智和愚的一种外在反映，但智和愚并非绝对不可改变，而是可以通过教育和启蒙--“学”来改善。这个动态和相对的过程直接挑战了宋儒绝对化和形而上学的天理观，因为在戴东原看来，所谓理，并非如宋儒宣扬的那么高不可攀，玄而又玄，与天地同生，理本身，无非是“所照所察者之当否也。”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作出正确，合乎理性的判断而已。还没有掌握这一能力的人,只是需要靠学习来增进智慧。上溯到先秦，则戴学近荀，而远孟。荀和孟何者更接近孔子学说真义，殊难断言，但记得李泽厚曾经说过，他更偏向于认同荀学。

明代王阳明曾写过著名的四句偈：“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清儒们对王阳明几乎是绝口不提的。王阳明在这四句中表达的善恶观显然带有明显的禅宗痕迹：善恶本无，纯在于意念之动，岂非六祖本来无一物之翻版？和王学之精髓：达致良知在于知善恶。但是，如何才能辨别善恶？王阳明不会回答方法问题，因为他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言说的，直觉和顿悟的过程，所以我觉得良知最准确的翻译是：intuitive moral knowledge。以戴震的观点看，与其纠结于善恶之有无，不如直面社会和知识根源。这也是明代学风和清代实学之别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例证。

从很多方面看，戴震确实具有某些比较“现代”的理性主义思想倾向。这不并不奇怪，钱穆也已经注意到，戴震的人生经历，用今日的话来说，是很接地气的，他做过生意，走南闯北，好人坏人，大事琐事 “尽知之”，对民怨，世情，自有一番体悟，绝非一个只懂高头讲章的冬烘先生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