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即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的这一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派遣匈牙利人，考古学家斯坦因博士由印度到新疆天山南路，以和阗为主，从事调查与发掘，得魏晋间所书木简数十枚，又得残佛经写本多种。1906年，斯坦因再次来到新疆考古，在尼雅河废墟发现我国汉魏时木简十数枚。同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也来到我国新疆，甘肃一带考古。自斯坦因中亚考古新发现的消息在欧洲传播后，伯希和受法国政府及法国国立研究院铭文研究所的委托，组织考古团，滞留新疆，甘肃达三年（1906-1908）之久，伯希和此行，收购的敦煌千佛洞晋唐写卷及佛经画等达五千多卷。1907年，斯坦因到达敦煌千佛洞，发现古写本佛经卷子。据斯坦因回忆，当时卷子一层层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中间有不少用梵文写成的方形纸片，还有土耳其斯坦佛教徒用来翻译佛经的各种方言。斯坦因兴高采烈，花了整整六昼夜，将古写本装成二十四箱，美术品五箱，悉数运回英国。1908年，结束了考古活动的伯希和携带他购取的六朝及隋唐卷子，古梵文，波斯文，回鹘文等书上千卷归国，在路过北京时，即托朋友帮忙，表示想见到王国维，王国维到了伯希和在苏州胡同的住所后，见到唐人写本，石刻，惊为奇宝，于是拍下一些照片。伯希和又指出，敦煌的石室中尚有卷轴约八千卷，罗振玉才请学部运至京师储存，至此，敦煌卷子才开始引起当时的清政府的注意和保护，后经沿途损耗，京师图书馆最终只保存二千五百卷。1909年，伯希和又到北京，与直隶总督端方商讨考古问题，并与罗振玉和王国维讨论研究计划。
以上这些分散在《王国维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年版）中的记叙凸现了几个事实。首先，斯坦因和伯希和是在各自的政府的资助下，从事考古活动，两人都是严肃的学者，而不单是“盗宝人”，英法政府对学术的资助和学者的探险精神，在当时的中国都是不存在的。而且，尽管他们用了一些哄骗的方法买走文物，拐带出境，却也是他们不仅让敦煌卷子的学术价值得以凸现，也是由他们引起了正被内政外交弄得焦头烂额的清政府的注意，假如他们真的是以盗宝为目的，又何必专门通知中国政府？第三，当时对敦煌古籍的所有权，似乎缺少明确的法律界定。中国学者和学者虽然立即采取措施，不让古籍流入外人之手，但似乎也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和法律手段，能阻止外国学者的行为。
斯坦因对印度建筑和梵文的造诣甚深，但并不懂中文。伯希和不但精通法语，英语，德语，而且还通俄语，汉语，藏文，波斯文，蒙古文，土耳其文，安南文，是世界一流的学者。伯希和路经北京时，在六国饭店以流畅的汉语发表学术演讲介绍敦煌的发现，使得罗振玉和王国维钦羡不已。当时中国的宋版书已近绝迹，学者们见到六朝隋唐的古写本，惊的目瞪口呆。伯希和回到法国后，将敦煌卷子交国家图书馆保存，法国政府为他在法兰西学院中开设中亚讲座。这一年的伯希和，年仅28岁。1908年，伯希和将部分敦煌古写卷子寄给罗振玉和王国维，罗振玉和王国维才开始编辑敦煌石室遗书。斯坦因回国后，将他在敦煌西北古长城废墟发现的千枚汉简和此前在古楼兰搜集到到的魏晋木简，交到法兰西学院，由沙畹教授代为研究，沙氏选择其中完整者九百九十一号，撰成考释，于当年付印。沙畹将汉晋木简文字考释刚付印的校本邮寄给罗振玉。罗振玉收到后，于王国维一同展读，发觉其中不尽如人意处，又重新分类考订。最后整理的《流沙坠简》三卷于1914年印行后，罗振玉在序言中称“斯（坦因）氏发幽潜于前，沙（畹）氏阐绝业于后，千年遗迹，顿还旧观；艺苑争传，率土咸诵，两君之功，可谓伟矣！” 1914年10月，沙畹又约罗振玉赴欧洲考察中国西部文物，因欧战爆发，未能成行。1919年，王国维翻译伯希和的一份演讲辞“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在附记中称伯希和为“世界东方语学文学并史学大家也”，钦佩之情溢于言表。1924年，伯希和应王国维的请求，手抄敦煌所出的韦庄《秦妇吟》二足本，一为巴黎国民图书馆藏本，一为伦敦博物馆藏本，王国维以此两本互校，从而让原本已经不传的《秦妇吟》重见天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