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一 中国历代社会政治虽然没有大规模，制度化和世袭的贵族统治，但几千年来政治一直在精英垄断和平民参与之间轮转和分享。史学家蒙思明在《魏晋南北朝的社会》一书中指出，西汉政权原本是一个刘邦领导下的“流氓贱隶”的集团建立起来的，但自身逐渐形成一个贵族政府，经过王莽中间横插一杠子搞激进的空想社会主义而失败，再到了东汉，就更演变成了一个彻底的贵族集团支持下的政权。光武帝刘秀中兴汉室，他本人就属于“豪富阶级”，他率领下的富豪集团是王莽政治理想的反动。蒙思明详细分析了东汉政权下新兴世家贵族坐大的途径：１，庞大的经济实力。在东汉制度下，新贵族按三十税一交土地税给国家，却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地租率收取佃户；２，政治势力。蒙思明指出，东汉有一种“任子制度”，确保高级官员和贵族的子弟中有一人直接被任命为“郎舍人”，取得和通过选举而拔擢的官员同等的地位，官宦子弟还可以通过以特权进入太学后，再以太学学历以求仕进；３，累世学术之家。其世代传承的文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要的“象征资本”，也很可傲视天下的。 二 东汉衰落，三国鼎立，其实也还是贵族和平民的博弈。蒙思明指出，刘备的祖父和父亲是州郡一级官吏，诸葛亮亦出身汉世族，孙氏则全仰仗江东世族，惟有曹操和世族关系疏远。周一良《论诸葛亮》一文中则把诸葛亮定位为“中小地主阶级”，总之，即使“躬耕”，也不是真正的“布衣”，至少在血脉和精神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中谈魏晋更替，认为是司马氏所代表的“儒家豪族”和曹操代表的“非儒家寒族”之间的胜败问题，而司马懿就是同属儒家豪族而为曹操击败的袁绍的继承者。陈寅恪认为，西晋政权代魏，表明儒家贵族最终战胜了非儒家的寒族，魏晋南北朝成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贵族社会，即使在国史大家柳诒徴看来都稍觉不可思议。柳诒徴在《中国文化史》中论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选举与世族时，在“脚注”中说春秋时代世族专权并不奇怪，因为那时本来就是封建阶级社会，但自秦以降，“社会阶级已经铲除，无所谓平民贵族之别；而汉魏以来，复造成此种阶级之制，斯可异耳”。其实，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后又一个缺少统一的中央政权的时代，而每当王权相对不稳和式微，社会中的特殊势力，如世家大族的力量就会上升，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社会政治的稳定因素，直到中央集权下的强大的大一统体制再次挑战甚至摧毁旧贵族精英的力量，并从平民中吸收优秀分子进入官僚集团，直接为皇权服务，其标志就是隋、唐科举制度。另外，无论社会阶级如何在形式上被铲除，平等的理想如何深入人心，甚至变为法律和制度，门阀的兴衰，精英集团的正负两面影响，寒门与世族的分界，在任何现实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即便在科举制度下，拥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人家也更容易产生获取功名的子弟。在没有科举制度的社会里，只要不人为地干预，世家大族名门精英难免重新形成社会势力。 三 以西晋为界，世家大族战胜了寒族，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世族如何与皇权共处。理论上，皇帝是承天命的天子，是政治和道德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在皇权不振、不足以控制贵族的情形下，只能建立一种皇权与贵族共治的局面。魏晋南北朝的世家大族对政治的影响极大，甚至直接操纵国家大权，孟子的名言“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又获得很多新的注脚。蒙思明指出，世族的政治意义，董卓早在汉末执政时就已经意识到。唐长孺特别强调，后赵高祖石勒和侄子石虎虽以残暴著称，但对世族的特权都予以承认。当日政权之稳定与否，全视世族的向背而定，新政权每乐于任用世族子弟以巩固政权。在隋朝确立科举制度之前，汉朝的公府辟召、郡国供举等制度化制度是保证朝廷可以选拔任用道德高尚的人担任公职的重要制度，但是在世族勃兴的背景下，曹魏率先实行九品中正制，以中正品评人物，推荐到政府。但唐长孺特别说明，中正品第明文规定不及于普通庶民，而以家世和才德并列。蒙思明则指出，中正所依据的“清议”，很容易为世族所操纵；另一方面，中正这一职位也日渐为世族子弟担任，中正的权力大到可以限制吏部的用人。而与此同时，吏部这一机构本身也被世族控制。最终，曹魏用以鉴别和选拔人才的九品中正制仍然沦为世族巩固自身统治很有影响力的工具。日本学者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中专门指出：“九品中正制脱离其本来的精神，归根结底是因为授予乡品的‘中正’官并非如字面所表示的那样中正，而是偏向权力一方。”吕思勉在《中国文化史》中对此一时期贵族力量坐大有根本性的提示，即在王莽变法失败以后，政治家的眼光也为之一变，开始听之任之，即古语谓“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吕思勉把这一变化看作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的确是极为深刻的，因为他看重的，并非某一个标志性事件对当时的政治冲击，而是对后世的历史观产生的微妙然而长远的影响，以王莽变法及其失败为例，则是使得后世出现一种犬儒和宿命的顺应倾向。从客观来说，中国历史也确实表明，任何短期内大规模触动利益集团既得利益的改革最终都会招致抵制和失败。 四 田余庆教授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的研究更深入一步，他指出天子与贵族共治最典型甚至唯一真正存在的时期其实只是东晋。在东晋一百来年的历史中，门阀士族如王氏、庾氏、谢氏在政坛相继纵横驰骋，各领风骚。田余庆特地指出，谢氏家族得以上升到士族的最高层次，部分得益于他们由儒入玄的转化。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文化气氛下，要成为贵族，除了背景、影响、事功，还必须掌握贵族内部的文化信仰和话语系统，即当时流行的玄学。公元３８３年的淝水之战后，谢安、谢玄开始受制，兵权被解，旋即相继去世，虽然其家族的社会地位一直延续到南朝末年，但淝水之战后，门阀士族开始逐渐走向政治上的衰落。一方面，随着他们自身人才凋零，既缺乏从政才能也缺乏兴趣，皇权开始走向复兴和强化；另一方面，田余庆所说的“次等士族”在动荡的时局中开始以武力反对上层“门阀士族”，最终发展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并建立起刘宋政权。 五 贵族垄断造成社会阶层日渐固化，向上流动的渠道被阻，但也于无形中蕴藏了自身日后衰落的契机。按余英时在《汉晋之际士之自觉与新思潮》一文中考证，南北朝世族与寒门的身份意识和不相礼接之风也早在东汉时期就已经开启。川胜义雄在《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指出，魏晋以降，一般庶民入仕之途极为狭窄，即便在士人中，下层寒士向上流动也非易事。这造成寒士和庶民只能通过军功获得做官的机会。自南朝宋武帝刘裕开始，权力分配出现新的趋向，即军权被逐渐交到王族和寒门武人手上，而与此同时，寒门武人在北魏统一北方的大背景下，军事作用大幅度上升，也开始形成了独立的政治力量。新兴军事集团不断挑战既有政权，直到隋唐之际以全面实施科举考试制遴选官吏，到唐中叶以后，旧门阀才全部垮台。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中国史通论》中也提到这一现象，他描述为，“频繁的战乱使权力逐渐下移，即下移到实际干事的人手里”。两位日本学者都注意到战争和军事对权力关系的型塑作用，因为战争的急迫需要导致权力关系逆转，这其实类似春秋战国的情形。 六 关于皇帝、士族、寒人之间的权力关系，南北朝时期的《颜氏家训》早有记载。生活在北方的颜之推观察到，“晋朝南渡，优借士族”，凡有才干者都任命为高级官员。但也有一部分贵族子弟“迂诞浮华，不涉事务”，国君却不忍心处罚他们，因此把他们放在清闲的位置上，“盖护其短也”，但国君对基层办理具体事务的官吏则“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将此权力下移归因于高门大族“不屑”竭智尽心任事，“人主不得不用寒人”。按颜之推和赵翼二者的看法，国君都是被迫依赖寒门的，他们其实尊崇贵族，但苦于有些贵族实在懒惰无能，碍于身份又不好责罚他们，只能给个闲差了事；而真正办事，还是需要依靠底层实干的行政官员，而且这些平民出身的小官员既熟悉政务又容易驱使。这一趋势表明，贵族固然可以在很长时间内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但是自身的绩效毕竟还是会被最高统治者考察，脱离实际事务会使最高当权者——不论内心是否情愿——转而寻求寒士的协助，又重新缓慢地形成最高统治者和平民阶层的基于实利的结盟，这一过程再度类似春秋战国时代国君和士阶层的联合及对贵族的排挤。 七 当时的贵族精神除了人所共知的腐败虚伪、尚清谈外，也不乏积极之处。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在《中国史通论》中认为，由于晋代非常重视门第，使得贵族拥有很强的自负心理，高门大族不仅不把皇权放在眼里，因为士族身份不需要皇帝任命，也无关朝廷的制度，他们对于侵犯中原的夷狄也十分强硬，不肯让步，而“正是这种自尊心，成为国民的气节得以维持的原因”。然而钱穆则对贵族气质做了南北地域分界。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则注意到地域差异：南渡士族不愿经心世务，对国事持消极心理，而留守北方的士族倾向于与异族统治者合作，其政治心理大体积极。所谓积极消极，其实是以外部旁观者的角度来评判和从政治参与来度量。余英时教授的《汉晋之际士之自觉与新思潮》则换了一种内部观察的角度来看待贵族的“消极”。他认为，是这一时期士大夫个体自觉促使这一知识人群体转求自我内在人生享受，对自然、文学和艺术的欣赏；他们鄙薄世事，是发展内心的自觉要求。同时，余英时还注意到，汉晋之际士大夫“个人经济情况大体皆甚好”，其经济基础与思想变迁关系至深，而优越的经济条件、充裕的闲暇时间、向内的探求，对人生享受和文化艺术的追求、对自然的钟爱，促使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音乐盛极一时。余英时甚至认为，造纸出现于东汉，书法之艺术化成于东汉，都和这股贵族情趣发达的潮流直接相关。柳诒徴在《中国文化史》中考证，“文集”这一形式也始于东汉。这些其实都是蒙思明所论述的东汉贵族政权的文化表达。 八 出身寒门的人，容易获得同情和道德的制高点，但值得注意的是，赵翼深刻的史识，使得他在揭示这一过程的同时并不囿于对寒门的泛泛同情和对贵族的鄙视。他在《廿二史劄记》指出：“盖出身寒贱，则小器易盈，不知大体，虽一时得其力用，而招权纳贿，不复顾惜名检。”就是说，出身寒微者虽然自身驱动力更强，也有办事能力，但一旦做官掌权，倒可能更贪婪更没有底线的。在后来的科举时代，大量寒士固然一朝金榜题名，如同中了彩票，其精神境界道德人品也的确没有同步提高，世家贵族有时还看重“名节”，寒士倒可能是不顾一切的。贵族和贵族精神的衰落可能带来正反两种结果，一是平民化，二是流氓化。或许，一种理想的状态是以贵族的底气和精神，而如平民一般任事和实干，这恐怕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而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假如没有法律的确保和制度的约束，不论是士族和寒人背景出身的官员都有“招权纳贿”的可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