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届的分配可能是受六四影响最大的。六四发生后,上一届的分配基本已经结束,不可能再做大的调整。而我们这一届,到三线和基地的名额明显增多,研究生也不是报考,而是必须经过推荐和保送。
老公在大学时的理想一直是做一名大学教授。他应该说还是蛮聪明的,换句话说他的思维方式跟一般人不太一样。我说这是“基因突变”的后遗症。尽管这几年他一直沉浮在爱情的漩涡中,但成绩还是不错的,在班里名列前茅。
当时班里保送研究生的名额有三个,老公的成绩正好在班里排第三名。但是另一位学习一般的同学,因为政治加分和其他种种原因,排在了他的前面。这对老公来说,犹如晴天霹雳。要知道,对于一个农村孩子来说,这有可能意味着一生道路的改变。
老公以他不轻易服输的性格,踏上了捍卫自己前程的征途。
他走访学校各级办公室,主管老师,认识他的教授,详细了解排名规则和保送程序,写陈述报告,还很学究地指出政治加分的算法漏洞和不合理性。事情越闹越大。要知道,理工科院校有很多从农村来的学生,不少年轻教师的家也是农村的。老公的情况得到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学校提出了折中方案,不能保送他上研究生,但保证将他分配到北京。老公拒绝了这个提议。他坚持要得到他认为是属于他的东西。
这段时间,他时不时来找我倾诉,虽说我对他的境遇表示同情,但真的不知道他这样闹下去会有怎样的结果。
后来,不知是天意,还是有人幕后安排,班里保送研究生的名额扩大到了五名。这样老公如愿以偿地被保送研究生了。
接下来就是要找接收单位。老公的目标自然是北京。记得那年寒假我们是一起坐火车回北京的。我回家,他去联系学校。
应该说老公是很幸运的,这要特别感激那些曾无私帮助过他的教授们。他一个穷学生,素未平生,身无分文,只凭一封推荐信,一个清华的教授让他在家里住了两周,还热心地带他参观相关实验室,介绍他结识相关教授。他还走访了另一所大学。本来办公室的人给他推荐了一名年龄较大的著名教授,他却主动求见一位刚从海外学成归来的教授。两人见面后,教授欣赏他的犀利,自信和聪明,加上教授本人也是浙江人,两人相谈甚欢,一拍即合。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
大学的最后两个月,校园里浮动着一种说不出的氛围,轻松,不舍,激动,惶惑。。。有要到大城市奋斗的喜悦,有要天各一方的情侣的悲伤,还有分到偏远地区的迷茫。几乎一天一个新闻,一天一个变化。
我们的恋情因着老公要到北京读研究生而变得明朗了一些。我们一起去松花江游玩,到教化街边的小餐馆烛光晚餐,我们享受着青春的快乐,无忧无虑。但我那颗年轻的心好像漂浮在空中,始终没有安定下来。
回到了北京,回到了家。身边环绕着亲人,朋友和同学,在工作单位又结识了一帮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我又有些犹豫了。
这时,老公生病了。
嗯,64只有你们那一届吃苦了。毕业不能直接考研究生,要先工作两年,保送的名额也极少。到了我们87级,又可以直接考了。有几个86级的师兄,92年才回来读研究生,结果一不小心,变成师弟了。LOL
对不起。我如果在文中用“推荐”一词,可能会说得更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