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乐侠
邓小平在讲话
“这两年改革开放的话不硬了,旗帜不鲜明了!这不对,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成天去争论什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啥意思?你搞得清楚吗?反正我是搞不清楚。八中全会开得好,稳定了农村基本政策。到农村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姓资姓社的争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不争论!这要作为一条制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能动摇,要管一百年,对,一百年不动摇。”
“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我看,发展才是硬道理。真得加上一条,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
【评说】有舆论认为,毛泽东时代奉行的是闭关锁国政策,邓小平时代奉行的是改革开放政策。舆论界的这种说法误导了许多不明真相者。事实是毛泽东时代的领导人从来不曾固步自封,建国以后在众多领域进行了改革;也从未有闭关锁国,对外也曾努力开放并且成效显著。无奈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了封锁孤立政策,迫使新中国不得不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才为创业时代及其后续时代奠定了强大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基础。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自立自强,赢得了世界上众多发展中国家的拥戴,同样也赢得了许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尊重。今天人们在谈论改革开放时必须知道的是,中国的自立自强才是改革开放的必置前提。
欲问改革开放始于何时?我下面的回答您还别不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改革开放就是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后一系列制度构建、社会改造和对外交往,而且是最充满正能量、最成功的改革开放。即使按照国内某些精英定义的改革开放主要是指对美国开放的标准,那么回答也只能是:起始于1972年(当时邓小平还闲赋在江西“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呢)而非一些人所说的1979年。所以,要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无疑应该首推开国领袖毛主席——是毛主席开创的三个世界理论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之后,改革开放才蓬门今始为君开。虽然毛主席在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彪炳日月,绝不因这一称号而更添其光彩。
改革开放好不好?倘若笼统而言,只能说:好!真好!非常好!倘若具体而言,则必须说:那还得看是怎样的改革开放。显然,改革开放只是一种形式,其中承载的内容才决定了国家社会的前途。犹如一个容器,它既可以装着饮用水,也可以装着滴滴畏,甚至可以装着炸药桶。所以请切勿笼统谈论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其实面临着两条道路、两种前途的抉择。
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邓小平1979年之后所主导的改革开放带给社会生活的变化:
第一个十年,固然是人们的实际收入提高的十年,同时也是物价指数飞腾的十年。八十年代初政府部门第一次推出的国库券即打开内债之门时,许多人都积极认购。那时人们花费一百元购买国库券,以当时的普通工薪阶层收入需要两个月工资才能承担,大约足以维持一家三口两个月的生活开支。但当十年之后政府兑现这一百元国库券时,连同利息也不过一百零几元,大约相当于当时普通工薪阶层月工资的一半,也只够一家三口不足两个星期的开支。这是政府借着货币贬值第一次剪老百姓的羊毛。宣传部门为了突出改革开放的成绩,经常以1978年以前的平均工资收入为基数吹嘘人们的收入提高了多少倍,却绝口不提物价指数也同时提高了多少倍。当有人告诉你说分子(收入)增加了多少倍却不提分母(物价)也许增加更多的事实时,他没有说出甚至可能还刻意歪曲事实真相。
第二个十年刚开始即1989年,中国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天安门事件。以邓小平的固执、偏见及狭隘,个人认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发生是其主导改革开放的必然结果,而处理这一事件的恶劣手段成为共产党和新中国历史上最让人诟病的头号污点。这一历史事件即将迎来三十周年纪念日,但是至今还没有人出面为这一无可回避的重大历史事件承担政治责任,显示出时代的非常不正常。其后发生苏联解体,可想而知对于刚刚从“六·四”事件中稍微惊魂甫定的邓小平造成了何等的震撼,从而导致邓小平急于“南巡”找寻对策。再其后至1997年邓小平逝世,中国明显出现了改革开放在引导经济上行的同时,造成政治、信仰、道德、价值观、法律、社会管理、风气乃至国家安全加速下滑的趋势。还必须指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分配机制严重向资本一方倾斜,中国的经济上行并没有同时给全体人民带来相应红利,除少数暴富者从中快速受益外,相当大一部分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甚至还相对下降了。
邓小平掌权后的改革开放,客观上顺延了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开放政策,范围肯定有所扩大,方向肯定有所偏离。社会客观发展需要决定了改革开放范围有所扩大是必然的。如果毛主席在世,改革开放的范围同样也会继续扩大。但是,个人主观能动倾向却决定了改革开放方向有所偏离是偶然的:不同的决策者把握着不同的方向。邓小平的理论水平、思想倾向、政治根基及知识结构与毛主席相差甚大,他选择的方向与毛主席指明的方向难免南辕北辙。我们这里不详细分析毛、邓的异同,也暂且不论姓社姓资、孰左孰右,只采用检验真理的标准亦即实践的结果对比来说明邓小平改革开放后社会出现的实际变化:
毛泽东时代人民追求理想,邓小平时代人民追求现实;
毛泽东时代奔着信仰前进,邓小平时代摸着石头过河;
毛泽东时代深谋远虑,邓小平时代只解近忧;
毛泽东时代万众一心,邓小平时代涣散人心;
毛泽东时代贫富大致平等,邓小平时代贫富非常悬殊;
毛泽东时代为人民服务,邓小平时代为银纸服务;
毛泽东时代重一技傍身(授人以渔),邓小平时代重家财万贯(授人以鱼);
毛泽东时代军队拥政爱民,邓小平时代军队经商争利;
毛泽东时代英雄辈出,邓小平时代富豪辈出;
毛泽东时代艰苦聚财,邓小平时代尽情散财;
毛泽东时代路不平有人填,邓小平时代事不平无人管;
毛泽东时代崇尚正义,邓小平时代崇尚金钱;
毛泽东时代助人为乐,邓小平时代自己独乐;
毛泽东时代一官为万民,邓小平时代万民为一官;
毛泽东时代妇女解放,邓小平时代逼良为娼;
毛泽东时代黄毒赌禁绝,邓小平时代黄毒赌猖獗;
毛泽东时代无官敢贪,邓小平时代无官不贪;
毛泽东时代讲道理走遍天下,邓小平时代黑社会横行天下;
毛泽东时代穷则思变谋强国,邓小平时代富则心变谋出国;
毛泽东时代风气清平,邓小平时代风气恶浊……
邓小平说不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左什么是右,那么上述社会变化的孰是孰非总该分得清楚吧?为什么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搞了这么些年,官场、商场、社会、军队以及教育、医疗、法律、文艺、体育等等各个领域会出现如此大面积、全方位的塌方式腐败堕落?难道说与当初邓小平极力主张对姓社姓资的“不争论!不争论,要作为一条原则”没有一点关系?
接下来引用的这段邓小平讲话的逻辑相当有意思。请看:“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谁能说清楚?对资本主义又有谁能说清楚?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明明说不清楚,偏要去天天争论?”其中透露出来的推理判断力可以让人惊掉下巴:
因为我不懂,所以我说不清楚;(基本符合逻辑)
明明我说不清楚,偏偏你们要去天天争论;(看得出前后因果有什么必然联系吗?)
推敲隐含其中的逻辑关系可能但不限于:
到底其中是个什么逻辑,读者自己判断。
天哪,一个国家的决策者用这种武断得有点可笑的逻辑推理制定整个国家的大政方针怎能令人放心的下哟!
前一句明明是说自己“反正,我是不懂,我说不清楚”,范围仅限于自己而与他人无涉,接着却又话锋一转偷换概念,去指责别人“明明(接前面的“我”)说不清楚,(概念偷换成了“你”)偏要去天天争论”。在邓小平的嘴里,逻辑就演变成“反正我是不懂,你偏要去争论”了。不正是因为你不懂人家才要争个明白让你懂嘛!真理本来不就是越辩越明的事情嘛!不“去天天争论”,真理就明了、道路就正了?恐怕不让搞清楚真理,就是为了“摸着石头过河”,反正在云里来雾里去谁也搞不清楚河对岸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要将改开向何处引领。
邓小平自认“搞不清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这倒不是出于谦虚。据广东一位陈姓官员回忆邓“南巡”时曾经亲口说过:“我从来就不读马列的书。”《邓南巡讲话》没有收录这画龙点睛之句,令人俯案顿足,徒呼遗珠之憾!或许那群笔杆子感到此话有损邓某光辉形象才割袍舍弃,也未可知。但由此印证邓某无法分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别确实其来有自,所言非虚。
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首先是理论问题,当然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实践问题——只能是在理论指导之下的实践,而绝不是没有理论的实践即所谓“摸着石头过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天壤之别,最本质的区别在于所有制以及社会生产的目的。严格地说,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不复杂到“搞不清楚”。
近几十年整个的舆论界都口口声声言必称“邓小平理论”,却原来这个理论竟是蜡样枪头、皇帝新装,居然“搞不清楚”姓资姓社的区别!一个“搞不清楚”大是大非的理论,还算是个理论吗?想想也是,如果搞清楚了什么姓社什么姓资,还会出现“让一部分人(首先就是邓家子女)先富起来”吗?还会出现国有资产向私有资产的偷渡吗?还会出现在“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过程中满足某些人的私利吗?还会出现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的社会现实吗?还会出现在乌烟瘴气中大肆贪污腐化、以权谋私、买官卖官、作虚弄假、嫖娼养娼、走私贩毒、包庇黑社会、打压工农兵、教育医疗产业化、科学技术浮夸化、革命历史虚无化、干部队伍贪腐化等等乱象沧海横流吗?
三句话总结邓氏的“不争论”:“搞不清楚”是为无能;“不搞清楚”是为无为;“清楚不搞”是为无耻。二话休说,症结在此!
邓小平在南巡视察中
老爷子一吃完晚饭仍兴致不减,把瑞林、毛毛、飞飞和刚到深圳会合的朴方、邓楠等全叫到了身边,他有话要说。
【评说】说邓小平拖家带小“南巡”,还真不是冤枉他。除了心腹助手王瑞林,这一大家子都齐了(唯没提皇太后卓琳是否随行)。敢问一声:这是因公视察呢,还是因私旅游?是公私兼顾呢,抑或假公济私?别指望邓小平时代会有人出来释疑。能够动用如此规模的经济资源“南巡”,能够掀起如此狂烈的政治旋风转向,明明是不甘寂寞、仍要呼风唤雨的太上皇,明明是作威作福的“老爷”,还自诩为退了休的老头子、自贬身价冒充老百姓和中国人民的儿子,谁敢真信?顺带说一句,邓小平素有桥牌瘾,以前有过不止一次因公视察,其配备随行人员不乏一桌打牌对手的记录。
领导人在位因公出行,带上夫人是允许的。若退休后还凑齐一桌牌友或拖家带小、前呼后拥、大张旗鼓公费出行就不太合适了,大家说呢?尤其是邓家诸小,在邓氏改革开放大潮中都是弄潮儿,成为了先富起来的排头兵。大名鼎鼎的邓朴方,仰仗为父的余荫还有幸成为了8964学潮中学生们指名道姓的头面人物,世人应该还记忆犹新。
在改开年代,官方曾经大力宣传过庆祝国庆游行中有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画面,以显示邓小平在民间的威望。也在那个年代,北京流传着“公共汽车”文化。所谓“公共汽车”文化,就是人们在搭乘公共汽车时听到的小道消息、传说段子,因为乘客来自四面八方而且都是社会各个阶层,下车即各散东西,无法追查到具体源头。其中一则传闻是这么说的:“乘客甲对乘客乙说:‘这年头什么都涨,就TM邓小平的个子不长’。全车人听了,会意而笑。”这则传闻比那个官方刻意宣传的内容具有更广泛的草根性和代表性,说明邓小平在人民心里根本没有某些传媒说的那样神乎。
早前有报道称,参观网上设立的“邓小平纪念馆”人数寥寥,里面的留言多是表达对邓小平质疑与不满的信息;而浏览“毛泽东纪念馆”的人数宛如潮涌,里面的留言不仅数量非常多,而且大比例是表达追思伟人的怀念之情。毛、邓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不言自明。
“你们猜猜,促使我这次出来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或者说这几个多月来,纠缠我最多的因素是什么?”
“还不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呗?”飞飞迟疑着说道。
“有点对,但还不够直接。朴方,你说呢?”
“我想,”邓朴方犹豫了一下,干脆说道,“是苏联垮台?”
“对,是苏联问题!”
“离开北京前两天,瑞林给我讲了一个镜头,让我夜不能寐。那就是苏联垮台时,叶利钦宣布苏共在俄罗斯停止活动。叶一宣布,在苏共中央大厦前自动聚集起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当那些在中央委员会工作的人撤出大楼时,人们自动让开一条路,让这些人通过。但伴随着这些工作人员的是什么呢?老百姓们的口水和垃圾!一个执政了七十年,号称有几千万党员的庞然大物,就这么一夜之间垮了!要知道,苏联的住房、工资、资源、生产力和社会发达程度,都比我们国家好得多呀!在六十年代中期,我们在和苏联吵架的时候,新上台的勃列日涅夫就宣称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按他的描述,苏联距共产主义也仅有一步之遥了。而共产主义,也是我们这代人过去的终生追求呀!”
【评说】苏联解体、苏共垮台是二十世纪末发生的一件大事,其对于全球战略格局和世界发展方向产生极为重大的影响,确实值得深刻思考。
“南巡”中邓小平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猜猜,促使我这次出来的直接原因是什么?”答案:“是苏联问题!”
很清楚:
邓“南巡”的原因:出于对苏联解体的忧虑。
邓“南巡”的过程:寻找避免重蹈苏联解体覆辙的方法。
邓“南巡”的结果: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
这样,从原因、过程、结果之间有机关系分析,邓小平的思路就相当清晰了: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作为解决中国不重蹈苏联解体覆辙的对策。
就是说,苏联解体带给邓小平的思考,或者换句话说邓小平从苏联解体事件中得出的教训就是苏联没有改革开放、发展经济。那么,邓小平开出的这副药方是否正确呢?
非常可惜,邓小平的药方至少没能回答以下问题:
如果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从苏联解体得到的教训,那么苏联是否真的是因为没有改革开放才导致解体?我们重温那段历史知道,戈尔巴乔夫当年(八十年代)推出其新思维时,就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进而导入市场经济,逐渐进入政治体制改革的,其改革开放程度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中国。那么我想问: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改革开放步伐比中国当年改革开放迈步要早、速度要快、幅度要大,却仍然挡不住其解体的命运?而且苏联解体后,其改革开放程度更加有增无减,为什么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实力却反而加速下坠?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比苏联改革开放迈步要迟、速度要慢、幅度要小,中国却没有解体或崩溃?原因何在?
如果说是因为经济落后导致了苏联解体,也与事实不符。苏联鼎盛时期社会的生活总体水平与美国的差距并不大,当年的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超过了美国。邓小平也承认“苏联的住房、工资、资源、生产力和社会发达程度,都比我们国家好得多”,为什么经济发展水平尚远不及苏联的中国却没有像苏联那样走向解体或者崩溃?
如果像邓小平所认为的那样,只有改革开放能够救中国,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改革开放却救不了苏联于解体?
基于以上事实,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即:苏联的解体绝不是因为所谓的改革开放不足或者经济发展不快,而是另有原因。这个原因是邓小平说不清楚、认识不到,在邓小平理论中也找不到的。进一步分析,以“不争论”为理据,恐怕也是不想认识、不想说清楚的吧?
既然如此,那么邓小平给出的药方(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就不能说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了。事实说明,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严重偏离了正确方向,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充斥着严重错误,邓小平时代单纯发展经济的政策救不了中国。行文至此为避免有些读者误解我认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成为多余,我需要再度重复一次: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是新中国建国以来就不曾中断过的基本国策之一,其历史完全可以追溯到建国之始即69年前而不是现在有些人宣称的40年前,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我的重点在于:邓小平以忧虑苏联解体为命题,从而提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作为防范对策而开出的这副药方是错误的。因为苏联正是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走上了解体之路的。我们从中汲取什么教训,也不能认为“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是对症了。对比中、苏都走了改开之路,后者还走得更早、更快、更远,不幸却解体了;前者走得稍迟、稍慢、稍近,然而还完整并且曲折地向前行走。其中关键区别在哪里?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救不了苏联,当然也救不了中国。那么,什么才能够救中国呢?要寻求答案,还是毛主席说的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坚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才能救中国。当下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因子已经不复当年,只有共产党的领导还在坚持着。这正是中国还没有步苏联后尘的最后关键所在。如果将来社会主义的成分被别的什么成分完全取代,中国的前途也就面临穷途末路,共产党的领导也就势将寿终正寝了。
当然,邓小平也不是什么话都不对。下面这句话还是颇有道理、堪值玩味的:
“实践会检验真理。说什么也没有用,如果改革改掉了社会主义,我邓小平就是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