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邓南巡讲话”及其他（一）
常乐侠
（注：以下所引“邓南巡讲话”原文字体均为斜体，评说文字均为宋体以示区别）
在政治学领域，历来忌讳“名不正则言不顺”。
为什么忌讳？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行不轨。其中深刻道理，就是若有实而无名，势必伴随着有权而无责，有权而无责则势必导致居天功而诿己过。做得好，功劳统归实权者，做得不好，错误全赖虚名者。这种治国异象，清末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算是一例。但那时先后继位的同治、光绪均未成年、尚属幼稚，勉强还情有可原。19世纪的政事毕竟太过久远，暂且按下不表。
光阴飞逝至公元20世纪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中共历史上，毛泽东主席是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这个事实得到所有建国元勋及其继任者和全国人民的公认，无可置疑。值得讨论的是自从毛主席1976年逝世之后，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事实上接掌中共大权之前，两年中横跨着众所周知的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华国锋全方位名实归一的领导事实，怎么就不能算是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非得让渡于邓小平在两年多时间之后才算衔接上“第二代领导核心”了呢？难道那两年中国处于权力真空或者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细细思量，无论如何难以说通（至于我对华国锋的评说，请参见链接：http://blog.wenxuecity.com/myblog/64237/201604/817681.html）。
好，这两年不说也罢。
那么，我们就从1978年12月到1997年邓小平去世这段为时19年的中共历史异象说起。
凡是悉心研究过这段历史的人不禁都会心生疑窦：这19年，邓小平到底凭借什么成为了中共党史上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人们仔细搜寻19年中的种种蛛丝马迹，邓小平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事实上篡位后名义上既非党的最高领导人，也非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察其一生，他的最高职务顶多就是1981年6月至1989年11月期间出任过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1983年6月至1990年3月期间当选过国家军委主席，其他邓所兼任过的党、政最高职务都仅为在他人名下的副职。根据中共历来党指挥枪的原则，军委主席从来都是置于党的最高职务领导下的从属位置。称邓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就落入了本文开宗明义“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政治忌讳当中，实在理据不足。上述所说的“历史异象”，此之谓也。当然，在这19年的中国特殊政治环境里，无人不知邓小平实际上就是有实无名的最高决策者。照此推究，那么邓小平就责无旁贷地成为8964的全部责任担当者。遗憾之至，邓小平本人生前从来没有这个历史担当，党史也一直忌讳记载这个无人敢于追究的历史责任。这让人们更其清晰地认识到，他邓小平只不过是一个攫取历史功绩奋不顾身而推卸历史责任滑溜如鳅的机会主义者。在8964即将迎来三十周年纪念日的时候，这笔糊涂帐确实需要中共党史工作者们秉笔直书，出面认真记载清楚，不能让这段历史一直成为党史中无人担待的黑洞。
就算同样不说这“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重重疑窦也罢。
本文重点将要评说的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原文较长不便全文转载，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链接：https://www.ixian.cn/thread-1626439-1-1.html）。
南巡，从秦始皇、隋炀帝、明武宗到清朝康熙、乾隆两帝都有过南巡出行，都是封建帝王出行南方的称谓。担得起南巡之称，必为当朝的最高统治者。后来毛主席视察南方有人沿用了“南巡”一词，虽带有封建主义的色彩，本属不妥，但借用“南巡”一词称谓中国最高领导人出行南方亦无不可，也算名正而言顺。
到了1992年1月，在辞去了几乎所有正式职务之后，邓小平自谓以一介平民百姓之身（他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说“我倒可以作为一个老百姓跟你书记大人进点言”），却毫不避讳有太上皇出行之嫌，前呼后拥、携家带小地浩浩荡荡出行南方视察，被冠以“南巡”称谓，就大有窃位篡权之嫌了。
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到达湖北武昌火车站
我们知道中国古时有过“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幕。邓小平“南巡”上演的，却是一出反其道而行之的“挟诸侯以令天子”的活剧。其巧淫之处，大有令人拍案叫绝的微妙！以下选摘邓“南巡”讲话加以评说分析以飨读者。
“我们落后的关键还是我们从五十年代起，不抓经济而抓阶级斗争，搞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我这里不是说社会主义搞错了，但我也不能说我们完全搞对了。老百姓生活什么都要票，什么粮票、布票、烟票、酒票满天飞，什么都得排队。”
【评说】以下分述“五十年代”问题、“不抓经济”问题、“阶级斗争”问题和凭票购物问题评说邓小平的这段讲话。
首先，评说“五十年代”问题。
注意：这里时间概念非常重要。邓小平说这些话的时候是1992年，距离他全面接掌政权、全权制定决策的时间已经有13年之久，距离他所指摘的五十年代更是长达30多年。这13年，已经没有了前朝留下来的“阶级斗争”包袱，却享有前朝打下的雄厚物质、精神基础。就凭前朝所留下的雄厚综合基础，又给你13年时间狠抓经济，你还好意思将“落后的关键”归咎于三、四十年前的“五十年代”？胆子也真够大、脸皮也真够厚了。
让我们也以13年为期，回溯一下建国先贤们在接掌了政权的13年后是个什么情况：1962年，新中国建国进入了第13个年头。时值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刚过，第一代集体领导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大会着重总结了1958年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做出了国民经济调整的部署，毛主席还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这13年，建国先贤们面对着蒋家王朝留下的一穷二白烂摊子和历史发展惯性难以打住的错综复杂阶级斗争，还承受着来自国际上敌对势力的封锁孤立包围压力。熟知历史的人都非常清楚：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一百年来，清政府遗留下来的积贫积弱、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政权给中国造成的破坏及拖累，至巨至深，其艰难起步远非邓小平全面掌权时的局面所能相比。就算建国先贤们用个二十年扭转局面也不为过。即便面对那么多的困难，第一代领袖们是否曾经将困难的责任都推卸给前朝执政者蒋介石委员长及旧社会了呢？没有。第一代领袖们是否曾经将“落后的关键”都归咎于30年前的日本侵略者对我中华民族的大肆侵犯了呢？也没有。第一代领袖们是否曾经将中国的一穷二白都肇因于1840年以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积贫积弱了呢？更没有。从这里，看出来历史重任的担当者与历史责任的推卸者在思维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了吧？
邓小平是一个五十年代参加了领导中国政治经济建设过程的亲历者，而不是几十年后一个不谙世事的毛头小伙。我真是诧异这么一个资深而且曾经身居高位、时时处处声称要实事求是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居然说出如此幼稚又不失圆滑、混淆是非又同时抹杀历史真实的糊涂话来，令人怀疑上述援引的记录是否出自邓小平之口！
其次，五十年代真的是“不抓经济”吗？
众所周知，建国的最初十年，是一个热火朝天、全国人民奋力投入经济建设并且卓有成效的十年。这一真实历史不仅所有过来人有目共睹，而且史料非常详实。
若问邓小平的上述言论有多大程度会被历史认可，那么我可以肯定：
首先，以下的人包括第一代建国先贤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就断然不会同意，刘少奇、陈云、薄一波、习仲勋等老一代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们断然不会同意，广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包括广大的工人、农民、解放军官兵和科技教育工作者及其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各阶层人民群众都断然不会同意；
其次，以下1952-1959年的统计数字也断然不会支持邓小平的上述说辞。请看：
年份 GDP总量 人均GDP
（单位：10亿元） 增长率 （依年中人口） 增长率
1959 144.75 9.0 217 6.9
1958 131.23 21.3 201 18.4
1957 107.14 5.1 168 2.5
1956 103.07 15.0 166 12.6
1955 91.16 6.9 150 4.6
1954 85.98 4.3 144 1.9
1953 82.44 15.6 142 13.5
1952 67.91 --- 119 ---
从以上有据可查的数据显示，自1952年到195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以每年11%的增长率递增。以当年一穷二白、生产力处于较低水平、科技手段落后还承受着帝国主义全面封锁威胁、阶级斗争现实客观存在的情况下，中国一不靠偷、二不靠抢，完全依靠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尽时艰取得如此傲人的进步，谁能够昧着良心胡喷说那时的领导人“不抓经济”？如果不是建国先贤们坚强有力地紧抓经济一刻不敢有所松懈，靠着白猫黑猫冥思奇想沉湎桥牌是难以收获如此高速经济发展的。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邓小平岂会不明白其中道理？
第三，关于建国初期的阶级斗争问题。
今天的八零后、九零后乃至零零后年轻人，甚至于五零后到七零后的中年人都很难想象建国初期社会的阶级斗争环境，更不要说建国前二十八年的残酷阶级斗争现实了。金一南将军在其《苦难辉煌》一书中第一章第三节《谁人看中毛泽东》对比了中俄两国的阶级斗争残酷性时给出结论：
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加米涅夫被判处终身流放。
加里宁多次被捕流放。捷尔任斯基多次被捕流放。奥尔忠尼启则多次被捕流放。古比雪夫多次被捕流放。斯维尔德洛夫先后被关押和监禁达12 年之久。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 次之多。
若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成为蒋介石，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能存几人？谁又将去领导改变了整个20 世纪的十月革命？
那蒋介石到底是怎样对待共产党人的呢？“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这句蒋氏名言可不是说说而已那么简单。因此，金一南复原了历史：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留学，在给表兄的照片背后提诗一首:
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
从1926 年“三·二○”中山舰事件，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事变；从1941 年1 月皖南事变，到1946 年6 月26 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蒋介石每每突然间向中国共产党人举起屠刀。
仅1927 年4 月到1928 年上半年，死难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群众和其他革命人士，就达337000 人；至1932 年以前，达100 万人以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李启汉、肖楚女、邓培、向警予、熊雄、彭湃、张太雷、瞿秋白、恽代英、方志敏等大批中共的优秀领导者皆被杀害。
周恩来曾经万分痛心地说过:“敌人可以在几分钟内毁灭了我们革命的领袖，我们却不能在几分钟内锻炼出我们的领袖。”
大批领导人的被害，曾使中国共产党处境艰难。
国民党爱国将领陈铭枢在《“九·一八”第四周年纪念感言》中写道:“呜呼!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的损失，即秦始皇之焚书坑儒亦必不至于此。”
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
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蒋记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根本没有“流放”这个字眼。
不错，我们今天早已与那个恐怖时代渐行渐远。然而，我们岂能以今天的和平社会环境评说当年那种九死一生的生存环境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并不因此戛然而止。今天的年轻人很难想象得到，那一场已经相持了二十八年国共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建国之后仍然顽强地延续着：暗杀、爆炸、投毒、破坏、造谣、蛊惑、收买、匪特、潜入、刺探、空中侦察、海上登陆、陆地派遣等等以激烈阶级对抗形式为标志的斗争贯穿于五十年代、横跨于六十年代，甚至于延续到七十年代还顽强地存在：1970年12月17日清晨，云南军区司令员谭甫仁中将在家中被枪杀一案，就是一起典型的阶级斗争缩影。
是共产党人特别好斗拒绝和谐吗？当然不是。从九死一生中走过来的那一代共产党人，内心渴望太平和谐的生活愿望比之长期处于和平环境的人们来得更为强烈。正是对这种愿望的强烈追求，才使得他们在无数次死亡和绝望中坚持到最后取得全国胜利。由于共产党诞生以来长期受到残酷屠杀和无情迫害的外部环境，才造成共产党不得不在适者生存条件下形成了一套自我保护机制——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试想，建国之后如果不紧紧抓住阶级斗争的主动权，要取得上述的经济建设成果是根本不可能的。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邓小平岂会不明白其中道理？
第四，关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社会生活中使用票证问题。
1949年共产党执政时中国所面临的是什么状态？众所周知，一勺眼泪，无需赘述。早在新中国建国之前，著名学者蒋廷黻即提出一个被称之为世纪之问的命题：“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举目环球，没有一个先进国家不是经由工业化过程而进入强国行列的。当时新中国的前途，维系于是否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已经成为开国元勋以及所有深具远见卓识人士的共识。
在从一个落后农业国走向先进工业国、实现工业化，尤其是建立独立而种类齐全的工业体系积累过程中，所有工业化国家都必需经历一段长时间坚忍甚至痛苦的阶段才能完成，无一例外。这绝不是一个赏心悦目、怡然自得的享受过程。在物质基础如此薄弱、物资供应非常紧张的条件下，为了多快好省地实现工业化目标，凭票供给就成为了那个时代保障有效供应、保证相对平等和维持社会稳定的唯一能够采用的不二法门。为此，那一代的工农兵学商、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那一代的所有中国人民，都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无可选择的牺牲。对此，我们昨天无可非议，今天无可非议，明天同样无可非议。不仅如此，我们的后代还要向那个年代付出过无可选择的代价的全体人民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感激之情才是。而且无论今后历史发展到哪一阶段，我们都必须重要的话说三遍地告诉后人：当年的票证政策绝对正确、绝对正确、绝对正确！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邓小平岂会不明白其中道理？
以上不吝篇幅分层评说并引用大段章节、数据，就是想告诉人们：邓小平对于五十年代的描述及指摘是完全不符合当时社会发展事实的。邓小平接掌了一个已经具备完整工业化体系、具有“两弹一星”护国利器，马上就可以享受到前人积累产生的红利这个香饽饽，却极力否定早期的辉煌成果和前人的丰功伟绩，到底意欲何为？按照邓小平的逻辑，就是能够吃饱肚子的最后一口饭才是有效的，之前所吃的N口饭无异白吃！而他邓小平就是那个给人们最后一口饭的人。更通俗一点说，在邓小平眼里，就是前人都是傻瓜，唯独他邓大人才算开创时代的先锋。难怪人们时常讥讽他“邓矮子”，他即便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也永远没有巨人看得那么远！
邓小平在湖北武昌火车站同中共湖北省委负责人谈话
邓小平对湖北省委书记关广富说：“你拿出笔来记下我的话。我有几点意见请你转告北京。”
“谁不改革谁下台！对，不改革开放就下台！下台！”
“暂时就这几点，没有了……你去吧。回去就向北京报告。”
“就照我说的，原汁原味发给北京！你去吧！”
“记住，回去就向北京报告！”
“要记住，书记大人，你也一样，不改革开放就下台！”
邓小平对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说：“我是个退休老头子，耳朵也不好使，（汇报）你就免了吧。”
“不过，我倒可以作为一个老百姓跟你书记大人进点言……”
“你给你们省委一班人讲，也可以给北京讲，就说我说的，改革开放是大局、大方向，发展才是硬道理。不发展或者发展缓慢的空谈，只能误国。尤其是你这江西，底子很薄，资源不多，不努力改革开放行吗？你们什么时候改革开放真有成绩了，你们汇报我乐意听，现在，还是那一套就免了吧。”
“对了，书记大人，记住，发展才是硬道理！你应该多向广东学习而不是向北京学习，谁不改革开放谁就得下台。你可以把我这话向北京报告。”
【评说】好一副不容置疑的太上皇口气！好一副皇权无远弗届、让谁下台就下台的唯我独尊！好一副“向北京”、“给北京”的进攻态势！有没有黑云压城、兵临城下的感觉？有没有“我的话”即圣旨，你必须如实记录在案而非简单转述，然后上传（实为警告）北京——最高权位者——的意思？那气势，不知中国之内还有谁在他的眼里？不知邓小平说话时是以何种身份如此无所顾忌地发号施令？看他后来途中又自称“是个退休老头子”、“作为一个老百姓”，着实让人莫名其妙：明明是黄袍加身，又偏要戴顶破草帽冒充老百姓。这个把戏谁信？戏弄我等老百姓的智商吗？这种挟地方大员以令中央的迂回施压反常做法，比之直接向中央号令来得更显其一言九鼎之权威、更令中央失去商量的余地及退路，也更令中央的领导权威一朝扫地，也因此更加凸显其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异象。
（因操作生疏，以上所引用《邓南巡讲话》原文未能以斜体显示，请读者见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