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说“一国两制”
常乐侠
“一国两制”的怪胎之下，香港怪事层出不穷。
自香港这个弹丸之地1997年“回归”祖国怀抱之后，政治上的纠纷就不曾消停。之前的纷争就不去啰嗦了，就拿最近在反“占中”执法的七名香港警察被那个名为“杜大卫”的英籍法官判为“有罪”事件来说，让我们不能不再次重新审视“一国两制”到底是否合理、是否仍然可行、是否还有必要延续到2047年。
七名执法警察到底是否有罪不是这次事件的本质问题。一个不具有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士，居然跑到中国香港法院升堂击鼓，充当起了本应由具有中国国籍的法律资深人士才有资格就任的“中国”法官，而且以其道貌岸然的虚伪面目充当崇高的中国法律定夺人身份去严厉审判维护中国社会治安的执法警察“有罪”，才是这次事件的本质问题。这种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会发生、必然为世人为后代引为笑谈的咄咄怪事，却这么实实在在的在中国香港的领土上不幸发生了！
许多怪事，都是在“一国两制”的特殊设计下发生的。
譬如占领中环事件，就是有人打着“一国两制”的旗号，以“普选”议题向政府发难。毋庸讳言，“一国”和“两制”其实是有着天然而且难以调和之矛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一条开宗明义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香港毫无疑义是中国领土，理所当然应该受到宪法覆盖和制约。本来，在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顺势回归到中国国家大法所规定的体制框架中，理直气壮地宣布与中国内地社会制度接轨，相信天塌不下来，也从此避免了日后衍生出的许多麻烦。也许当初提出“一国两制”设想的原意是善良的，可是效果恰恰适得其反。苍蝇对于无缝的鸡蛋尚且无时不刻地惦记着徘徊着呢，更何况这个漏洞百出的畸形社会体制设计，必然给居心叵测分子以可乘之机，以致少数不安于良者吵着闹着只要他们心目中追求的那种社会制度，却蛮横无理地断然掐去居于前提的“一国”，更使“港独”分子乘虚而入，纠集了其他分裂势力同流合污，搞得香港社会乌烟瘴气，族群撕裂，人心躁动，上下不安。
选举权是另一个和“一国两制”设计缺陷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弊端问题，也值得在此加以评议。香港回归后，有关法规允许只要具有香港永久居留身份的居民就可以享有选举的政治权利，无论这个居民国籍所属。这种法定权利的合理性大可怀疑。据我所知，居留权和选举权远不是一回事：居留权并不具有选举权，选举权必须依附公民权。恕我孤陋寡闻，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如此大方：竟然在外国籍人士获得本国（地区）居留权的同时附送政治选举权的？以美国为例，在美国的外国籍永久居民绝对没有选举权，一旦越界，即可视为犯法。美国永久居民申请入籍时，他们必然会被问到是否曾经以外国人身份参加过只有美国公民才具有的选举。如果申请入籍的永久居民回答是肯定的话，结果不仅申请会被拒绝，而且还将会面临被追究其法律责任的困境。国家主权不可侵犯不是说说而已，选举权即是其具体体现之一。看来选举权不允许外人分享在所有国家都一样，唯独中国香港除外。这大概也是“一国两制”的独有创举了吧？有识之士在评论香港回归的时候指出，香港回归之后没有做好去殖民化的后续工作。言之有理，却也不尽有理：因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去殖民化的问题了，而是根本就没有完成收复主权的问题。不是吗？选举权拱手出让给外国人享有，中国处置自己家事的权利竟容外国人置喙，请问主权何在？
世界各国对于公民选举权尚且严苛限定、绝无分享，就不用说更高层次地体现国家主权的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释法权、审判权了。现在全世界都看得清清楚楚：香港的英籍法官在中国的领土上，手执中国的审判权，坐在中国香港法庭的大堂中央颐指气使，冷酷地对执行中国法律、维护中国社会秩序（虽然执行过程中有瑕疵）的执法人员进行“有罪”审判，这是一幕具有何等讽刺意味的画面啊！到底是谁给了这个叫做“杜大卫”的英国人反手审判中国执法人员这种权力的？他凭什么敢于胆边生毛地审判中国执法警察“有罪”？又是谁、凭什么依据将那些无视法律和人权，斗胆向中国正常执法的警察泼洒尿液和不明液体的泼皮无赖、社会渣滓、犯罪分子法外施情、从轻发落？一切疑问，似乎都可以从“一国两制”的缺陷中得到解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感谢披着羊皮的杜大卫，是他公然将“一国两制”这块含情脉脉的遮羞布彻底撕了下来，并将这块遮羞布掩盖下的种种丑态恶疾、蛇虫蚊蚁暴露得淋漓尽致。
因为这“一国两制”所授予香港社会的特殊地位，已经而且还将继续造成一部分民众产生优等国民心态，似乎他们身处资本主义制度天然就比大陆民众具有更多的优越性，他们内心深处甚至误认为曾经的殖民地经历就是他们高人一等、俯视天下的社会历史资本，进而出现对于大陆民众的歧视抗拒心理。回归后香港社会出现过多次对于大陆民众的辱骂事件，以及否定曲解“基本法”、少数要求脱离中国嘶喊“独立”的杂音、向前朝宗主国求援呼救的奴才心态，多由这种延留下来的殖民心态产生。另一方面，大陆民众对于出入香港地区所受的限制甚至比外国人还繁琐多有怨言，又因为入境后受到香港少数民众的歧视辱骂，也产生了对于香港民众居高临下看待内地民众那种趾高气昂的反感，对立情绪陡然升高。凡此种种社会异象，“一国两制”难咎其责。
“一国两制”还破例规定允许免除香港特区对于国家的纳税义务和年轻人对于服兵役的责任。试想，如果一个地区、一个国民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没有一种法律道义上规定的责任和义务，他们怎么能够摆正集体与个人、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假设个人看不到自己与国家有一毛钱关系，则难免会问：国家兴衰荣辱，干卿底事？世界上哪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会以免除社会的税务和公民责任来维持国家的正常运作？难道“一国两制”的设计者是想通过免除香港的纳税和兵役责任来凸显资本主义社会的优势？何况“一国两制”的设计，平白多出了国家设立的管理港澳事务和驻港澳地区的一大票机构和人员、驻军，国家额外投入到港澳地区的支出并没有使得港澳老百姓们感受到实际收益，反而还供养了一大票类似于杜大伟这种依附于政府高薪高饷养尊处优、吃里扒外的外籍大状。这些难道不是“一国两制”必须被诟病之处？
香港回归不是国旗一挂，国歌一唱，讲台一站，嘴巴一张，然后举手一挥，屁股一拍说声拜拜就完成了这么简单的事。许许多多的工作都需要后续跟进，其中就包括重新设计调整政府的组织结构、组建程序，包括回归后法律法规的重建更新补充，包括上至政府下至市民对于社会、国家的责任与义务的规定，包括清晰界定各类居民的权利、权限，包括如何持续全面发展经济，创造、保持香港自身的经济优势，让最大多数的人民而不仅仅是少数富商巨贾从回归中受益等等，当然还包括去殖民化、加强普及爱国主义教育的种种措施。现在回头重新审视香港回归，不得不说我们的中央政府做得差强人意，成绩仅在及格与不及格之间。而“一国两制”的设计更是造成日后各种乱象的一大败笔，是一种对于自身制度极度缺乏自信的政治近视眼和缺钙症的软弱体现。
“一国两制”的设计，到头来只能落得个垃圾桶的作用：所有好处进步人们不会归结感谢它，而所有弊端毛病人们都会指摘怪罪它。香港未来前途，还在未定之天。往好里设想，将来香港前程远大、繁荣昌盛，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的无限遐想，进而愈加怀疑内地的社会制度；内地人民内心又会做如何感想？如若香港一直景气低迷，人们也会将肇因归结为社会主义“一国”的牵制和掣肘。“一国两制”这种两头受责，里外不是人的处境，历史上将注定要成为无论来自哪一方面失败的替罪羊。
从1997年香港回归至今正好二十周年。这二十年中，香港总体经济发展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进程并不同步；贫富差距反差日烈，社会分裂深度日炽；香港在整个国家中的地位时常被曲解误解，居民在整个民族中的身份时常出现困扰迷失；由此造成香港社会时不时出现与国家、与民族离心离德的政治倾向；因为“两制”不同，香港部分民众与内地民众理念上的矛盾和分歧不断产生，有时争执势同水火难以调和；在香港特区，国家主权经常未能得到完整的体现与尊重，国家权威时常受到质疑与挑战。举凡一切，都与“一国两制”的设计缺陷脱不开关系。按照五十年不变的原议，香港今后还要维持目前这种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状态，以及承受“一国两制”本身说不清道不明的缺陷引发出来的各种可预期及不可预期的纷争达三十年时间之久，社会仍将承受由此引起的动荡甚至动乱。
三十年之后呢？可以预计，即使三十年之后香港社会改制之时，仍然面临着一场严峻的社会争执和撕裂。
从过去的二十年展望未来三十年，以及三十年之后的更长远未来，国家最高权利机构是时候重新审视“一国两制”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实行下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