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六四的基本评价
常乐侠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对于像六四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自邓小平以降历届政府的态度至今闪烁其词，理不直气不壮地尴尬回避直面，实不多见。俗话说，丑媳妇终得见公婆。对于六四事件，共产党总得做出能够被大多数人民所接受，而且自己也必须理直气壮直面的结论，以示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自己执政党地位负责。
对六四做出合乎事实的结论，就应该对六四有一个以下的基本评价。
一、学生和市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首先应该承认学生和市民们自发推动政府反对官倒、反对腐败、呼吁改革利益分配机制和限制滥用权力具有积极的正面意义，而政府的缺失、疏漏、腐败、无为是引发社会不满的根本原因。这是讨论六四事件最基本的评价。否认这一前提，就无从对下述各项其他问题做出合乎逻辑的正确结论。
二、学生和市民们的政治判断力是幼稚的。虽然学生和市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政治判断力和行为自制力却是幼稚的，以至于被人利用而不自知。往往当一腔热血沸腾时，人就容易失却冷静和自知之明，尤其是年轻人更容易不知所以自我膨胀，难以自控；少数学生领袖到后来由单纯幼稚发展成为与其能力和知识不相匹配的政治投机。正是在这种浑浊状态下，来自于政府内某种无形势力、境外势力、特别是境外敌对势力得以乘虚而入，利用和扭曲了这场运动。
三、六四运动发展失控，成为一场社会动乱。正如事实发展所呈现的那样，本来平顺有序地向政府陈言、推动政府改进的一场具有进步意义的群众运动，由于各种势力的掺合、利用和鼓动，使六四运动演变成为一场无法控制的动乱，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这一局面是运动发起者、参与者、广大人民群众和政府都不愿意看见的，除了少数别有用心的势力之外。
四、政府平乱是必要的；对人民开枪是错误的。面对一场严重扰乱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的动乱，任何政府都不会熟视无睹，都必须采取强硬措施平息社会动乱。中国政府当时对于动乱的不容忍态度毫无疑问是负责任的。但是，动乱的性质远没有到武装暴动的程度，以出动军队甚至重武器装备的方式加以镇压非常不合适，尤其对普通民众和居民住宅随意开枪是特别错误、特别不慎重、特别不自信的行为，也是某些境外敌对势力所期盼的结果。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因此蒙羞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中国执政党、政府和军队应当有政治智慧和道德勇气承认这一点。承认这一点不仅不会影响自身的执政合法性，还有助于健全执政合法性。
五、境外敌对势力渗入运动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有动摇中国稳定的政治局面，西方敌对势力才能乘虚而入加大对中国发展方向的影响力度并从中受益。因此境外敌对势力以多种方式积极渗入并尽力利用六四事件贯穿整个过程。渗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来自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府、民间公开的鼓动、煽动或策划，秘密的指示和暗示，各种途径的经济资助、利益引诱、理论指导，新闻媒介的片面报道及大肆鼓噪等。
六、来自于政府内部的某种无形势力误导了群众运动的某种政治倾向。赵紫阳及其智囊们在台前幕后起着特别恶劣的作用。在根据赵紫阳本人谈话录音整理出版的《改革历程》一书中明白无误地坦承引领中国走上三权分立的道路就是赵紫阳最终的政治改革目标。显然经由正常的政治运作程序不可能实现这一政治目标，于是以赵为代表的这一股政治势力就打着另辟蹊径的算盘，或明或暗地怂恿推动民间力量自下而上地向决策层施加压力以求达到其正途不可达到的目的。在六四运动之前和整个六四过程之中这股政治势力无时无刻不如影随形地发挥着其政治影响力。无奈这种雕虫小技想要在三起三落的邓小平面前瞒天过海纯属徒劳。赵紫阳的政治生命被果断地彻底结束是正确的和必然的。
七、六四事件有其历史发生的必然性。六四事件的发生有其历史必然性，是中国社会各种矛盾纠合到不可调和时的总爆发。其中最直接的矛盾是政府中权钱交易产生的官倒、腐败与人民群众切盼清明、对政府滥权极度不满的矛盾，当这一矛盾积聚到无可调和时就发生了六四事件。尽管六四事件后来由于学生们的幼稚以及被各种复杂势力所利用并扭曲，并不能掩盖其最初动机的积极意义；“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尽管政府后来出于责任努力稳定社会局面平息动乱无可非议，并不能稍微掩盖其滥权引致的官倒、腐败等严重缺失。
八、政府没有从六四事件中得到应该汲取的教训，反而走上一条饮鸩止渴的发展道路。六四之前，官倒、腐败还只限于邓家、赵家等少数权势家族和当权阶层局部溃烂，还没有形成社会普遍现象。那个总设计师从六四事件中得到的启示不是如何铲除腐败、根除官倒，而是如何下放腐败权力、普及腐败现象、缩短腐败与社会的距离从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令其从帝王将相专享官倒致富的特权阶层进入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乃至千家万户；与其少数恶臭惹怒大众，不如人人身上有屎，造成无人还能怨臭的局面。于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贪腐、民倒、军倒经商大竞赛席卷中国大地：官倒刺激民倒军倒，国企让位民企私企；谁先腐谁先富，谁清廉谁可怜；谁炫富谁英雄，谁认穷谁狗熊；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要开张；大有大贪，小有小贪；工人失业成为无业游民，农民进城成为廉价劳工；圈地抢钱，全民疯狂；GDP挂帅，人民币第一；医疗成为商品，教育沦为买卖；环境严重污染，国资大量流失；物欲任其横流，人肉可以交易；彻底抛弃信仰，完全埋葬道德。六四当年千夫所指的邓朴方、赵大军之流较之现在的周永康、令计划、徐才厚、谷俊山以及江家、曾家、温家、李家等等等等来，腐败到底是有所收敛了，还是更上层楼了？六四之后二十多年的中国官场清明程度较之六四当年，中国是走上正道了，还是更陷歧途了？答案不言自明，大家心中有数。
九、中国的反腐前途，只能从社会主义道路中寻找。中国社会的现状，确实到了不反腐不能生存的危险时刻。有一种甚嚣尘上的说法，认为社会制度是腐败的根源，反腐必须从制度改革做起。这种说法有没有一点理论和事实根据呢？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着执政清明、社会进步状态。虽然那时由于种种外在原因社会物质生活水平还不高，可是一点也不影响人们精神向上、意气风发的社会风气。腐败丛生的社会现实是从六四之后开始的，此时恰恰是在中国社会从社会主义制度转型为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实质上是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之后。所以无论如何，那些指责习近平领导团队反腐举措不从制度着手就不可能真正反腐的说法并非没有一点根据。不过，让那些期待中国的社会制度屈服于西方国家发展模式的人可能要失望了：中国的反腐要从制度改革开始的起点，不是将中国复制成为东方另一个西方式体制的国家，而应该是彻底拨乱反正，将中国从正在踽踽而行的国家资本主义制度扳正到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上来。
古人尚且明白“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道理，何以现代人的我们就不明白西方的政治体制不适合东方的中国这么简单的道理呢？让我们走自己的路吧，社会主义才是中国未来的希望。历史终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