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岁月里的众生（11）

吴承林说：“现在需要新的阿Q精神”

 

      六四镇压之后，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呈现出种种不同的特点。吴承林的人生策略选择和当时的社会现状有关，也和他的性格及认识有关。他的头脑应该说还是非常清醒，但在专制体制下，他主张选择新的阿Q精神来混日子，可以说也是一种无奈。这和90年代以后在中国大陆知识文化界出现的犬儒主义应该说是一脉相承。

 

        星期二下午，教科所吴承林从办公室走出来，我们一路骑车回家。路上我问他：“你们业务学习学些啥？”

他说，所领导找几篇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章读读，然后大家清谈一下……

我说，教育科学研究的业务学习也像政治学习一样，这种方法能搞科研？

吴说：“咳，好多事不能认真细究。你认真想起来，我们这一辈子都干些啥了？除了搞运动，学习毛选、邓选、中央精神，其它还干过什么正经事吗？这么多年，大家好像都麻木了，把混日子当成正常生活，把任人宰割当成无可奈何……仔细想起来，我们一辈子是十分可悲的。实际上，庸庸碌碌，一事无成。”

的确，中国知识分子和中国老百姓就像十多年前美国人民圣殿教的教徒一样，从衣食住行到如何思考，都由教主安排，控制，一辈子都逃不出教主的手心。圣殿教的口号是建立一个人人都是兄弟姐妹的社会主义，他们离开美国，集体迁到圭亚那，在那里要建立人间天堂。结果天堂没建成，教主却把九百多追随他的教徒，全部用氰化钾毒死。我们国家领导人打的旗号也是消灭阶级、消灭压迫，建立共产主义，实际毛泽东也像圣殿教教主那样，同样把中国人当玩偶，今天让你大跃进，明天让你大炼钢铁，后天让你搞文化大革命，他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总之，折腾来，折腾去，就是不让你过一天舒心日子。

老吴问，你说的人民圣殿教徒被害，是不是《参考消息》上过去登过的那件教徒集体自杀的事？

我说，十多年前登过。有个美国作家通过现场深入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写了一本书，叫《桃源梦》。这本书去年在书摊上摆起卖，有位朋友买了一本，推荐我看。我看了以后，联想起我们五十年代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大办食堂等等，简直和圣殿教搞得也差不多。圣殿教教主对教徒的精神控制，与我们党的领导人对中国人的思想控制，以及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本质上也是一回事。

老吴听了我的慨叹，也不无伤感地说，我们这辈子也就这么多了，下一代的日子比我们好过些就行了。

这时，我忽然想到老吴的女儿今年从政法学院毕业。就问，她参加游行没有？

老吴说，大学生没参加游行的有几个？

我说，听人讲，参加过游行的大学生，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这三家一律不要。

他说，幸亏她没分到公检法部门，如果分到这些部门去，那就糟了。

“为什么？”

“为什么？到那种单位，人就变成了机器，专政机器。在那种单位，你只能按上级头头的指示办，一点也不能有个人的想法和看法。”

“但是，社会上有不少人千方百计地往公检法部门钻，认为在这些部门工作的人有权有势，高人一头。”

 “那都是些什么人？一些纨绔子弟。这些人依仗父母的特权，不好好读书，考不上大学，从小养尊处优，整天想欺负人。这些人特别想到公安部门，因为到那里可以披着执法的外衣，干些非法的勾当……”

我说，的确。老百姓中流传“警匪一家”的说法，看来不是没有根据。那么，你女儿到底分到什么部门去了？

老吴说，今年已经开始双向选择。我女儿到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去应聘，她个子高，反应快，表达能力也不错，英语听力和口语更没问题，总经理当场拍板，录用了她。上班不到两个月，单位就派她去北京学习国际贸易法。

我说：“你女儿真有出息。”

他笑了笑说，我们这一代是干不成什么事情了，下一代不重走我们的老路就行了。

看到他这般灰心，我问，这次有几个指标，你申报高级职称没有？

老吴说，我没申请。那么多人争几个指标，有什么意思？中国的事情就是全凭运气和机遇。有时你拼命争取的东西，却得不到；不想争取的东西，有时又会意外地给你。入党是这样，当官是这样，评职称也是这样。

我说，你这是不是老庄哲学，主张清静无为？

他说，不。我认为现在需要一种阿Q精神，一种新的阿Q精神。

我问，新阿Q精神与鲁迅笔下的阿Q精神有什么不同？

他说，鲁迅描写的阿Q，是在生存困境中挣扎时的自欺欺人和自我安慰；新阿Q精神是在生存的基本问题解决以后，能够看破红尘，能够知足常乐，不要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我仔细考虑吴承林的想法，觉得对目前这种现实，也是一种生存策略的选择。就拿这次职称评定来说，上级下达的高级职称指标只有三五个名额，申请的却有几十人。破格申请的人要考外语，每小时翻译4500个印刷符号。另外，申请人还要在表格上写上自己在六四期间是否参加过游行及有没有其它“非法活动”。最后党委还要签署意见。这不是欺负知识分子吗？

面对这种现状，有位老教师曾形象地讲，共产党把知识分子当狗，先把不听话的狗关起来，或者给他戴上各种侮辱人格的帽子，让他们在社会上抬不起头来；剩下一群听话的狗，就定期丢几根骨头，让他们扑过去互相争抢，看着这些狗互相咬，互相争；抢到的，你还不能吃，要经过党委书记的点头同意，那带一点点肉的骨头，才准你带着累累的伤痕去慢慢啃……

吴承林听了说，实际就是这么一回事。吴承林平日也不多言，不多语。六十年代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教过中学语文，给大学生上过写作课。调到我院后，分到教育科研所搞研究。每周五到学院参加半天政治学习，每周二来参加半天业务学习，其余时间，就自己支配。

我想，搞学术研究，难道每个走出高校大门的人都可以胜任吗？吴承林大学毕业后，要么教书，要么参加各种运动，他从没有在政治上和在业务上干出一番成绩的想法，他既不想入党当官，也不想成名成家 ，对教育学更没多大兴趣，到五十岁出头，你让他搞教育学科的科研，这不是赶着鸭子上架，强人所难吗？不过，好在毛泽东造就的体制可以让千百万人捧上铁饭碗，只要你不反对共产党，只要你按党的要求参加政治学习和各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哪怕你干不出任何成绩，铁饭碗是打不破也丢不掉的。

吴承林就是这样，他规规矩矩，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政治学习也好，业务学习也好，能不发言就不发言，实在没办法，也可以讲几句空话和套话。不了解他的人，你会觉得他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可是，当遇到好朋友时，他才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假如你与他几次深谈，你就发现，他虽然普普通通，事业上也没什么成就，但他却有自己的独立人格，独立意识。他随波逐流，却有自己的想法。在中国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像吴承林这样的知识分子，不是到处都有吗？

                                                                                     （89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