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鸣
自己的经历和自己的纪实性作品，也有社会评论。
六四后的清查运动1
中共从1942年延安整风开始，逐渐形成一套审查干部、惩治异己和控制思想的方法。这套方法在高华所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建国以后，这套方法一直延续使用。正是这套方法加上一系列整人的所谓群众运动，如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整风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等等，在中国造成了无数冤假错案。然而，江泽民上台以后，不顾毛泽东时代的惨痛教训，不顾经过十年平反冤假错案和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所造成的新形势，重新把毛泽东那套审查和整人的方法拾起来，大搞所谓“清查运动”，从而在全国范围内，制造新的冤假错案。由于广大干部和群众已经看透了毛时代这一套手法的阴险和恶毒，人们不约而同地加以抵制，弄得那些紧跟党中央的党棍和政治投机分子一筹莫展，左右为难，经过半年的折腾，不得不草草收场。这场清查运动的结果是，共产党失去更多的民心，为以后网络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对共产党的不满和批判埋下了种子。笔者在这里将当年如何搞清查运动的记录发表，供读者观赏，也为历史留一点资料。
清查运动开始前的序幕
暑假匆匆而去，新的学期就要开始。开学前，在打扫学生宿舍时，有人发现在学生寝室里，墙上写了这样一些字：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要回还！”
总之，是一些发泄不满情绪的短语短句。还有人画了一个半裸的女人，把嘴巴和两个乳房标出来，写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等等。
打扫宿舍的临时工看到以后，反映给学生处的负责人，学生处的负责人又汇报到党委。党委王书记原在省委组织部的高教处当处长，八八年调我院任党委书记。他六十年代毕业于省内某高校中文系，一直在党政机关任职。有人说他是个“风向标式”的人物，不过，在中国要当官，不是“风向标”行吗？他来到高校之后，恰逢全国的学潮风起云涌。王书记从处长到院党委书记，按人们通常的说法，是由县团级到地师级，成了高干，内心自然不胜喜悦。可是从机关到学校，也有点类似于从参谋部到炮火纷飞的第一线，不免有些提心吊胆。
学潮起来之后，王书记自然按照上级指示，对上街游行的学生进行劝阻，可大学生们对他苦口婆心的劝说，几乎是不屑一顾，有的甚至嗤之以鼻。所以，他当时显得可怜巴巴，面对大学生们义正词严的驳斥，他几乎是理屈词穷，无能为力。直到北京的军队用机枪坦克把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驱散，王书记才松了口气。在学校进进出出，再不是灰溜溜的样子，而是显得神气起来。所以，当学生处负责人把学生寝室墙上的所谓“反标”汇报给他时，他回到党委办公室便召集院党委开会。
会上主管教学的姜院长说，这些学生乱涂乱写的东西，无法断定是针对什么人，也许是针对某同学，某班干，或学校某人。至于女人像上的无聊玩意，也没必要认真……姜副院长是个学者型领导，一贯强调实事求是，对左的一套甚为反感。
但中国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势，或者说是一种习惯，那就是“宁左勿右”。特别是想在运动中向上爬，或者是要表现自己立场坚定，紧跟中央的人，自然不会支持姜副院长的意见。于是便向市公安机关报了案。公安局派人到学生宿舍拍了照，取了证，立了案，开始了侦察……
昨天，我碰到中文系的小程老师，问公安机关侦察结果如何？他说：
“已经查出了两个学生。”他看了看周围没人，小声说，“其实，这种事本来可以不必宣扬，那些东西擦掉就算了。你不报公安局，他会立案？”
“不汇报，不报案，怕自己犯错误啊。有人还怕丢掉乌纱帽，怕降级。”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然后问，“那么这两个人肯定要抓了？”
“听说都抓了。另外，还有一个家在草甸，回到家乡后，在赶场天他向群众演讲，介绍北京的六四事件，结果也被当地公安机关抓了。”小程很平淡地讲。
“除了被抓的以外，其他那些参加游行的学生怎么处理？”我问。
小程说，毕业班的有些学生档案还扣在学校里，因为暑假忙不过来，等学校把他们六四前后的活动情况写进档案，再寄到各地教育部门主管单位。凡参加游行示威、演讲、开追悼会的人，不管是组织者还是参加者，都要记录在案。这对他们的分配、调动都会有影响。
小程还说：“开学以后，这次要求先停课学习一个星期，学习邓小平的讲话和中央文件精神，然后进行清查。我是88级一个班的班主任。我最担心的是，如果大家都不发言，我怎么办？学校党委要求班主任要做启发发言，你想我能谈什么？照报上讲，学生会听吗？另外，我连个党员都不是，自己的思想都跟不上形势，我怎么能去做学生的工作？这不是笑话吗？所以，我认为党委应该派党的好干部来当专职班主任。像我这种人，只管教我的专业课就行……”
小程年纪40岁左右，接触中，觉得他是一个很诚实，为人很正派中年教师。不过，谁是什么样的人，他心中有数。所以，他见理科总支书记牛某走过来，小程就赶紧闭上嘴，和我分手了。牛某是教数学的，是学校院党委成员，现在是清查小组成员，大家都说他左得很，文革时期曾经和那些工人参加过镇压对立派的活动。这次清查运动他希望能够官升一级——从正处级到副厅级。他个子不高，黑黑的，有正教授职称。平日见面，他喜欢和我闲聊几句。我问他：“这次清查要搞好久？”
他说：“完成任务为止。”
“像我这种参加过游行，又捐过款的人，是不是要检查交待？”
“文件中有规定，一种是依靠对象；一种是教育对象；第三种是打击对象。”
“我属于哪一种对象？”
“这次重点是党内处级以上干部。你是非党员，只要认识好，还可以依靠。”
我心想，我从来就没当过依靠对象。
（1989年9月4日）
在学生中进行“秋后算账”
学潮期间，即五月十八日的各种报纸上，均在显著位置上登载了一篇赵紫阳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书面谈话。这篇谈话很简短，主要是肯定“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同时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并保证“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而且特别提到“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然而，几个月后，随着赵紫阳的垮台，这篇保证不搞“秋后算账”的书面谈话就不算数了。所以，有的老师说，这种出尔反而毫无信义可言的行为，只有卑鄙的小人才干得出来！
小程告诉我，87届毕业生回到县里，县领导只要看到档案中有“参加过上街游行”的字样，便按中央文件的指示精神，把这些学生分到最贫穷、最落后、最偏远的地区去教书。我们学院是一所成人高校，来读书的基本都是中小学教师，有些还是县城重点中学的骨干教师，他们一般年轻，有上进心，来这里取得本科文凭以后，回去一般都会成为学校里的教学骨干。但他们没想到，从下边基层来到省会城市读书深造，恰赶上六四学潮，为了推进中国的民主事业，他们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游行示威，而得到的结果却是“犯了政治错误”，就像当年的右派分子一样，被发配到更偏远的穷乡僻壤，有的还带着老婆孩子。有些骨干教师，即使原来他们所任教的中学领导打报告，希望教育主管部门高抬贵手，准许他们留校上课，县领导自然采取宁左勿右的方针，坚决按中央文件中的指示，坚持把他们发配到边远山区。
“这实际上不就是一种惩罚？一种‘秋后算账’吗？”
“谁说不是呢？”小程说，“正因为这样，现在回校上课的88级学员，都有些人心惶惶——凡参加过游行示威，写过小字报，发表过演讲，或参与过组织游行的学员，无不提心吊胆，担心毕业后也被“充军发配”。咱们学校一些人对毕业生和回来的在校生，都不肯放过，坚决要求他们在思想小结中写清楚：是否参加过游行？是否发表过演讲？是否印制及散发过‘反动’传单？是否参加过组织策划？等等。现在学生都竭力回避‘参加过游行’这几个字。有的学员写‘围观过游行’，或是写‘跟随游行队伍看过热闹’之类。”
我问程老师：“作为班主任，你怎么办？”
“怎么办？领导要求报上街游行学员的名字，我只好去统计。他们的思想小结让我签署意见，我只能写‘同意本人意见’。我的罪真是受够了！”他满脸无奈。
“这些学员在讨论时发不发言？”我问。
小程笑了：“没想到，平日有些沉默寡言的学员，讲起话来还很精彩。比如有个学员讲，头几天，我患感冒，脑筋也不大管用。感冒好了以后，通过学习，头脑逐渐清爽一些，认识到要注意大气候和小气候（全班大笑）。我叫他们小声点，严肃点。他接着说，要不是邓爷爷派军队把北京的暴乱镇压下去，方励之、严家其、吾尔开希就要上台。那就要亡党亡国了……”
小程讲，通过这些学员的发言，还有他们六四前写的小字报，我觉得他们是一批很有头脑，非常爱国的青年。他们现在的处境十分令人同情。你想想，他们心理上的压力多大？学校强迫他们认罪悔过，在恐惧中让他们改变观点，让他们服服帖帖。紧接着，明年毕业后，等待他们的又是政治上的迫害——在工作上，工资待遇上，住房上，都要给小脚鞋穿。这和五七年打右派也差不多少。
我说，是啊。本来党中央说不搞“秋后算账”，现在搞得恰恰是“秋后算账”。这样出尔反尔，怎么不逗人恨？！
小程也说，四五月份，广大学生上街，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支持学生，他们那时仅仅是对党和政府中的腐败表示不满，他们满腔热情地走上街头，奔走呼喊，无非是引起政府的重视。然而，六四事件加上这种“秋后算账”，则使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幻想彻底破灭，变成绝望了！
（ 1989年9月6日）
“教育问题是独裁性质的政权着重抓的，它通常将学生们视为危险的滋事群体，教育体制的目的是巩固政治忠诚而不是激发青年的创造性才智。”
——本·安德森《“奇迹”背后的幽灵》，《读书》，1998年第8期
附记：出国前，有一次在大街上，碰到一位我院89届中文系的毕业生。当年虎虎有生气的他，已经显得有些苍老了。在闲聊中，他告诉我，就因为在我院读书期间，参加了几次示威游行，档案上写了一笔，回到县里，就把他发配到最偏远的山区中学区去教书。他和妻子拖娃带崽到了那个交通闭塞的地区，过的是半原始生活。他说，有的同时被发配的老师，因为县政府有关系或者花点钱，活动活动，都回到原来的学校。我既没关系，又没钱，20多年，一家人仍然在那个偏远落后的地方挣扎。半辈子快过去了，57年打的右派20年后都平反了。我们这些人当年出于爱国，上街游几次行，就永劫不复，这叫什么社会？说完，他感叹：我终于明白，什么叫苛政猛于虎！分手后，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中想，当年清查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除恶务净，不留后患”。24年过去了，这些受害者会甘心吗？假若他们能上网，难道他们不会控诉这种迫害吗？
好一个聪明乖巧刘氏子, 老邓杀了若干的学生, 但他没杀你嘛, 也没处分你哪, 这么天大的恩惠, 花了你五年才晓得谢主不杀之恩, 终身作伥以报啊?
你对老邓感激涕零吧, 把他当亲爷爷还亲, 还不赶紧给你邓爷爷披麻戴孝去?
现在的老习你还不得当亲爹伺候着, 给你衣食的亲爹嘛.
三姓家奴, 墙头野草, 为暴政而作伥, 给刽子手贴金, 饮烈士血以邀赏, 夜游之幽魂, 蜷软骨以俯伏, 你还算个人吗? 你对得起六四中赤诚爱国的同学吗? 你阴险转移话题到王丹和BBC就能否定整个六四的爱国运动?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你个奴才.
大学情况不太清楚,当时北京有很多单位对参加过游行的人是持保护态度的,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参加了声援学生絕食行动。当年政府的愚蠢行为激怒了很多人,多数人都同情学生。我记得当时我 所在研究室除了我和另外一个人由于特殊原因没去其他几十个都去了。研究所里派了几辆大轿车分四天去天安门声援学生,党委书记带的头。事后追查听说就是书记做了两次检查,其他人都平安无事。
我就奇怪为什么国外有些人把事件的责任推到学生领袖身上。要知道我们当年谈论这件事时都知道共产党的有关部门是耍了手腕的。他们希望这个事件闹大闹乱好进行名副其实地镇压。共产党是搞学运出身的最知道学生的弱点在哪里。所以局外人都可以看出当学生想收手时人民日报就出社论激怒学生。最后学生絕食并没有出格的行为让当局不知怎么下手。
开枪当晚天安门广场以外的地段都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朝军人扔砖头挑衅,北京电视台3号晚上早就宣布这是反革命暴乱。李鹏当年会见学生领袖时的表现已经说明他们是把学生当反革命看待的。
现在， 我身处国外， 我感谢我的老师们， 他们耐心地开导我们，使我没有做出偏激的事情， 我也感谢共产党， 没有过多的计较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孩子。我现在比任何时候， 都认为那是一场动乱， 一场暴乱， 比任何时候都痛恨像王丹这种投靠白鬼子、认贼作父、为虎作伥的畜生。
二十多年过去了，你的贼心没有一点变化，不管你身处何处， 你都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畜生。
毕业分配后发现工作的城市和学校的气氛完全不同，这个最早发电报支持中央的省份到处张贴着通缉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