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
郭世佑: 历史学博士。现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文化哲学专业博导，历史学科筹备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导。
■ 在美国北加州湖南联谊会送别晚宴现场的答谢演讲（2013年12月28日晚于旧金山）
郭世佑（左起第四位）在美国北加州湖南联谊会送别晚宴上与袁南生（右起第四位，现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总领事）等人举杯合影。
郭世佑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感谢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袁南生博士和北加州湖南联谊会顾问黄仪庄大姐对我热情洋溢的介绍，两位的美言却让我有些惭愧。最近，英国有位陶艺艺术家在演讲中说，他不喜欢当代艺术，因为当代艺术都是假的。我想补充说，如果当代的艺术是这样，那么，当代的学术，特别是中国的学术在整体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平时，在许多重要的场合，在主持人对我介绍之后，我都习惯于先说一句大实话：我们都是背诵毛主席语录长大的，还能成什么家呢？（众笑）所以，我不是历史学家，更不是思想家，只是一个普通的历史研究者。我不骗你们。（众笑）有些朋友经常表扬我“很谦虚”，还有的批评我“过于谦虚”，其实都不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谦虚的，（众笑）我只是一个还有点自知之明的人。我们这一代究竟有几斤几两，就像许多当代政治家吐出的词语与历史地位究竟有多重要，从来都不是当代的人说了算，（众笑）也不是官方与权力说了算，而是后人说了算，历史自有公认。有时我在想，我死了若干年之后，我的那些浅显文字还有没有人偶尔翻一翻，偶尔提一下我这个混饭的当年说过什么？我在有生之年能不能留一点点让某个后辈将来偶尔关注一下的东西？我不知道别人的“中国梦”是什么，我的“中国梦”除了国家的民主与法治，主要就是这个。（众笑）
在我看来，应该把岳麓书院的那副对联搬到这边，搬到今天的现场：“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在我即将结束斯坦福的访问时，北加州湖南联谊会为我举办如此隆重的Party，我很感动，也很受教益。以前，我只知道做一个湖南人有一份责任，今天才知道，做一个湖南人还有一份荣誉。今晚的宴席据说已经限制了人数，但还是超过7桌，规模大，规格也高，如果套用父老乡亲的俗话，叫做“下不得地”，（众笑）让我受之有愧。因为我知道，在座各位都是成功的华人，成功的湖南人，而不再像150年前受人欺负的猪仔，也不是《北京人在纽约》的那个王启明，大家都很忙。长沙岳麓书院的那副对联驰名中外，如今还挂在那里，我看有些过时，现在毕竟是全国招生，甚至全球招生，而且全球创业，为数更多的优秀学子就没有在岳麓山止步，而是考到北京、上海，或者台北，转身海外，拥抱世界科技创新之都的硅谷与湾区就集中了很多优秀的湖南人，包括在座的许多创业者。在我看来，应该把岳麓书院的那副对联搬到这边，搬到今天的现场：“惟楚有才，于斯为盛”。（众笑）你们都是国内许多青年学子的追星对象，是他们仰望的高山。（众笑）
高山之上，必有高峰。主持晚宴的黄大姐和亲临现场致辞的湖南籍外交家袁南生博士，就是两座高峰，他们的联袂出场，使今天的晚宴成了奢侈型的消费。（众笑）我是这次来到加州，才认识这两位高人，黄大姐还是袁先生介绍的。大使级的总领事袁先生是我们国家在旧金山领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他好像能管五个州（章禾领事纠正：“四个半”），连美国那个最牛的赌城也在他的虎视之下。（众笑）很多人都说他是“学者型的外交家”，我看对他来说就不是什么恭维话，我自己也挂着“学者”的牌子，就未必比他更有学问，读的书不比他多。他不仅学识渊博，还很有见解，尤其是官场混了那么多年，从染缸里走出来，（众笑）一点官气都没有，他的眼神都是干净的，这是一个奇迹，（众笑）请你们关注一下，他为什么能这样？（众笑）
黄大姐是辛亥元勋黄克强先生的孙女，这不是谁能假冒出来的。（众笑）正是因为有了102年前的辛亥革命，中国人的脑袋与双脚才不再为磕头而准备着，而是为思考、为走路而准备着，我们应当对黄大姐的祖父克强先生与中山先生那一代民主革命先驱深怀感恩之心。
我想补充两句，在座各位还不一定都知道，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可谓群星灿烂，民国的开国元勋很多，彼此不太服气的元勋也多，包括对中山先生，在蒋介石搞“总理纪念周”之前，人们对他的敬重还挺有争议，但对我们湖南人黄克强先生的争议是最少的。刚才黄大姐说我的治学特别严谨，那么，请允许我在此展示一下严谨——在同盟会内部，黄克强先生的威望比孙中山还高。我没有要贬低孙中山的意思，只是对历史做事实描述。
还有，黄大姐的外公是谁？有谁知道吗？（全场肃静）如果有谁答出来，我为你干杯，你喝一口，我喝一杯。（众笑，沉默。章禾领事说：“我知道”，郭世佑：“章禾领事是经常为黄大姐服务的侨务组组长，你知道恐怕还不能算。”众笑。聂社春先生举手说：“我知道。”郭世佑：“社春是上次送我到黄大姐家时，我告诉你的，恐怕也不能算。”众笑，现场继续沉默。）还是我自己来解说吧，黄大姐的外公姓张，张溥泉先生，本名继，继续的继，与唐朝诗人张继同姓同名。溥泉先生是河北人，也是辛亥元老，他从长沙的明德学堂开始，就追随克强先生，参加华兴会的反清活动，做过中华民国参议院的两任议长。各位在美国呆了这么多年，肯定知道一个民主制国家参议院议长的分量。别说议长，如果谁能见到美国联邦的某个议员，即便只是加州的州议员，都会觉得是一种幸运，会很开心。黄大姐的外公却不仅是中华民国的国家级参议院议长，而且还是两届议长，还是国民政府恢复国史馆之后的首任馆长。黄大姐既有克强先生那样的爷爷，又有溥泉先生那样的外公，要是能分一个给别人，那该多好。（众笑）
袁先生和黄大姐已经做了特别精彩的致辞，我都不敢多说了，大家的肚子也饿了，但黄大姐刚才要求“必须说”，那么，我作为当事人和受益者，再表达三层意思吧。
我自量只是一个很平常的研究者，此行却惊动了很多人，包括你们——我的湖南同乡，还有来自海峡两岸的其他师友，你们让我知道，做一个说点真话的中国大陆教授也是可以受人尊重的。
第一层意思，我要对各位表达一份由衷的感谢。今天的场面就很感人，而且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在这半年多的访问时光里，很多乡友没少为我操心。
我可以坦诚地禀告各位，由于我是父母的独子，我连妹妹都没有，长期以来，我出国访问的周期都得给自己设限，不能超过半个月，顶多20天，我的双亲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我必须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所以，每当出国开完研讨会，做完学术发言，或者集中时间上完几节课，我要尽快回国，而且能不出国就尽量不出来，因为到了国外，如果临时改签机票，就不是我能掌控的了。多年来，我的师长和同窗都以为我是“孝子”，其实不是，我对双亲做得很不够，如果我有一个兄弟或者姐妹分忧，可能要好些。牵挂父母只是做人的本分，如果你连生你养你的父母都不爱，谁能指望你还能爱乡、爱国、爱人类，还爱党、爱佛、爱上帝呢？
两三年前，我的双亲先后走了，我就成了孤子，才可以考虑远航充电，就以斯坦福胡佛研究院为首选。我从1982年本科毕业开始，在高校任教已有32年，没有读过硕士生，后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也只是顺手牵羊，在职申请而已，那是我调离湖南不久，我在杭州一边带研究生，一边赶写博士论文，每天忙在路上，浅陋得很。这次到斯坦福之前，即便是守在国内，我都很少离开过讲台，即使能偶尔离开，也不会超过一个月，我是教书很多，读书很少，很冒险，需要抓紧补课。
我对美国东部比较熟悉，还在哈佛等校做过演讲，我的弟子与师友也主要集中在东部，但到西部还是头一次。我原以为，在斯坦福访问，有胡佛研究院德高望重的郭岱君教授等人的悉心关照，有创业硅谷的本科弟子、今天正在现场忙着摄像录音的易晓泉博士一家的照料，还有住在东湾的老同事徐菊华、冷世球夫妇的帮助，我的这一趟就很惬意了，没想到，除了他们，还会有更多的人关照我。岱君本来也是想出席这个送别会的，她最近从台湾回来，感冒比较重，她托我问候袁大使。可以说，斯坦福之行既是我有生以来专业收获最多的学术之旅，也是我最轻松最丰富的域外之旅，真没想到，陌生的加州还有如此庞大的亲友团在等着我的到来。我自量只是一个很平常的研究者，此行却惊动了很多人，包括你们——我的湖南同乡，还有来自海峡两岸的其他师友，你们让我知道，做一个说点真话的中国大陆教授也是可以受人尊重的。你们经常请我聚餐，改善伙食，给我省了很多钱，请我聚餐还不劝酒，这才叫“科学发展观”。你们的关爱给我的是美梦一般的舒适，但准确地说，它虽然像梦，却不是梦，而是实实在在的接待和享受。如果一定要说它是梦，那也只是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做的。
在这里，我还要提一下身边的两位湘籍贵宾：袁先生与黄大姐。他俩刚才已经对我表扬很多，我都不好意思表扬他们了，不然的话，你们会以为我们在搞互相吹捧。（众笑）但是，我还是要冒着这个风险，简单地谈谈我对二位高峰的切身感受。
总领事刚才说他与我“一见如故”，那是他很谦虚，他是很多方面都值得我学习的兄长和师长，他的才华是各位随时都能感受到的。一个小学还没毕业的人，当年考北大的研究生，居然很不斯文地考出全校的英语第二名，（众笑）还考出全系的专业与总分第一名，这恐怕是需要一点真本事的。还有，他的为人是另一个高标，让我不服不行。我从1984年奉命给一位老红军写回忆录开始，经常不得不与官员打交道，很多官员比他的级别还高。北京既是首都，也是官都，这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中国机密，（众笑）袁先生在北京恐怕还只能叫中层干部。（众笑）但是，多归多，实归实，像袁先生那样为官入仕那么多年，连商场也混过，他待人接物还能那么真诚，那么细致，让你感觉不到一点官气，真是奇迹，他是有真本事的人。（众笑）
公务繁忙的袁先生不仅多次请我聚餐，还请我留住在他的家里多达四次，畅谈学术人生与家国天下，切磋诗词文赋与世道人情，无所不谈。这位自学出身的外交官还始终保留着一份对学术的敬畏与追求，虚怀若谷，手不释卷。他还担心我在斯坦福无人照料，怕我饿肚子，连方便面都捎过两次。加州不愧是世界农产品中心，有位科学家送他加州出产的五个良种西瓜，他都要我带回两个，真让我甜到心里去了。（众笑）就在前天，总领事已经在官邸为我举行过特别正式的饯行午宴，特邀黄大姐和96岁的湘籍高人钟武雄先生，还有章禾领事作陪。袁先生的公务那么重，要人来访络绎不绝，而且一个比一个重要，（众笑）他却还能亲临今天的现场，为送别晚宴致辞，继续为我送行，真让我有些感动，毕竟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最近几个月来，我干过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用考据学的眼光，暗中观察他，看他是不是在“装”真诚，“装”平和，结果我一无所获，（众笑）他骗不了我的眼睛。（众笑）
也许有人认为，袁先生给我的这份特殊关爱所体现的不是别的，就是源于洞庭与资水的乡情，他是一个很重乡情的人。据我所知，这样的解释可能还不够，这位以国际视野为职业素养的资深外交官可能还没有那么狭隘，除了乡情，恐怕还同他深藏一份尊重学术与学者的朴实情愫有关，我不过是近水楼台，沾了求真的学术职业之光而已。我这样说，不是没有依据的。当他得知我的上海同道沈志华、李丹慧夫妇和杨奎松教授、吴景平教授暑期到过斯坦福，就要我下次提前告诉他，他想请他们做客，要我作陪。他还主动提到我的另外两位老友雷颐和马勇的论著，不无敬重。我知道，我们国家的外交官遍布全球，纵横捭阖与口若悬河者到处都是，但我不知道，像袁南生先生这样真把学者当一回事的外交官还有多少。
黄大姐刚才说“他乡遇故知”，对我也是谬奖。我两次到加州首府，到黄大姐和陆先生的寓所做客，还住过三天，就像住在自己家里，特别亲近和自然，彼此之间也是无所不谈。我已经发现，正直、善良与睿智，这三种珍贵的品质与素养在黄大姐身上一点都不缺，她真有克强先生的家传，加上她的先生陆公的质朴，这些都不是随便可以在书本中就能翻到的。早在两个月之前，黄大姐从北京动完手术回来，就电话嘱咐我，在离开斯坦福之前，一定要挤出一点研究时间，让他们为我送别，她就像她的祖父当年布置黄花岗的硬仗一样，没有商量的余地。黄大姐既是名门之后，又是北加州湖南联谊会的老会长，她就说到做到，把各位惊动和召集起来，再给我一份感动。
除了袁先生与黄大姐，还有在座的很多乡友都给过我无微不至的关爱，我已经没有时间一一点出来，而且还怕点漏了，但我已经把你们都记在心里。（鼓掌）美国固然是我的异邦，加州是我的异国他乡，是你们给我一份实实在在的回家的感觉，对于浪迹天涯的游子来说，恐怕没有比这个更暖心的了。我总觉得，源于三湘四水的乡情只是相识与相聚的门票，而乡情之上，却是友情的凝聚和亲情的升华，亲情就比乡情更重要，也更精彩。我谢谢各位，我也懂得感恩。（鼓掌）
如果有人说我爱国，那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荣誉，同没话找话差不多，爱国的问题从来都是伪问题，古往今来，有几个人不爱国呢？只有怎么爱国才是真问题，也就是怎么改造我们的国家。
我要表达的第二层意思，就是请求各位不要过于担心我。从本月中旬开始，无论在斯坦福，还是周边南湾与旧金山，每天都有欢送我的聚餐会，主持人既有在座的湘籍朋友，也有来自两岸的华裔同胞与美国师友，诸位都念我平安。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但我恳请各位放心。我有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学术研究者，一个历史学教授。在我们的国家，有我不算多，无我不算少，我并不那么重要。据说有人曾经把我搞得很重要，我看是看错了人，乱点鸳鸯，乱弹琴，或者太缺乏自信而已。一个连串门的兴趣都不够的历史学教授有那么重要吗？
第二个理由，虽然我的教师职业与历史专业的行规和个人秉性都驱使我只能说真话，不能说假话，而且在我们国家，说真话还不那么方便，也不那么讨人喜欢，但是，比起过去，现在还是好多了。还有，我是一个真话可以少说的学者，只是假话不说而已。我既不刻意同谁保持一致（众笑），也不刻意同谁过不去。职业当有分工，兴趣容有差异，教师与学者既不是敢死队员，也不是救火队员。从小开始，母亲告诫最多的就是不准乱说乱动，必须好好地活着，胳膊扭不过大腿。家母爱子如命，如果我有事，她就很难安稳地多活一天，正因为这样，但为了让母亲放心，我才学会了不惹事，虽然我也看不惯一些事，心里难受。做了教员与父亲之后，我向家母学习，也经常叮嘱学生与女儿不要惹事，安全要紧。我也反对任何暴力形式的蛮干，以暴易暴的方式未必真能解决问题，不过，对某些真为国家的民主与法治孜孜以求，迎难而上的执着者，我是深怀敬意的，我自愧不如。
需要说明的是，我要我的学生和女儿都注意安全，并不等于我希望他们去削尖脑袋，趋炎附势。在国内，我也应邀给政法系统与党政机关的官员做过一些讲座，谈职业伦理与国家法治，或者人文素养与执政能力，每当讲到最后，我都愿意送他们几句话，其中有一句是：少谈领导艺术，多谈领导做人。还有一句是：欺负下属与百姓不算真本事，他们原本就是弱者；要想显示你有真本事，就请先把你的顶头上司顶撞一次再说。我不瞒各位，在每次讲座的现场，都有多数听众认真地记下我的这些“语录”，甚至还把录音带回去，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照我的去做，只能影响一个算一个。
我的第三个理由，我不太喜欢媒体的采访，特别是不太喜欢国内无法控制的境外媒体的采访，平时就很少接受境外记者的跟踪。特别是四年前，我在北京政法大学主持关于毛泽东的讲座之后，当个别不够成熟的学生联合校外极左势力发起围剿时，也有不分国界种族的媒体与舆论对我们予以声援和鼓励，有些国外记者也想找我细谈，我都婉拒。这次来美国，就有记者想采访我，还希望我把在San Jose做的演讲录音交给他们，我也谢绝，我想，要发表就不妨先在国内发表再说。这不是因为我怕什么，而是我原本就不想得到什么，我不太喜欢热闹，不希望受到格外的关注。在我看来，做教员也好，当学者也好，都需要安静，钱锺书先生就说过一句大实话：“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何况，我们还是被历次政治运动耽误甚多的一代，时间早已赔不起，至于媒体的报道与转发会不会走样和失真，会不会增加一些给你“喝茶”、“交朋友”的醉翁之意，倒是次要的。
我还有一个想法，我的有些真话，包括某些尖锐的批评意见既然已经在国内讲清楚了，到了国外就不必多说，在这一点上，我与旅日好友李廷江教授和刘岸伟教授不谋而合。再说，当家的有时也有当家的难处，我还有根深蒂固的家国立场，这也不为别的，恰恰同我所看重的家国利益与民众生计有关，国家之间毕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竞争性。当然，我也不喜欢别人把我的这点认知与个性当做爱国的例子，更不赞同把爱国同主义扯到一块。如果有人说我爱国，那也不是什么特别的荣誉，同没话找话差不多，爱国的问题从来都是伪问题，古往今来，有几个人不爱国呢？只有怎么爱国才是真问题，也就是怎么改造我们的国家。在辛亥革命的历史画卷里，我很欣赏思维敏捷、光明磊落的湘籍革命家宋教仁，他为了捍卫东北延吉地区的主权，就毫不含糊地支持革命的对象清朝政府，揭穿日本朝野的阴谋，他是真正懂得怎么爱国的革命家，既不同于那些把爱朝廷等于爱国的辫子群，也不同于那些讥讽他帮助清朝政府的革命同道，高人一筹。
需要说明的是，刚才我说不喜欢境外媒体的采访，并不意味着我反对别人接受境外采访，相反，我还喜欢阅读某些既有信息含量，又充满智慧，还不卑不亢的访谈，包括我所熟悉和敬重的律学前辈张思之先生的访谈，多多益善。中国很大，世界很精彩，需要传递很多的声音。
常听有人说，中国人的民主素质还不高，不能搞民主，其实，人民的民主素质不高是一回事，官员的民主素质好像也不高，恐怕尤为关键。为什么人民的民主素质还是不高？怎么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在宪法与法律框定的范围之内，执政者对此该做些什么？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我要表达的最后一层意思，就是我对北加州湖南联谊会和全体旅美乡党的祝愿和期待。我有两个祝愿和期待：
首先，我期待旅居美国的湖南人精诚地团结起来，尽量成为国内湖南人追求团结的榜样，带好这个头。地球很小，湾区也不大，这里居然有三个湖南同乡会，让我有点吃惊，湖南人在这里的人力资源好像还没有丰富到需要两个三个团体组织起来的程度，既不需要通过互相竞争来增加活力，更不需要群体性的内耗，我诚恳地建议三个同乡会合并起来，携手做点事，没有什么不能商量的。我们中国人固然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不喜欢团结的缺点，容易让别人看轻我们。早在110年前，梁启超来到旧金山，就发现华人之间很不团结，他就犯愁了：既然华侨的素质都是这样，国内的土包子就更糟了，那就不能搞民主立宪，只能搞君主立宪。110年过去了，海外华人怎么还是这样呢？
就拿我们湖南人来说，共患难还容易，同欢乐就很难，这是大毛病。闹分裂，搞内斗，只会使湖南人伤元气，丢面子，这个毛病要改，我建议要学晚清时期全力扶持曾国藩的另一个湘军统帅胡林翼，他是连曾国藩都自愧不如的，可惜死得太早。
第二个期待，我期待北加州湖南联谊会与旅居海外的全体湖南同乡切实关注中国的现状与民族的未来，为推进中国的民主与法治，实现中国的长治久安提供湖南人的意志与智慧。
就在梁启超考察美国那一年，克强先生的留日同窗杨度引吭高歌：“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的《湖南少年歌》曾经影响整整一代人，他在倡导湖南人的责任，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对他的话不会陌生，不难产生穿越时空的心理共鸣。天下兴亡，潇湘有责。作为屈子的传人，从这里出发，也许我们还有许多可以施展身段的空间。
袁先生和黄大姐都发现我是一个讲真话、当诤友、可信度不低的湖南人，问题是这个世界很不完美，可信的就不太可爱，可爱的却未必可信，袁先生刚才还称我为“思想家”，我就顺着他的表扬，提供一点个人胡思乱想的“思想”，敬请各位赐教。
我已经知道，北加州湖南联谊会当年是专门为某个卸任的湖南省委书记到加州办画展而成立，充分体现了会员们对家乡老领导的敬重和爱心。我不知道这位卸任书记的绘画水平究竟如何，他有没有必要到海外来办画展，但我可以断定，无论是卸任的省委书记，还是现任，他们获得的物质资源与精神赞助已经很多了，专门为他们的画展来成立一个联谊会，以捧场为目的，能不引起父老乡亲的误解，甚至反感，就算不错了。卸任的省委书记的绘画爱好固然需要支持，但在6700万湖南人民中，还有部分人连温饱都成问题，如果有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也喜欢绘画，甚至从小就有绘画天赋，却连一支像样的画笔都买不起，与其给湖南省委的老书记锦上添花，还不如给贫困的孩子雪中送炭。我想请教各位：美国的湖南联谊会同亚、非、拉地区的湖南联谊会相比，或者同国内许许多多的湖南商会或联谊会相比，会有哪些区别和优势呢？我很期待你们的不同。
我还知道，北加州湖南联谊会还组织会员捐钱捐物，给湖南的郴州地区独立援建过一所学校，我很敬佩这样的义举。我想补充的是，如果当时我也有机会参与援建，除了捐款捐物，可能我还会对地方政府的负责人实话实说：办好中小学，这首先是你们该做的，因为你们已经向全世界宣告：你们已经实现九年义务制教育，那就不需要别人捐这捐那，是你们并没有做好，我们才来加入这个“希望工程”，那么，你们有责任和义务全力协助我们，把这个工程落到实处，让我们放心，让受捐学生与家长满意。
还有一点，我想请教各位，在目前中国畸形的应试教育模式下，捐资助学顶多有助于个别困难的子女在争当考试机器的竞赛中胜出，把别的孩子比下去，可以帮助个别孩子和家庭脱贫，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实际意义呢？说到这里，我不禁联想起112年前的某一天，有个叫丁龙的广东籍老华工，他目不识丁，却希望美国的大学也能开设一些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关的课程，让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学生了解自己的祖国，就委托他的老板卡本蒂埃，把平时省吃俭用，一点一滴积蓄起来的1.2万美元捐给老板的母校，办一个汉学系，老板被丁龙的境界所感动，倾家荡产掏出50万，帮他启动哥伦比亚大学汉学系的曲折创建历程，在好几个方面让骄傲的哥伦比亚大学修改办学章程。丁龙的举动，恐怕还不是当代神州大地成千上万的希望工程所能比肩的。
当然，历史不可复制，丁龙也只有一个，但他不难给我们启发，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超越希望工程之类的善事，甚至可以站在丁龙的肩膀上，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比如说，我们的祖国虽然堪称古老文明之邦，但是，破坏中华文明与文化的败家子至今没有消停，中国人的价值系统早已残缺不全、混乱不堪，如何守护家底，又如何启动文化转型，重建文化家园，既是迫在眉睫的急事，又是事关千秋万代的大事。包括各位在内的海外华人不仅心系祖国，而且见多识广，我由衷地期待你们同我们这些国内的书呆子一道，多发出一些关于民族文化的传承与改造的理性之声。对权力说真话的善意批评原本就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善意的恭维却不是。
还有，常听有人说，中国人的民主素质还不高，不能搞民主，其实，人民的民主素质不高是一回事，官员的民主素质好像也不高，恐怕尤为关键。为什么人民的民主素质还是不高？怎么提高他们的民主素质？在宪法与法律框定的范围之内，执政者对此该做些什么？我们又能做些什么？人类历史的进程已经表明，无论是思想，还是科技，还是制度，我们中国人的创新能力还牛不到哪里去，我们没有理由瞧不起别人。就制度的设计与实践而言，人类从猴子变过来，从君主制走向君民共主制和民主制，线索比较清晰，虽然也有过党主制的试验，却未必成功。我的想法是，只要能够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并非一定要按照欧美国家的宪政模式。问题在于，内耗不断，反复折腾，我看还没有完全超出罗贯中和施耐庵的想象与智慧。如果学费早交完了，还没读出一个出身，恐怕需要新的探索。海外华人阅历丰富，学养深厚，在这些事关家国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上，你们很有发言权，大有用武之地，你们应该带头发声，责无旁贷，至少我不需要担心你们的安全吧。（众笑）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离别之前要说的话很多，不舍之情让我一说就长，我要走了，新年也快到了，请大家举杯，我衷心地祝愿在座诸君新年如意，家庭美满！祝我们的国家长治久安，天下华人一生平安！（鼓掌）
谢谢。（鼓掌）■
（演讲者郭世佑为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本文根据录音整理，经本人审阅，刊发时略有删节。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