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
郭世佑: 历史学博士。现任同济大学特聘教授，文化哲学专业博导，历史学科筹备负责人，同时兼任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专业博导。
正文
周祖文
3月13日午后，我专程从东四环外赶到西单三味书屋，听求学浙大时的师长郭世佑教授的讲座。赶到时，书屋二楼茶座的楼梯口都挤满了人，整个讲堂水泄不通，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在众多听众之中，有被称为“中国律师第一人”的83岁高龄的法学界权威张思之先生，也有美国大使馆的一秘。举目四望，从白发老者到弱冠学子，从饱学硕儒到街坊邻右，从黄肤黑发到金发碧眼。三教九流，不一而足。我是站在楼梯口听完讲座的。事后才知道，梁启超长孙梁从诫的夫人，也是坐在楼梯口的台阶上听完整个讲座的。当时人群拥挤，根本无法做笔记，又恐日后遗忘，暴殄天物，就全凭记忆，略记在此。
讲座题为《宣传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以被误解与伤害的梁启超为例》，分四部分：一是宣传中的梁启超;二是真实的梁启超;三是两者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四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问题。整个演讲中，郭世佑师像以前一样没有讲稿，洋洋洒洒，思维依然活跃，逻辑依然谨严，谈吐幽默风趣，慧见洞识叠出。他说，2003年8月离开浙大，调到政法大学，是“插队落户”到了昌平，昌平的出租司机在招揽顾客进城时都说：“到北京啦，到北京啦”。如果昌平的乡里人直到最近才知道长安街上有这么一个叫三味书屋的书店，那大概是可以谅解的吧。在自嘲式的开场白中，演讲开始了。
郭师讲，宣传的历史总喜欢分派，而且喜欢“一分为二”，分成革命派与改良派，梁启超被归入改良派，还叫改良主义。改良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定的语境，是负面的，1949年后的改良主义更是指向修正主义，是改“坏”。其实，相当于清朝君主专制来说，梁启超作为真诚的君主立宪者，就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政治革命领袖，不是反革命。史学界的阶级分析传统把近代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层，将梁启超等归为代表资产阶级上层，把孙中山等归为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再按照“越穷越革命”的逻辑，断定上层有软弱性，中下层才具备革命性。但实际上，革命的内容比形式更重要，梁是宣传民权政治的第一人，他并不软弱，林伯渠，郭沫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深受梁的影响，郭沫若还称梁为“革命家”。 郭师还凭记忆背诵了郭沫若深情赞梁的一段长文。还指出，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典，近代历史的必然趋势不是别的，就是“变成资产者”，出处就在《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5页，他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72年的版本。
世人大都抱怨梁政治立场多变，是“变色龙”。郭师则认为，梁启超的变，不是政客似的变，而是学者型的变，近代中国的一切都在流变之中，梁的变就无可指责，一成不变才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说，梁启超与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都曾走得很近，是投机，郭师说，如果梁要投机，当初直接投机慈禧，岂不万事大吉?
郭师讲，梁启超是一个真诚的政治家，真诚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因此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但梁启超是一个好学者，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文史哲，包罗万象，尤其是政论文章笔力雄健，举世无出其右者;梁是一个好学生，乃师康有为死后，他居孝子之位，向客人一一答礼;梁是一个好老师，虽反对学生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交往，但还是应徐之请充作证婚人，不过强调并非自愿，希望徐不要再离婚结婚了;梁是一个好父亲，搞快乐教学，寓教于乐，九个子女中个个成才，其中有三个院士;梁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同事，好朋友，对家人同事朋友宽和友善;即使当病人，梁也是一个好病人。在接受协和医院治疗的手术事故中，虽被协和医院误诊而错割右肾，但梁认为，医生不是有意误诊，应该维护代表科学的西医的声望，而科学是五四运动高举的两大旗帜之一，他就坚决反对追究协和医院的责任。郭师讲，古往今来看淡身外之物者何其少，而看淡身内之物(被误割的右肾)者何其少之又少，天下又有几人能有梁启超的境界?他讲梁喜好麻将，每星期六晚上都是雷打不动的麻将时间，但这点爱好，也是娱情娱乐，无伤大雅，倒是同时代之严复，沉迷于鸦片，乃至自毁天才，令人叹息。
郭师讲，真实的梁启超不仅在于私德，其对于国家民族大义的体认与践行，尤为可贵。晚清时期的梁一般主张君主立宪，民国之后也支持民主立宪。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宪，也是立宪的宪，只是袁作为强人而手握重兵，其“宪”有名无实。梁认为，既然国体已变成民主，不应再变回帝制。袁在梁《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前，曾派人带10万两银票，要梁放弃发表，否则不客气，梁都严辞拒绝。梁与学生蔡锷相约，一文一武，硬是将袁皇帝拉下马。
郭师认为，任公被宣传历史所损害的形象与真实的形象之间，相距何止云泥之别。究其原因，一是从国民党党史撰述以来的革命史观的局限性，将暴力革命神圣化，否定一切与革命相异的人和事。二是以结果逆向推导过程，简单粗暴地裁剪历史，无数饱满的个案被伤害，多种历史可能性被抹杀。成功者的叙事一贯正确，而失败者的行为则浪费表情。还把成功者的失误归之以“虽然……”，把失败者的不足则归之于“但是……”，最后得出一个很霸气的线性逻辑，“只有……，才能……”。郭师特别提到，不要因为辛亥革命的反满成功而轻易否定梁启超等真诚的君主立宪者的智慧与艰辛，也不要以1949年的胜利做逆向推导，为建构历史必然性而否定一切。至于第三是什么，不记得了。
在讲座最后，郭师提出，评价历史人物要注意以下六组关系：一是事实与逻辑的关系。这是两个最基本的维度，如果事实和逻辑无误，问题也就大致解决了。二是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的关系。事实评判对应着“是什么”，而价值评判对应着“怎么看”，二者决不能混淆，但人们往往以价值评判代替事实评判，从而损害历史的真实。三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结果是单一的，已经成为现实，过程则是未定形的，多向度的，蕴含着多种可能性，历史表象本身更是混沌未分化的。就研究历史乃至了解历史真相来说，过程比结果更饱满，更重要。不能以结果来推导过程，否则只是“发明”而不是发现历史规律。四是论点与论据的关系，论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据，论据不能只举例，不是抓典型，一般还要有类型的代表性，要量化。五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有些近代史研究学者往往一辈子只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因之对历史人物产生了“辩护律师或者家属”之类的感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对历史人物作出公允的评价。六是角色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普通民众与社会精英、革命领袖的角色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个性就有缺陷，听不进不同意见，动不动就易生气，这就很难服众，结果自1907年以后，同盟会内就变成一盘散沙，东京总部不再开会议事，尤其是1910年以后，孙在南洋宣布，不以东京同盟会为同物。如果充分注意到上述几点，就有可能避免伤害历史人物，尽可能逼近真实。
整个讲座中，郭师没有提他在史学界广为流传多年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该书第一版已有十余年，当年就购空了，近日被选入“当代人文大系丛书”，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演讲中的许多主要观点也是郭师本人在史学界首先阐发的。演讲中最感人的一个细节是，有听众递条子给主持人，说郭师近日身体不适，医生严格要求他不能劳累，恳切请求郭师坐下讲演。郭师还是谢绝了。他说：还有很多人都站着听，而且还有长者站着听，他只能站着讲。就这样，包括答问环节，郭师就站着讲了近三小时，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
作者周祖文，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3月13日午后，我专程从东四环外赶到西单三味书屋，听求学浙大时的师长郭世佑教授的讲座。赶到时，书屋二楼茶座的楼梯口都挤满了人，整个讲堂水泄不通，着实把我吓了一跳。在众多听众之中，有被称为“中国律师第一人”的83岁高龄的法学界权威张思之先生，也有美国大使馆的一秘。举目四望，从白发老者到弱冠学子，从饱学硕儒到街坊邻右，从黄肤黑发到金发碧眼。三教九流，不一而足。我是站在楼梯口听完讲座的。事后才知道，梁启超长孙梁从诫的夫人，也是坐在楼梯口的台阶上听完整个讲座的。当时人群拥挤，根本无法做笔记，又恐日后遗忘，暴殄天物，就全凭记忆，略记在此。
讲座题为《宣传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以被误解与伤害的梁启超为例》，分四部分：一是宣传中的梁启超;二是真实的梁启超;三是两者产生巨大差异的原因;四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问题。整个演讲中，郭世佑师像以前一样没有讲稿，洋洋洒洒，思维依然活跃，逻辑依然谨严，谈吐幽默风趣，慧见洞识叠出。他说，2003年8月离开浙大，调到政法大学，是“插队落户”到了昌平，昌平的出租司机在招揽顾客进城时都说：“到北京啦，到北京啦”。如果昌平的乡里人直到最近才知道长安街上有这么一个叫三味书屋的书店，那大概是可以谅解的吧。在自嘲式的开场白中，演讲开始了。
郭师讲，宣传的历史总喜欢分派，而且喜欢“一分为二”，分成革命派与改良派，梁启超被归入改良派，还叫改良主义。改良一词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特定的语境，是负面的，1949年后的改良主义更是指向修正主义，是改“坏”。其实，相当于清朝君主专制来说，梁启超作为真诚的君主立宪者，就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政治革命领袖，不是反革命。史学界的阶级分析传统把近代资产阶级分为上中下三层，将梁启超等归为代表资产阶级上层，把孙中山等归为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再按照“越穷越革命”的逻辑，断定上层有软弱性，中下层才具备革命性。但实际上，革命的内容比形式更重要，梁是宣传民权政治的第一人，他并不软弱，林伯渠，郭沫若、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深受梁的影响，郭沫若还称梁为“革命家”。 郭师还凭记忆背诵了郭沫若深情赞梁的一段长文。还指出，按照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原典，近代历史的必然趋势不是别的，就是“变成资产者”，出处就在《马恩选集》第一卷，第255页，他用的是人民出版社1972年的版本。
世人大都抱怨梁政治立场多变，是“变色龙”。郭师则认为，梁启超的变，不是政客似的变，而是学者型的变，近代中国的一切都在流变之中，梁的变就无可指责，一成不变才是不可理解的。有人说，梁启超与孙中山、袁世凯、段祺瑞都曾走得很近，是投机，郭师说，如果梁要投机，当初直接投机慈禧，岂不万事大吉?
郭师讲，梁启超是一个真诚的政治家，真诚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因此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但梁启超是一个好学者，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文史哲，包罗万象，尤其是政论文章笔力雄健，举世无出其右者;梁是一个好学生，乃师康有为死后，他居孝子之位，向客人一一答礼;梁是一个好老师，虽反对学生徐志摩与陆小曼的交往，但还是应徐之请充作证婚人，不过强调并非自愿，希望徐不要再离婚结婚了;梁是一个好父亲，搞快乐教学，寓教于乐，九个子女中个个成才，其中有三个院士;梁是一个好丈夫，是一个好同事，好朋友，对家人同事朋友宽和友善;即使当病人，梁也是一个好病人。在接受协和医院治疗的手术事故中，虽被协和医院误诊而错割右肾，但梁认为，医生不是有意误诊，应该维护代表科学的西医的声望，而科学是五四运动高举的两大旗帜之一，他就坚决反对追究协和医院的责任。郭师讲，古往今来看淡身外之物者何其少，而看淡身内之物(被误割的右肾)者何其少之又少，天下又有几人能有梁启超的境界?他讲梁喜好麻将，每星期六晚上都是雷打不动的麻将时间，但这点爱好，也是娱情娱乐，无伤大雅，倒是同时代之严复，沉迷于鸦片，乃至自毁天才，令人叹息。
郭师讲，真实的梁启超不仅在于私德，其对于国家民族大义的体认与践行，尤为可贵。晚清时期的梁一般主张君主立宪，民国之后也支持民主立宪。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宪，也是立宪的宪，只是袁作为强人而手握重兵，其“宪”有名无实。梁认为，既然国体已变成民主，不应再变回帝制。袁在梁《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前，曾派人带10万两银票，要梁放弃发表，否则不客气，梁都严辞拒绝。梁与学生蔡锷相约，一文一武，硬是将袁皇帝拉下马。
郭师认为，任公被宣传历史所损害的形象与真实的形象之间，相距何止云泥之别。究其原因，一是从国民党党史撰述以来的革命史观的局限性，将暴力革命神圣化，否定一切与革命相异的人和事。二是以结果逆向推导过程，简单粗暴地裁剪历史，无数饱满的个案被伤害，多种历史可能性被抹杀。成功者的叙事一贯正确，而失败者的行为则浪费表情。还把成功者的失误归之以“虽然……”，把失败者的不足则归之于“但是……”，最后得出一个很霸气的线性逻辑，“只有……，才能……”。郭师特别提到，不要因为辛亥革命的反满成功而轻易否定梁启超等真诚的君主立宪者的智慧与艰辛，也不要以1949年的胜利做逆向推导，为建构历史必然性而否定一切。至于第三是什么，不记得了。
在讲座最后，郭师提出，评价历史人物要注意以下六组关系：一是事实与逻辑的关系。这是两个最基本的维度，如果事实和逻辑无误，问题也就大致解决了。二是事实评判与价值评判的关系。事实评判对应着“是什么”，而价值评判对应着“怎么看”，二者决不能混淆，但人们往往以价值评判代替事实评判，从而损害历史的真实。三是过程与结果的关系，结果是单一的，已经成为现实，过程则是未定形的，多向度的，蕴含着多种可能性，历史表象本身更是混沌未分化的。就研究历史乃至了解历史真相来说，过程比结果更饱满，更重要。不能以结果来推导过程，否则只是“发明”而不是发现历史规律。四是论点与论据的关系，论点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论据，论据不能只举例，不是抓典型，一般还要有类型的代表性，要量化。五是个体与群体的关系。有些近代史研究学者往往一辈子只研究一个历史人物，因之对历史人物产生了“辩护律师或者家属”之类的感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无法对历史人物作出公允的评价。六是角色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普通民众与社会精英、革命领袖的角色不一样，所承担的责任也不一样。辛亥革命领袖孙中山的个性就有缺陷，听不进不同意见，动不动就易生气，这就很难服众，结果自1907年以后，同盟会内就变成一盘散沙，东京总部不再开会议事，尤其是1910年以后，孙在南洋宣布，不以东京同盟会为同物。如果充分注意到上述几点，就有可能避免伤害历史人物，尽可能逼近真实。
整个讲座中，郭师没有提他在史学界广为流传多年的《晚清政治革命新论》，该书第一版已有十余年，当年就购空了，近日被选入“当代人文大系丛书”，由人民大学出版社再版，演讲中的许多主要观点也是郭师本人在史学界首先阐发的。演讲中最感人的一个细节是，有听众递条子给主持人，说郭师近日身体不适，医生严格要求他不能劳累，恳切请求郭师坐下讲演。郭师还是谢绝了。他说：还有很多人都站着听，而且还有长者站着听，他只能站着讲。就这样，包括答问环节，郭师就站着讲了近三小时，在经久不息的掌声中结束。
作者周祖文，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评论
石假装
2013-10-02 19: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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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话
需要一部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史。还需要一部文革史、文革社会史。当年整人的，被整的都该写出当时的真相及真是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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