琐忆，“文革”拾遗（1）

文革时三天两头就要按那位伟大人民领袖的“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教导折腾老百姓，每天都“其乐无穷”地变着花样从人群里清理各色“阶级敌人”。在那些典型的专制工具箱里，威逼，体罚，诱供，栽赃，告密，连坐，保甲，洗脑就是鹰犬们最称手的器械。在那里，为了“红色江山”的延续，他们能耗上所有的时间和资源来创造发明和使用控制人民身心自由的工具。要是给这些工具申请专利，这些“专利”可集古今中外虐待人类的大全。

一

我一前辈，是1926年从美国教会办的广州夏葛医科大学(后来易名为中山医科大学）的八位毕业生之一，而且是那时罕有的女性毕业生。那个教会医科大学是循美国教育标准培养的医生，我一个文革前读医科大学的姐姐曾见过前辈当年实习时写的病历和课堂笔记，均是令人啧啧而叹的工整的全英文纪录。当年那位前辈毕业后，念及家乡父老缺医少药和老年寡居的母亲，遂弃海外留学或留在广州发展的机会，回到粤北一客家县城里挂牌行医。她的妇产科造诣颇深，方圆百里皆有名声。在1949年后在当时政权收紧私营经济后就在当地县医院任妇产科主任，那时的官方会挂起“统战”的幌子弄一些地方名人去“政治协商会议”挂名当个政协委员以示民主。我的亲戚也被收集起来，插进这种政治花瓶里。

文革罡风骤起，无人可避。这位医生是当地名人，兼有“反动学术权威”“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原罪，一伙接一伙的“革命者”就不断地上门抄家，掘地翻箱倒柜地找罪证。据说最能证明她企图颠覆现政权的罪证是找到她家里留有一张1949年以前的商业广告照片，背景中有前政府的徽记，当然也搜出她藏在屋檐下但不许老百姓拥有的金条和珠宝首饰。结果是把她扣在医院里一边看病人，一边做清洁杂工，一边在棍棒和呵斥交加的场面里交待“罪行”。这位亲戚一生笃信基督，以善为人，医术精湛，救人于危难，为人世间迎接了无数新的生命，素受人尊敬，然而现在却要面对许多强加的罪名和侮辱，实在难以忍受。一日在做清洁时趁监守者不备时投井自尽。当时被捞出时还有微弱气息，但因她是“阶级敌人”，且是“自绝于人民”，无人敢施援手。

人不被逼到无可容忍的极端，谁愿撒手骨肉弃世人生？！

若干年后，家属得一“平反通知”称有误致此。抄去的金饰除了让人顺走的以外，按20多元一克的收购价格折了几万退回。一活生生的生命就一纸轻飘飘的话打发了，按那里行事之规，领那份通知，家属还是要感谢“组织”开恩没有继续把人列入社会另类中。

二

我的一个姑妈早年和一从云南讲武堂毕业的军人结婚，1949年前已经退役多年的老军人带着儿子为了避祸去了台湾。这位留在大陆的姑妈虞于环境而慎于言行，但求平安可度晚年。然而长期的两岸对峙，无音信可解骨肉隔海相望之悬念。后来母子辗转托香港的亲戚偶尔转寄信件以求告慰彼此的羁念。

我家这位长辈虽说年事已高，并无工作，但因是“蒋匪”高官的家属又有“台湾关系”，仍属双料被管制的对象。街道居民委员会，伙同当地的派出所三天两头就要明里暗里地把老太太敲打一番。

有一回又把老太太传唤去那种用“伟大思想”冠名的“学习班”里，宗旨就是深挖狠批这些被划为另类的老百姓有什么新旧反动言行。那些“革命者”向被专政的对象们宣布，老太太如果不坦白交待，不但死路一条，还要把她清末出生的90多岁的老母亲也拉进学习班里逼供。结果老太太只能每天都得搜肠刮肚地想自己有什么不见容于现政权的言行，当然包括“腹诽”不满这类。最终想到自己和在台湾的儿子通过几次信可能是非法行为。接下来就要把信中写了什么要详细地回忆出来交给党和人民审查。老太太交待中提到曾经为了让儿子免去牵挂，在信中说自己生活很好，经济没困难，牙膏才三，四毛一支。一个主持学习班的阶级斗争警惕性很高的“人民警察”当即指出这是向台湾的敌匪机构提供经济情报。那种指控在当时大概就是属于蹲监狱的等级，碰上“严厉打击”的势头就可能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罪行。

这大小店铺都在摆卖的牙膏虽说要凭证供应，说是情报也真够有想象力的。

三

在那种专制下，每个人都是被监视和告发的对象，言行稍异，既被人密告。若名列“反革命分子，右派，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家属则更无社会生活的空间，但却享有被抄家，查户口这类专政行动优先权。我从少年时既屡屡经历那类场景而印象深刻，以至于来美多年以后听到或重或急的敲门声，或是急骤的上楼梯声都依然心里匍然一紧。

记得有几次是街坊的大妈侦缉队带着警察来查户口。而且他们都要挑午夜才上门“查户口”，也就是核对每家户口上登记的人和住在屋里的人是否相符，不在册的人，轻则命人限期离开，重则带回派出所查个底掉。

一位常光顾我们家的人民警察得组织多年熏陶，容不得他的治下的“阶级敌人”有任何机会破坏那个由伟大领袖制定的世界革命战略部署。所以他一得到线报，就要代表党和人民来“关心”我们这种人。通常在重重的午夜敲门声之后，我们一家人就要站着被审视，对我的典型的训斥是为什么还不回去乡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我那时已经被人撵到乡下，一身褴褛，终日劳作，食不裹腹，偶尔偷闲回家缓和一下身心的极度饥饿感。那时和几个“狗崽子”一类的政治贱民来往，有时会借到一些逃过焚毁命运的旧书慰籍空空如也的心灵。当然，胆敢藏匿和阅读非官方读物是冒这个制度之大不韪的。

那些被豢养的鹰犬对毁灭文明剥夺自由有着天然的嗜血本能，查户口这种咬人的机会当然是不会轻易放过的。这些警察和街道大妈还要仔细地巡视各个房间是否有可疑的迹像。那位脸熟的户籍警察的眼贼精，好几次我来不及收好的借回来的书在枕头下露了一角，他一把就抽出来：“黄色书籍，没收!” 不会有收条的。后来有认识他的人告诉我们他家里这种没收回来的书多了。我记得我一位堂兄自己练习英语的手译本【混血姑娘】就这样让他给收走了，还有一本【斯巴达克斯】也遭此不测，弄得我在借书给我的朋友面前好久都抬不起头。

四

我家附近一邻居，早年去美国读完书以后考了个注册护士并已安居。五十年代觉得新政权在多年战乱之后会还老百姓一安宁康盛的生活，遂束装归国，在校医院中当个护士。文革初，逃不开那种无中生有“特务嫌疑”和腐败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指控。记得罪行之一是指控她上厕所居然用“高级”手纸。我见过那“罪证”，其实也就那年代的一种很粗糙的马粪色的厕纸。而当时的人都用旧书报当手纸。

说真的，幸亏她用的是那种手纸而已。那年头，红太阳的光辉笼罩着一切，印制的读物里无处不在的毛氏语录和照片出现的篇幅淹没了印刷术发明以来的其他文字。因此用旧书报的风险忒高，让哪位被逮住到污损老人家的“光辉”，那就得准备付出生命做代价。

说回来，那位人民领袖是不容忍老百姓追求向往生活质量的改善的，那一概斥之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或“资产阶级法权”，哪怕那种欲望表现仅仅是穿一件稍好的衣服，农家里多养了几只鸡。可一点都不妨碍他从强迫人奉为圣训的印刷著作中聚敛版税作为个人财产享用。

五

不久前，有朋友看到新鲜物件，给我发一照片，是文革中批斗“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一尊瓷像。我知道这叫“文革瓷”，基本造型都是一带眼镜的或是穿中山装的挂着牛鬼蛇神的牌子被两个戴着红卫兵或赤卫队袖章的人反剪双手的模样，那是文革后一种迎合外部世界好奇心的拙劣商品，专蒙老外的钱的。十几年前我一同事曾给了我一尊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文革瓷，我不好意思拒绝，拿回家觉得晦气，扔垃圾桶里了。

 

看见这些瓷器使我想起文革时那些不堪回首的亲身经历。

那时我家窗口正对学校的足球场，按广州的习惯我们叫那“大操场。除了让人踢球锻炼身体，那也是周末放电影的地方。文革开始以后，那个放电影的检阅台成了紧跟那个虐待狂“造反有理”的小将们表现他们几近疯狂地唾弃人类良知和道德的舞台。

1966年的某个夜晚，各路造反组织云集大操场，一股肃杀之气笼罩。我们小学已经停课，但看热闹的童心不泯，和几个同学挨挨挤挤地蹭到舞台脚下坐着。接下来看到的就是教授，学校各级领导被挂上侮辱性的牌子送到台上，按地位高低前后排满了整个高台。每人都被人双手反剪，称之为向人民低头认罪。稍有异议即拳脚相加，以符合为了“江山万代红”而要把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其永世不得翻身”的原教旨。

我的一同学，父亲是学校书记之一，抗战时在山西参加“决死队”大概能和薄一波，就是那个被薄熙来踢断肋骨的父亲，扯上点关系，后来又在国务院干过，那就是和“叛徒”和“走资派”双料相关了。自己还在莫名其妙地想问清楚这罪名怎么来的，却让几个“革命小将”认为抵赖罪名，劈头盖脸就打得跪在地上。那种打在人体空腔的嘭嘭声让人惊心，从小就没见过能这么打人的。而我的同学就坐在身旁不远处，老实说，他父亲被打时我都不敢拧头看他。

一个参加过战争的系领导保存了一把日本军队的匕首作纪念品，被抄家时翻了出来作为图谋对造反派行凶的工具。被打得躺在地上站不起来。接下来剪他的阴阳头时怕是连动弹的力气都没有了。

一留学美国归来的物理系教授平时讲课时把可以致命的激光叫“死光”。60年代，激光是典型的少为人知的尖端科技。在轮到那位教授被推到前台时，一帮无知者嘲笑一番后逼问他为美帝干了什么“特务”工作，问一句打一耳光，接着是一盆墨汁兜头浇上去。

这种在少年经历的残害人场面印象，终身难以从记忆中卸下。

有一插曲也印象颇深，那帮造反者有来自北京广播学院的。我站在人群后看热闹时忽听一女声召唤同伴“媛媛”，声音极清亮而掺和柔软的嗲味。我很好奇地探头去看谁的声音那么好听，当我确定那声音来自某张其貌不扬的脸时有种奇怪的感觉，这音像怎么这么不相称。不过那个年代公众媒体是收音机广播而不是看电视，所以播音员是可以不看脸的。不像现在主持人要声色俱佳，高官和富豪皆把那些人当后宫之选。视频那种互联网传播工具的物理概念恐怕还在“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像蓝精灵一样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