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开春,我在妈妈家已经住了有半年多,互相都熟悉了。有天晚上有人打电话给她。我听她一直在叫“儿子”,问长问短的,还问纽约天气怎样。通话结束后我帮她洗澡时就八卦了一下,问是谁来的电话。妈妈说是她儿子保罗。我有点奇怪,说除了泰德你还有个儿子啊?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起过?妈妈说保罗住在纽约,又不在这里,我怎么会提起?我问那保罗家的孙子孙女你不惦记?老太太迟疑了一下才说,保罗单身,没有家庭。本来还想问保罗为什么不结婚,看妈妈犹疑的样子,又记起美国人对隐私的重视,只好立马打住了。
过不多久,听说她儿子泰德开的一家纺织品店要关门打烊,需要一些临时工帮忙(一些长工要找新工作,或者已经找到了新工作,陆续离开),那家店又离我们住处很近,我就问妈妈能不能和她儿子说一下,让我去。泰德同意了,我就成了那家店的临时工。每天从店里回家,妈妈都要询问店里清仓促销的进展如何,仓库里的东西整理得怎样,那些要运到泰德拥有的其他店的设备之类运走了没有……,我发现妈妈对这家店的熟悉程度实在惊人,好像她才是那家店的经理!在这家店关门前的最后一天,妈妈一定要跟我到店里去,经电话征得泰德的同意后,我就让她去了。那天是我们最后清理该店的办公室,把不要的文件之类处理掉。妈妈就坐在角落的一把椅子上,默默地看我们搬东西,清理办公桌抽屉和公文柜。我无意中看到她落寞的神色,眼睛里似乎还有一点泪光。因为忙,我也没来得及细想妈妈为何会有这样的表情,她和这家店又有怎样的渊源。这时,一起干活的利萨在一个橱柜的底下发现一个镜框,里面镶着一张一美元的纸币。她随口问了句“干嘛把一美元镶在镜框里?”我们都忙得没加理会,谁知妈妈霍地站了起来,问“镜框在哪里?”利萨把镜框递给她后,她翻来覆去看着,嘴里喃喃地说“就是这,我们店的吉祥物啊!”夜幕降临,累得要死的我扶着妈妈离开已经变得空荡荡的纺织品店回家,她怀里紧紧抱着那个镜框。匆匆吃完晚饭,我想帮妈妈洗个澡,早点睡觉。走到她的房间,却看到她仍然在看那个镜框。我就问了句:“为什么您说这是那家店的吉祥物?”妈妈的回答让我很吃惊。妈妈说,当这家店在七十年代初开张时,她是这家店的第一批营业员之一。开门那天上午,她在店里地上捡到这张一美元的纸币,觉得这是个好兆头,就让泰德把它镶在一个镜框里,挂在了办公室的墙上作吉祥物。我算了一下,七十年代初,妈妈都已经七十多岁了,儿子是店老板,又那么有钱,她干嘛还要去当营业员呢? 大概是看出了我的疑惑,也许还有那天的感慨,妈妈第一次在我这个外人面前打开了话匣子。
原来妈妈是俄罗斯犹太人。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排犹运动使得她在二十岁那年背井离乡来到美国。身无分文的她先是落脚在纽约,二十一岁嫁了人,生下两个儿子,二十四岁丈夫就死了。不知是犹太人的传统还是因为带着两个小孩的缘故,妈妈没有再嫁人,而是自己含辛茹苦养大了两个儿子。妈妈说,那时她在工厂当女工,周薪两美元,还不够买食品的。为了喂饱两个嗷嗷待哺的幼儿,她自己只能经常忍饥挨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她的两个儿子刚刚成人就被征入伍。大儿子保罗在巴顿将军麾下,一直打到北非,受伤成了残疾人,一辈子没有成家,靠政府救济金生活。小儿子泰德因为年龄偏小,没有直接上战场,而是留在后方作支援工作。战后泰德复员,但因为所受教育有限(高中肄业),也没法找到什么好的工作。所以妈妈自己一直是个劳动妇女, 靠辛勤工作养活自己。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小白球开始了中美之间的破冰。也许是犹太人天生的生意本能,泰德成为首批和中国做纺织品生意的商人。那时中国急需外汇,对美国的生意人十分优惠。泰德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开始了他的致富之路。我们家附近的那家纺织品店是他开的第一家店。开始时他还没多少钱,所以七十多岁的老母亲也上阵做了他店里的营业员。过去我总以为自己下乡八年,吃过的苦够多的了。可是和妈妈一比,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吃过苦实在不算是什么稀奇的事。于是,妈妈的节省,妈妈的小抠,妈妈对那家店非同寻常的感情,都变得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