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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父母倾其所有，尽可能让我们兄弟三人吃的好一点。
我7岁开始帮忙做饭/家务。再大一点，就和两个哥哥轮流值日，单独操作。父母上班早出晚归。我们做晚饭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把第二天父母要带的，两个午饭盒准备好。
我们那里有一种文化（东北人居多），就是一个家庭里工作挣钱“当家的”父亲，伙食要好于孩子们。午饭晚饭都不例外。晚饭甚至还来一两烧酒。说起来也合理，如果当家的出了问题，一家人如何支撑。
我父母则不同，对他们自己的午餐有严格的标准/要求。好一点的副食，肉，蛋等一定要放在全家人同桌的晚餐上或是周末。爸妈说，孩子们在长身体的时候，过了这个村没有这个店。
1973年我去了体校，体校伙食费是每月21元。对于一般中学生不算太差。对我们练竞技体育，特别是练中长跑项目的年轻人来说，是处于半饥半饱，饥寒交迫状态。由于营养不良，很多同学身体出了问题，退出了体校。
体校的前面是一幢三层楼的区委招待所，第一层是叫作“红星饭店”。每天进出体校宿舍，饭馆里飘出的香味让人垂涎三尺，不可名状。那会儿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里面有一位渔民（萨利姆）就是饥肠辘辘时，在饭店里被收买，成为叛徒的。
我爸妈和我商量，让我在饥饿难耐时，到饭店里买个肉菜吃。不要心疼钱，搞坏了身体。
上面说了，我是在那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家里还有父母和两个哥哥，我怎么可以一个人在饭馆里“大快朵颐”？
我在体校的三年时间里，一共在“红星饭店”吃了不到10次饭。那里的醋溜肉片，苜蓿黄瓜，四喜丸子，葱爆肉丁印象深刻，但都是我在惴惴不安下，狼吞虎咽地完成的。
我后来的人生中，美味佳肴渐渐变得唾手可得，不再稀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每当我步入餐馆饭店，都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不适感。
直到现在，但凡有可能，我都尽量不在饭店吃饭。
我是见到玉米面有一种紧张和不适感，文革期间吃了太多的玉米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