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说激光手术的时候，买肉还是要票儿的。我脸上挂着眼镜儿，扒着柜台的边儿，看着“师傅”在那一大扇肉上，用一把大砍刀蹭蹭，蹭下来的就是全家今天晚饭桌上的盛宴了。不能挑肥瘦，不能挑部位，啥都不能挑。我推推眼镜儿的鼻梁，从镜片后面偷偷望着剽悍的肉师傅，想象着要是他是我家亲戚就好了。后来真的知道我家有个堂姐夫是卖肉的。那是20多年以后的事儿了，那时候，卖肉的已经变成服务业了。
我听说激光手术的时候，还是很震惊的。什么？用刀片拉眼珠子？我眼前闪烁起来肉师傅的大刀。我推推眼镜儿的鼻梁，觉得还是眼镜儿安全些。这一推，老妈在旁边又开始教导我了：“这么推眼镜很难看。要推眼镜儿腿儿，最好用手背儿推，这样。。。”老妈又不厌其烦的示范第12937843639次。然后，老妈看了我一眼，无奈的眼神儿撒了一地，“你就是这么个毛糙丫头，看你将来怎么嫁得出去！”后来，我嫁了不止一回，老妈还是不满意。
那时候听说的手术，是苏联人做的。说是有个小朋友不小心摔倒，玻璃碎片掉眼睛里去了，结果反而不近视了。后来研究出来用刀拉眼珠子的手术。我家是肯定没钱给我做手术的。我就幻想着自己抱着酱油瓶子从楼梯上滚下来，酱油瓶子的碎片掉眼睛里去。我谋划了很久，觉得不大可行。我要是早知道自己有这种可行性分析的天赋，我就不会入错行，当小程序员了，少挣多少银子啊！
我大学的时候，听说现在不用大刀拉眼珠子了，而是用激光了。激光二字很形象，是属于中文创造新词的成功典范。一激一光，闪闪发亮，我似乎都能听到那电闪雷鸣的激光在人肉上烧的滋滋的，但是，我不能肯定是不是应该有青烟冒起来。那个时候，我还是没钱拉眼珠子。但是，我可以带隐形眼镜了。刚带上的时候，我还是习惯性的推鼻梁，鼻梁上什么都没有，倒是蹭了一手鼻头上的油。隐形眼镜带了N年，终于眼睛干涩得不行，只好换回我的大眼镜儿了。
这时候，我才发现，眼镜业也跟随着蓬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飚升，一副眼镜已经不是20多块人民的钱，而是1000多嘎嘎新的票子。眼镜带着，确实比曾经那个黄不彻底，圆不明确的镜架好看多了。镜片也变成又薄又轻又有反光膜的。卫生巾的广告词“薄如蝉翼”好像也挺适用。
大三那年，被某医生告知有视神经炎。这名字听起来和鼻窦炎没啥区别。我还拿这个和好朋友吹嘘自己身患重病，想换点同情心，好让她买单吃饭。好朋友一眼看穿我的诡计，坚决否定了我的无理要求。交友不慎啊，不慎！几天之后，朋友忽然狂呼我，要我周末去她家一趟，说是她妈有请！我心里直嘀咕，莫不是上次和朋友旷课去外地玩儿被发现了？再要不然，就是老人家觉得我和朋友有同性恋倾向？我心里一直嘀咕到朋友家。我坐在沙发上，望着不到一米远处，坐在床上的朋友妈妈，心里紧张得堪比第一次见男朋友的父母。我狂推眼镜儿的鼻梁，觉得这眼镜儿真不给劲儿，今天为啥总是往下滑。朋友的妈妈礼貌的让我吃水果，喝茶，问候我家上下大小，我礼貌的对答，继续狂推眼镜儿的鼻梁。终于，朋友的妈妈切入正题了。她说：“我住院的时候，旁边床位就是一视神经炎的，家里贼有钱，各种高级进口药物能上的都上了，3个月后，只有右眼能见微光，5个月后，全瞎了。”我当时也瞎在那儿了。什么？？？？盲人？？？没搞错吧？？？不是鼻窦炎么？？哦哦哦，视神经炎，消炎药的不灵？？朋友的妈妈继续说：“我找到我的中学同学，几十年没联系了，她现在是北京同仁的医生。叔叔明天带你去看医生，你今天晚上就在我家住。”朋友的妈妈向来跟我没有商量的，只有命令。叔叔亲自下厨，做了我最喜欢的红焖羊肉，他们全家加上我，只有我和叔叔喜欢吃，我和叔叔算是红焖羊肉的忘年知己吧。阿姨在饭桌上，对着闷头吃肉的我说：“无论如何不能让学校知道，熬到毕业，找个公家的单位，吃上公费医疗和劳保，咱们就有保障了。”我继续吃肉，心里却有点酸了。晚上，我和朋友挤在一起睡觉，我望着窗外闪烁的星空，心里想着：“真的，半年以后，我就看不到这一切了么？”朋友拍拍我的肩，说：“不要气馁，你还可以写作！”好像，那个时候，盲人就俩职业选择：按摩师，作家。我回头看了一眼朋友，一拳就打过去了。我们咯咯的笑着，互相推打着，一瞬间，那个盲人的问题暂时离开了我。
第二天，才知道，叔叔天不亮就去排队，挂了个门诊号，又在路上买了油饼豆浆，才回家接睡眼朦胧的我去看病。到了同仁，第一次见到这种阵势，好像全国人民都有眼疾，而且都约好了那天携手一起去同仁。大厅的门口就已经有各种队伍排着，我都不知道排什么的。叔叔让我站一队里，说同仁看病，除了瞎的，都要先测视力，你在这排队测，我去找阿姨的同学给你换号。我这才知道，原来叔叔起大早排的号，看不到专家的。专家号，20块，在同仁门外，别炒到500块。就连那五毛的门诊号，也被炒到10块。我在队伍里排着，旁边一个阿姨问我：“姑娘，你是啥毛病啊？”我说：“视神经炎。”阿姨满脸的遗憾和同情：“你干什么的？”我说：“读书，大学三年级。”阿姨这次就直接啧啧叹息了，她推了推旁边的另外一个阿姨，向我一努嘴：“大三，视神经炎哦。”那个阿姨赶紧转头看我，满脸满眼都是惋惜，说：“唉，出个大学生不容易，都大三了。”我心里把骂人的话都备好了，然后心里就凉了。看来，朋友妈妈是对的，我要盲了。
测完视力，还要统一散瞳，测眼压等等。就这么折腾眼珠子，不盲也难啊！
终于，叔叔带着我在一个屋子外面排队了。我知道，里面就是专家，她将掌控我的光明。我坐在那里，望望摸索着行进的人们，心里拔凉拔凉的。这。。。将是我的未来！我开始研究大家带的墨镜，似乎盲人的墨镜都有一个模式：就是特别大，恨不能遮住半张脸。这种墨镜，现在的明星们很喜欢。墨镜的研究告一段落了，因为叔叔找的同学来了。叔叔召唤我过去，我赶紧收起玩世不恭的态度，换上谦和乖巧。那个医生看了我一眼，又是一脸的惋惜。她带着我进到那间屋子里。里面坐着一个留着花白的卷发的女医生。她对那个女医生说：“就是这个孩子，大三了，视神经炎。”女医生点点头，忙完我前面的病人，就开始扒开我眼睛，往里打探照灯。我按照她的要求睁大眼睛，那灯是真亮啊，我的眼泪开始往外淌，真是没想到过，不眨眼睛是这么难受。过了很久，我觉得眼珠子要蹦出来了，她终于放手了。我忐忑不安的站在那里，擦着眼泪，等候宣判。她说：“什么狗屁医生，不是视神经炎，是另外一条神经。”后面，她跟那个带我进来的医生继续说着什么。我已经听不进去了，眼泪奔涌而出，好在大家都以为我是刚才眼检流的泪。我的心里，在那一刻，体会了什么是当庭无罪释放的激动。
叔叔把我送到车站，说：“没事儿就好，我去上班了。”我下车后，在路边的水果摊上，买了两大扇香蕉，苹果，鸭梨，橙子，花光了身上的30块钱，拎着水果回了朋友家。我把水果放下，告诉朋友的妈妈我是被误诊了，然后给她鞠了个躬，说：“谢谢阿姨！”她说：“嗯！谢吧！”
那次以后，我对于近视眼，带眼镜，没有了任何怨言。能看见，是多么大的福分！我就这样，隔上四五年，带着1000多嘎嘎新的票子去换一副新眼镜，票子越带越多。镜子也越带越薄。那个时候，对于激光手术，已经不是资金问题了，但是风险评估，可行性的计算，以及投资回报的比例都不是很乐观。我对于失明的风险，有了很深的体会。那个时候，我知道眼珠子就这一对儿，坏了没得修。
到了美国以后，对于激光手术的安全性有了更新的认识。现在的安全系数之高，已经可以放心了。但是，经过我的研究，还是要等。因为手术后的眼晶体会变薄，在重压之下有了破裂的可能。所以，非官方的建议是女性等到把孩子生光了再手术。因为生产过程中，眼压会升高，生完之后，很多女性视力会有变化。我下了决心，等生完孩子，我就去手术！！
这一等，就是好几年。等我终于生光了孩子，发现自己已经40岁了，眼睛开始花了。看小字，要扒下眼镜，从镜片上方翻着眼珠子看。活脱脱一个青年奶奶的形象。看完小字儿，我推推眼镜儿的鼻梁，继续干活儿。现在做激光手术，晚了。做了，也要带眼镜了。
永别了，激光手术。霸王别姬啊！亲爱的眼镜，我只好爱你一辈子了。
我是37岁时，做的一般手术。我有个医生朋友，她自己是39岁时，做的上面这种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