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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的六个第一

孟红

2017年01月03日08:1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声明:本文原载于《党史纵览》2016年第10期,系《党史纵览》杂志社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

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无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壮举之一。两年中,红军长征转战十几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系统回顾和总结这场伟大的壮举中若干举足轻重的“第一”,可以让我们对长征这段历史作一提纲挈领的了解和深思。

第一次提出长征的时间——1934年的5月间

红军到底是何时提出进行战略转移也就是长征的?因为战争和年代久远的原因,史料上一直没有明确的记录。但从尘封的红军档案资料来看,中共中央是在广昌战役失利后初步提出进行战略转移的。

广昌战役发生在1934年4月10日,红军9个师在李德的错误军事指挥下,在广昌以北与敌11个正规师进行正面决战,结果伤亡惨重,被迫于4月27日撤出。此役导致中央红军元气大伤,再无力进行大规模防御作战。

广昌失利以后,红军高层多次有了准备转移的想法,中央也曾开会研究局势。鉴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会议决定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

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表示同意。此后红军的一系列指示、讲话和会议记录中,也多次记录了酝酿长征的文字。

但遗憾的是,尽管红军早有了撤出中央苏区的想法,却没有得到掌握大权的李德的认可,这一计划也一直停留在建议和讨论的阶段。直到9月底,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保卫中央苏区的幻想也随之彻底破灭,红军被迫仓促准备长征。

因此,广昌战役失利是导致红军长征的直接原因。可以推断红军提出长征的时间应该在1934年的5月间。

长征第一支先遣队——北上抗日先遣队

为了策应中央红军主力摆脱强敌,顺利突围,实现战略转移,必须先派出先遣部队探索道路、吸引调动敌人,以利红军主力部队秘密集结,踏上征途。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种特殊、紧急的情况下临危受命的。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很明确,向敌人后方挺进,进行运动、游击战,宣传群众,开展抗日运动,吸引、调动敌人,配合红军主力长征。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颁布《关于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给七军团的作战训令》,决定将红七军团组建成北上抗日先遣队。红七军团是一支以闽赣子弟为主的红军队伍,仅闽北老区崇安就从地方红军中选送最优秀的1800余名干部战士到红七军团。

1934年7月6日,在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向敌人后方的福建挺进,开始执行发展游击战争、开展抗日活动、吸引国民党军调动兵力等任务。9日,先遣队进入福建长汀县的童坊,随之进入连城县的罗坊、塘前一带,后向永安挺进。7月中旬后,先遣队已成包围永安之势,7月19日,红九军团也抵永安,与先遣队对永安城形成了钳形包围。国民党被迫调集3个师又18个团的兵力扑向永安。先遣队达到调动、吸引敌军的目的后继续北上。7月21日,攻占大田县城,国民党军又急调2个旅兵力扑向大田县。先遣队与红九军团上万人随即分3路离开大田县城,先后抵高才坂会师,向尤溪挺进。7月29日先遣队一部占领了尤溪口,30日又挺进到闽江南岸的樟湖板。先遣队占领罗源县后,继续向闽东北挺进,红九军团则在完成任务后返回了苏区。

先遣队过闽江后,原计划应由古田北上浙西然后进军皖南。但这时,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停止北上,东进占领水口,相机威胁、袭取福州。于是先遣队又急速指向福州。8月1日晚,先遣队占领水口镇。先遣队威逼福州,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恐慌,急调重兵回防福州。9日,先遣队主力绕过新店、湖前,向福州北门进攻。由于国民党八十七师及五二二、五一七团主力分布于湖前与北门楼一带,先遣队进攻受阻。10日,双方在板桥打响,国民党军出动飞机轰炸,又不断增援部队,敌强我弱,先遣队随即撤出战斗,向闽东地区进发。8月14日,先遣队再次占领了罗源县城。8月16日,先遣队主力进入宁德。20日,先遣队与叶飞率领的闽东红军在赤溪阳谷村会师。8月22日,先遣队轻取穆阳镇。8月24日,尾追而来的国民党四十九师先头部队也抵穆阳,北上抗日先遣队即向北挺进,经威福、蟾溪、南溪、晓洋、周宁三门桥、寿宁平溪、托溪于27日进入浙南地区。28日,北上抗日先遣队攻克浙江庆元县城,随即经龙泉八都于9月4日进入闽北浦城县东坑桥、灯盏坪一带。5日,途经管九、小碧穿过江浦公路,途中与闽北苏区前来迎接的广浦独立营、浦西游击队会合。6日,先遣队抵闽北苏区古楼。9月9日,中革军委一再电令催促其北上。北上抗日先遣队将五团二营近200名伤病员护送至闽北老区崇安坑口养伤后,即向北行进。

1934年10月21日,中革军委电令先遣队逐步向闽浙赣苏区转移。11月,先遣队按中央的指令,经玉山、常山、遂安、淳安、分水、旌德至太平。方志敏的红十军由德兴,经开化、婺源、休宁至太平,两军在安徽太平县(即今黄山市黄山区)会师。11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将两军合编为红军第十军团,继续执行北上抗日先遣任务。

红十军团在皖南打的第一仗,就是谭家桥之战。此仗关系重大,是能否立足皖南、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的关键。由于部队刚合并,相互配合上有问题,红十军团经8小时激战后失利,不得不退出战斗。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在此战中负重伤牺牲。自此战后,先遣队就没有与敌人作过激烈的决战,一路避战,以致最后被迫离开皖南。

红军长征第一渡——江西赣州市于都县

江西省于都县是中央红军的集结地和出发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及中央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就是从于都县城东门外南渡贡水进行长征的。

1934年10月,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由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及各直属机关组成第一野战纵队(也称红星纵队),以叶剑英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苏维埃政府及总工会、团中央等机关和卫生部、供给部、红军大学、军委二局组成第二野战纵队(也称红章纵队),以李维汉为司令员兼政委;中央红军的一、三、五、八、九军团移交防务、隐蔽撤离战场,到于都地域集结。

于都河(即贡江)是中央红军长征首先要过的第一条大河,当时河宽600多米,水流深湍,除少数渡口插上河标可以涉水渡河外,大部分只有架设浮桥渡河。为了保证红军顺利渡河,在赣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领导下,于都人民无私奉献,大力支援红军。当时沿河所有的民船全部停运,共汇集了800多条大小船只,有的用作架设浮桥,有的用作摆渡。为避免国民党的飞机轰炸、隐蔽红军的战略意图,架设浮桥的工作都在夜间进行。一到傍晚,有组织的群众涌向架桥工地,有的打火把,有的送茶送饭,还有的送门板木材,仅4天时间,就在于都县30公里的河段上架设了5座浮桥、布设了众多摆渡和涉河点。

10月16日至19日傍晚,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中央政府所属机关和红一、三、五、八、九军团8.6万人分别从于都梓山的山峰坝、花桥,县城的东门、南门、西门,罗坳孟口、鲤鱼、中埠和靖石渔翁埠等渡口渡过于都河,踏上漫漫的长征路。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中央直属机关和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是从县城东门渡口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的。渡于都河前,于都人民男女老幼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涌向渡口,送上一杯杯茶水、一顶顶斗笠,送不尽对红军的无限情意,红军战士凝望根据地的山山水水,依依惜别送行的战友和乡亲们。

中央红军长征南渡贡水的其他渡口,分别是:红一军团在于都梓山山峰坝、花桥渡口;红三军团在于都县城西门塔脚下现长征大桥旁和罗坳的孟口渡口;红八军团在于都县城南门和罗坳孟口渡口;红九军团在于都靖石乡渔翁埠渡口;红五军团在于都县城南门至罗坳的孟口、中埠渡口。

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洪超

长征期间,牺牲的红军官兵中,有名有姓的营以上干部约为430人,其中师职干部约有80多人。红三军团第四师师长洪超牺牲时年仅25岁,是长征途中牺牲的第一位红军师长。

洪超,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梅县下新镇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在家乡参加过儿童团,1927年夏加入叶挺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他随朱德上了井冈山,并且当过朱德的警卫排长。他在朱德、毛泽东的红四军和彭德怀的红五军军部里都当过参谋,之后到李灿的第一纵队任大队长等职,是一员猛将。从1930年8月起,他先后担任红三军团第三军第四师团长,第五军第一师师长、第三师师长、第六师师长、第四师师长,一直是拳头部队的军事主官。1933年3月在草台岗战斗中,洪超身负重伤失去了左臂。1934年1月,在攻占沙县县城战斗中,他担任主攻,率先攻入城内,荣获中革军委授予的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1934年10月20日,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和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指示,时任红军第四师师长的洪超率部作为先头部队通过赣县塘坑口,向信丰新田百石村挺进,准备突破国民党军的第一道封锁线。防守这一带防线的是号称“南天王”的粤军总司令陈济棠所指挥的粤军,他们在沿线修筑了数量众多的碉堡,号称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不过,陈济棠最信守的是以保存自身实力为第一原则。早在1934年秋天,他就派代表到中央苏区与红军谈判。红军长征前夕,周恩来特派何长工和潘汉年去同陈济棠秘密谈判,双方达成了包括红军向陈的防区借道在内的“五项协议”。根据这一协议,红军西进时应该可以平安通过粤军防线。但陈济棠同红军达成的秘密协议需要瞒着蒋介石,他害怕手下泄露此事,因此对允许借道之事并未明确传达,只是向少将以上的军官含糊地下令:“敌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敌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红军为严格保守突围秘密,也没有向下级传达秘密协议内容,未将准备通过的道路通知粤军(担心粤军途中埋伏),采取了强行假道的方式。这样,10月21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百石的时候,粤军依然没有撤退,红军只有以武力通过。

与粤军数度交手的红军,对战胜眼前的守敌充满信心。按照部署,洪超亲自率红十团进军百石,政委黄克诚率红十一团、十二团等在侧翼打掩护,阻止敌人可能的增援。21日上午10时,红十团在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的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百石附近的制高点,架起机枪,向守敌发起猛烈的攻击。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越过铁丝网,翻过深深的壕沟,向高处的碉堡冲去。此时,驻在金鸡圩的敌人一个营企图增援百石,邓国清、张爱萍指挥的红十一团,谢嵩、苏振华指挥的红十二团一同出击,将敌击溃。百石守敌只有200多人,根本抵抗不住红军的猛攻,不久就弃守碉堡,收缩躲进村里一座建筑坚固“万人祠”里,被红十团包围。红军劝其投降,里面的粤军却负隅顽抗,不停地向外打枪,将喊话的红军战士打死。

此时,洪超带着一个警卫排准备赶往红十一团与黄克诚会合,恰好路过这里。他马上到前沿观察,命令调集迫击炮消灭围墙内的敌人。话音刚落,洪超却不幸被围墙内敌人的流弹射中头部,当场壮烈牺牲。

洪超牺牲后,部队将迫击炮调来,一发发炮弹将一米多厚的麻石围墙炸开了几个大缺口,战士们冲了进去,歼灭了顽敌,告慰洪超的英灵。

长征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召开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之后,经湘江战役,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中国革命濒于失败的边缘。12月12日,中革军委电令中央红军由湖南通道兵分两路入黔,14日,中央红军攻克黎平县城,得到暂时的休整。为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二郎坡胡荣顺商号——当时红军总司令部驻地召开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朱德、张闻天,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等,会议围绕中央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中心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会上,博古等人不顾已变化的敌情和红军自身情况,仍坚持前往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则根据敌我情况变化的客观实际,遵循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提出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改为挺进黔北、占领遵义,在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计划,同时提出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应采取的军事方针和战术原则。出席会议的多数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明确否定了博古、李德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不切实际的想法,确定了挺进黔北的战略决策,从而避免了陷入敌人重围的险境。会议还就中央红军部队的整编方案进行了讨论,重新整合部队建制,以提高红军战斗力。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新的军事战略部署指导下,先后攻克剑河、台拱、施秉、黄平、镇远、余庆、瓮安等10余座县城,强渡乌江天险,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开始取得战略上的主动权。因此,黎平会议历来都受到党内高度评价。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强调:“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湖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胡锦涛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暨黎平会议学术讨论会”上指出:“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客观地看,黎平会议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必要准备,是遵义会议的奠基,是中国革命伟大历史转折的开端。

长征中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

1935年1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向遵义进军。按照猴场会议决定,红九军团、红一军团(缺二师)从余庆龙场渡口,中央纵队、军委纵队、红五军团及红一军团二师从江界河渡口抢渡乌江。1月4日至7日,红三军团由遵义县尚稽茶山关、桃子台,红一军团由三渡关、红五军团由团溪的洋岩河先后进军遵义。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遵义。1月9日,中共中央领导人进驻遵义县城(现红花岗区)。遵义县城的学生、工人、贫民、商人及地方知名人士在南门关丰乐桥(现迎红桥)欢迎。

1月12日上午,遵义县全县群众万人大会在县城东城大操场即省立第三中学(现遵义市第十一中学)操场上举行,正式宣告成立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罗梓铭任主席。毛泽东、朱德、李富春在会上讲话。

会场上人山人海,来参加大会的群众兴高采烈,就像过节一样,从四面八方涌向老三中操场。场内场外红旗招展,大会会场靠南面墙壁处,用竹子和木板搭成了一个主席台,台下前面安放着一排板凳。在会场中间,大家用两张方桌摆成一个高台,一个红军干部就用喇叭筒来指挥,维持会场内的秩序。这是一次遵义从来没有过的盛况空前的群众大会,后来大家都称这次大会为“万人大会”,当时举行这场大会的会场,也因此得名“万人大会场”。

当天下午一时,大会正式开幕。开场之时,筹备大会的代表报告了筹备经过。紧接着,由朱德登台讲话。朱德向台下的群众讲述了“红军是工人农民的武装,是保护人民利益的,要消灭国民党反革命武装”的道理。他讲完后,毛泽东也紧接着以“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为话题展开了讲话。这之后,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工人代表邓云山、妇女代表李小侠、红军战士代表贺申徒等也都纷纷在主席台上进行了精彩的讲话。待讲话完毕的时候,全场群众顿时响起了浪潮般热烈的掌声。至此,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在欢腾的锣鼓和齐鸣的鞭炮声中正式成立了。

大会通过遵义县革命委员会25人名单。当日,还将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消息,通过红军无线电通告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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