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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安保、政商关系：“一路一带”大手笔应该吸取的三大教训
来源：克危克险 作者：秦靖 时间：201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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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大规模“走出去”不过十几年，期间有不少成功案例，但也不乏沿用中国习惯思维，导致巨大损失的惨痛教训和误区。在此做一简单分享，希望有助于更多“出海者”避免在开发“一带一路”的大潮中再次跌入中国思维陷阱。
误区一：投资“跟着感觉走”,快速决策介入“看起来很美”的项目,选择性忽略高风险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环境多变，只有对市场反应敏锐并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企业家才能成功。大量决策无法获取准确数据支撑，直觉判断起了很大作用，从而形成了许多中国成功企业家决策主观性强的特点。
在“走出去”过程中，国内大批海外资源类投资项目也延续此种思维，仅依靠对资源量的初步判断，就做出投资决策。但仅凭直觉的决策，类似赌博时的冲动，将资源储量的预估等同于了产品和收入，忽略了开发过程中的复杂和困难，往往使企业吞下了苦果。中钢投资澳洲铁矿就是其中典型案例。
2008年，中钢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公司铁矿项目耗资13.6亿澳元。当时被称之为“中国首起成功的海外敌意收购”，名噪一时。但由于缺乏对于项目综合风险的判断，收购三年后该项目被叫停，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前期投资被迫撂荒。
该项目失利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投资决策时过于冲动，出现竞争者时仓促改变策略，提高投资成本。中西部公司旗下拥有磁铁矿和赤铁矿两块资产，中钢原计划收购其中开发成本较低的赤铁矿资源，并不准备对公司进行全面收购。但由于在收购期间，听闻日本公司准备全面收购中西部公司，中钢担心标的被抢走，从而也发起全面收购，将开采成本较高的磁铁矿也收入囊中，更导致目标公司股价大幅攀升，投资和开发成本提高，竞争力降低。
二是忽略了矿产资源配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事前考虑不足，导致资源难以转化为产品。目标公司矿区处于西澳腹地，距离最近的港口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开采得到的铁矿石需先经铁路，再由港口进入国际市场。但上述区域的铁路和港口修缮需要350亿元投资方可完成。中钢难以独立承担上述巨额投资，需要和同一区域的其他矿产公司合作修建。但由于其他企业自身经营策略改变，暂停了该区域的矿产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配套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中钢矿区的矿石难以运抵港口，无法创造效益，成了下不出金蛋的鸡。
误区二：遵从“先讲情，再讲理、最后讲法”的熟人社会规则，忽视了契约后果。
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熟人社会”特性，社会对契约尊重较弱，熟人关系成为企业家从寻找商业机会到控制风险的主要渠道。法律法规模糊或自相矛盾，执法不严，执行中灵活掌握的空间较大，也让企业家养成了对制度的蔑视，习惯了与法律法规玩躲猫猫的把戏。
很多企业选择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走出去”的第一站，并把落后与契约效力低、法律不健全及执法不严划了等号。很多苦果也是由此而起。
中国某大型工程承包企业承建一非洲国家电站项目。该国极度缺电,新建电站主要用于替代进口电力,受到当地政府高度关注。多家银行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也为项目提供配套融资和保险服务。虽然外方在招标时对施工工艺流程、设备规格、安装标准、工作安全标准等有详尽的要求，但中资企业还是对当地法律执行和监管力度预计不足，沿用国内承揽工程时过程不重要，结果搞定就行的惯性思维。
在施工过程中，对于现场安保措施及工艺处理等环节没按中标要求干。在出现人员伤亡后遭到了停工整顿的处罚。之后业主加派监理方，现场除了重视安保安排外，还针对施工工艺提出了诸多细节要求。电站建成后一直无法验收交付。施工方额外承担了一年多的免费运维工作。大批技术工人无法撤离。国内高管多次专门赴现场协调。项目所在国政府还动用外交渠道，迫使施工企业满足其要求，给企业经营造成额外负担，对该企业在非洲区域承揽新项目也造成负面影响。
误区三：习惯于全球和平环境及国内稳定政局，轻视外国政局变化风险。
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整体处于和平环境。同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环境稳定，国内企业家没人见识过，也更没人想过政府改朝换代的场景，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搞好政府关系很重要。这种环境使部分中国企业家在“走出去”过程中轻视外国政局变化的风险。特别是到一些与中国邦交较好的国家，更是想当然的认为这些地方的政治稳定程度也和国内差不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与当地政府和权贵搞好关系，忽略了可能的政局变化风险，导致惨痛损失。
前期利比亚等多个非洲国家发生政治动荡，相当数量的中资企业受损即是典型案例。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较低，权力集中，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和作用巨大。企业往往只需做好政府的工作，与政府关键部门和官员建立密切关系，进行充足人情投资，就可确保项目投资一路绿灯。但上述国家政局往往蕴藏不稳定性因素，发生颜色革命的几率较高。部分中资企业更由于和前任政府关系密切，成了反对派的打击对象，造成巨大损失。
因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定要客观评估当地的政局稳定性，确保海外投资政治风险可控，同时通过购买保险等手段缓释风险。
本文链接：http://www.globalview.cn/html/societies/info_21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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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燕山
来源：克危克险 作者：秦靖 时间：2015-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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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资企业大规模“走出去”不过十几年，期间有不少成功案例，但也不乏沿用中国习惯思维，导致巨大损失的惨痛教训和误区。在此做一简单分享，希望有助于更多“出海者”避免在开发“一带一路”的大潮中再次跌入中国思维陷阱。
误区一：投资“跟着感觉走”,快速决策介入“看起来很美”的项目,选择性忽略高风险因素。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经济发展迅速，市场环境多变，只有对市场反应敏锐并及时调整经营策略的企业家才能成功。大量决策无法获取准确数据支撑，直觉判断起了很大作用，从而形成了许多中国成功企业家决策主观性强的特点。
在“走出去”过程中，国内大批海外资源类投资项目也延续此种思维，仅依靠对资源量的初步判断，就做出投资决策。但仅凭直觉的决策，类似赌博时的冲动，将资源储量的预估等同于了产品和收入，忽略了开发过程中的复杂和困难，往往使企业吞下了苦果。中钢投资澳洲铁矿就是其中典型案例。
2008年，中钢收购澳大利亚中西部公司铁矿项目耗资13.6亿澳元。当时被称之为“中国首起成功的海外敌意收购”，名噪一时。但由于缺乏对于项目综合风险的判断，收购三年后该项目被叫停，资产价值大幅缩水，前期投资被迫撂荒。
该项目失利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投资决策时过于冲动，出现竞争者时仓促改变策略，提高投资成本。中西部公司旗下拥有磁铁矿和赤铁矿两块资产，中钢原计划收购其中开发成本较低的赤铁矿资源，并不准备对公司进行全面收购。但由于在收购期间，听闻日本公司准备全面收购中西部公司，中钢担心标的被抢走，从而也发起全面收购，将开采成本较高的磁铁矿也收入囊中，更导致目标公司股价大幅攀升，投资和开发成本提高，竞争力降低。
二是忽略了矿产资源配套基础设施的重要性，事前考虑不足，导致资源难以转化为产品。目标公司矿区处于西澳腹地，距离最近的港口有1000多公里的距离，开采得到的铁矿石需先经铁路，再由港口进入国际市场。但上述区域的铁路和港口修缮需要350亿元投资方可完成。中钢难以独立承担上述巨额投资，需要和同一区域的其他矿产公司合作修建。但由于其他企业自身经营策略改变，暂停了该区域的矿产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配套基础设施的缺乏，导致中钢矿区的矿石难以运抵港口，无法创造效益，成了下不出金蛋的鸡。
误区二：遵从“先讲情，再讲理、最后讲法”的熟人社会规则，忽视了契约后果。
中国社会具有典型的“熟人社会”特性，社会对契约尊重较弱，熟人关系成为企业家从寻找商业机会到控制风险的主要渠道。法律法规模糊或自相矛盾，执法不严，执行中灵活掌握的空间较大，也让企业家养成了对制度的蔑视，习惯了与法律法规玩躲猫猫的把戏。
很多企业选择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走出去”的第一站，并把落后与契约效力低、法律不健全及执法不严划了等号。很多苦果也是由此而起。
中国某大型工程承包企业承建一非洲国家电站项目。该国极度缺电,新建电站主要用于替代进口电力,受到当地政府高度关注。多家银行和国际多边金融机构也为项目提供配套融资和保险服务。虽然外方在招标时对施工工艺流程、设备规格、安装标准、工作安全标准等有详尽的要求，但中资企业还是对当地法律执行和监管力度预计不足，沿用国内承揽工程时过程不重要，结果搞定就行的惯性思维。
在施工过程中，对于现场安保措施及工艺处理等环节没按中标要求干。在出现人员伤亡后遭到了停工整顿的处罚。之后业主加派监理方，现场除了重视安保安排外，还针对施工工艺提出了诸多细节要求。电站建成后一直无法验收交付。施工方额外承担了一年多的免费运维工作。大批技术工人无法撤离。国内高管多次专门赴现场协调。项目所在国政府还动用外交渠道，迫使施工企业满足其要求，给企业经营造成额外负担，对该企业在非洲区域承揽新项目也造成负面影响。
误区三：习惯于全球和平环境及国内稳定政局，轻视外国政局变化风险。
冷战结束之后，全球整体处于和平环境。同期中国经济发展迅速，政治环境稳定，国内企业家没人见识过，也更没人想过政府改朝换代的场景，长期积累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搞好政府关系很重要。这种环境使部分中国企业家在“走出去”过程中轻视外国政局变化的风险。特别是到一些与中国邦交较好的国家，更是想当然的认为这些地方的政治稳定程度也和国内差不多，把注意力更多放在与当地政府和权贵搞好关系，忽略了可能的政局变化风险，导致惨痛损失。
前期利比亚等多个非洲国家发生政治动荡，相当数量的中资企业受损即是典型案例。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水平较低，权力集中，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和作用巨大。企业往往只需做好政府的工作，与政府关键部门和官员建立密切关系，进行充足人情投资，就可确保项目投资一路绿灯。但上述国家政局往往蕴藏不稳定性因素，发生颜色革命的几率较高。部分中资企业更由于和前任政府关系密切，成了反对派的打击对象，造成巨大损失。
因此，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一定要客观评估当地的政局稳定性，确保海外投资政治风险可控，同时通过购买保险等手段缓释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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