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谦：你给我站直了！

    儿子用他的稚手在一张白纸上画画，山峦、森林、流水和阳光……我顺眼望去，感到极为舒服，我看到了他心目中的那个神奇和美好的世界。我被深深地吸引了，蹲在他旁边耐心地看着，他马上变得紧张起来。

    妻子问我，新闻上说《西安晚报》有位记者因报道天价烟而遭停职，你知道这事吗？我先是一愣，瞥了她一眼，然后摇摇头：“既然都走出去了，我是不会回头的。”我明白她所以来问我，是因为我曾经也是这个报社的临时工编辑和记者——我的意思是，假如我能在自己的岗位上重规迭矩、又不惹领导震怒的话，如果这种事出现在我身上，他们大概不会矢口否认我是该报社的记者，甚至声明我只是该报社一个送报纸的临时工。妻子对我整天无所事事这件事很不耐烦，她是想告诉我，如果我能吸取教训的话，我仍然可以重新来考虑从事这个职业。

    尽管人们议论纷纷，但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感到惊奇的事，我抱怨道：“这个记者至少还可以通过网络声援，为自己讨说法和公道……”我望着她，欲言又止……妻子瞪大眼睛，不以为然：那个记者已经被停职了；我说，过两天他又复职了，而且从今往后，你永远不会再看到他有什么狗屁正义感。今天得到消息，我的判断是对的，那个记者确实已经复职了。我想，一个记者固然要显示自己的道德立场和情感态度，但是也需要客观的态度和冷静的观察。这个国家有很多事都做过了头，以至于她正在渐渐失去民心，太多的怨声载道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官员一出场就引来围观，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哀，也是一种社会的病态，我不相信每个官员都能做到一尘不染，并且如果天下的官员个个都成了包青天，也不见得就是什么好事。对此问题，和我曾在中央某媒体共事过的一位同事提出了他的看法：天价烟不是关键，关键是官员本身。“天价烟”招来议论，大家首先会想到贪腐，“低价烟”照样会招来议论，大家就会说这是官员在作秀，横竖官员就不可能有好的……这不是客观的态度。天价烟，只要它的来路清白，又有何不可？难不成让他随手撕下一绺报纸，卷一支莫合烟叼在嘴上这才算是好官吗？那个眼中只看到了天价烟的记者，谁又能说他没有一点动机呢？——我表示赞同，如果一个记者没有客观的态度，又如何去深刻和全面地认识一个人，又如何能真实而细致地把握新闻的对象世界？如果把官员只当作一个符号，当作进行舆论施暴的对象，武断和任意地评价，这样的记者和他们所指摘的那些官员又有何本质上的区别呢。

    我当记者时的情景一幕幕涌现出来，那时候，做一个好记者几乎是我一生中的全部理想，可是这个理想最终被现实残忍地扼杀了，我始终相信命运，所以我经常会把我的失意归咎于命运的安排。

    十四年前，1998年-1999年，我是新疆伊犁日报社的记者，对于我来说，我某些时候的虚伪和习惯于说谎的坏毛病可以追溯到这个时候，以至于我在做记者的几年里，几乎可以在任何事情上成熟地表现出虚伪。当然在每一个新闻单位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一直是一个诚实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都非常强的人，我曾经就像一个手提利剑的侠客，哪里不平哪里就有我，曾被那些泥腿子和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视为“保护神”。打抱不平，为民请愿，针砭时弊，揭露真相……直到有一天我不得不离开家乡而走上“跨省”之路，这个词，是后来我才知道的，北京某媒体的记者因为报道地方事件而引起地方领导震怒，地方领导派公安去北京抓这位记者……那时我才明白“跨省”原来是这么一回事，而我跨省是为了逃命，因为我不相信他们真能在别人的地盘上把我抓回去。

    在伊犁巩留县，我写了因为写了一篇关于口蹄疫的内参而险些死于非命，写内参是一个党报记者的分内工作，因为当时我和报社的记者被聘为伊犁州党委组织部的特约信息员，政府鼓励我们写内参，我之所以强调这个，我只是想说明我并没有像一些人所说的“不务正业”，也不是“多管闲事”。这件事令当时的县委领导非常震怒，那时我在察布查尔县爱新舍里镇驻地采访，某天我忽然接到报社汉编部副主任的发来的传呼信息，大概意思是让我赶紧找个地方躲一下，巩留县委派出几辆警车正在赶赴察布查尔县抓我。后来我听到更为详细的消息，察布查尔县公安局也做了配合，还动用了民兵，甚至当时的巩留县委有领导愤怒地叫嚣：抓住这个记者之后就打死，和那些牛羊一起埋了……噢！上帝！显然这不是没有可能，因为我让他们愤怒了！当时，伊犁地区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口蹄疫疫情，很多牛羊都死了，中央为补贴农牧民给出了很好的政策，而一些地方为了谋财，竟然虚报数字，甚至有些地方将那些没有感染口蹄疫的牛羊活埋。这就是我在内参中揭露的黑幕，如果我被抓住了，很有可能成为那些牛羊的殉葬品。

    那年我二十一岁，从没有想过这样恐怖的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我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他们竟然到了要追杀我的地步。我向爱新舍里镇的一个锡伯族青年求助，他是一个热血青年，那天他用摩托车将我载到一个偏远的地方，由于恐慌，我忘记了我的藏身之处究竟是什么样子，我大脑中不断重复着这样一个情景——我被押到一个深坑边上，然后他们朝我头部放了一枪……我跌落在坑中的牛羊堆里。所幸的是，那些公安和民兵并没有找到我，我在惊慌中等待报社的救援，大概到凌晨两三点，报社党委书记、总编苏洪波等领导以及伊犁州司法局的相关人员驱车到我藏身之所，将我成功营救了出去。“营救”这个词，是报社领导当时公开说的，可见当时的情况多么危急，事件的性质是多么恶劣和严重。再后来，当时的伊犁州党委常委、宣传部长姜崇仑为了给我“压惊”，特意点名让我随他去阿勒泰地区采访，我也是后来才听他对我说，如果不是他果断采取措施，我的面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回忆定格在这一幕。儿子用橡皮不停地在纸上擦着，然后又握着铅笔画。我猜想他画一副简单的画必然会花费他多长时间，他画错了，可以用橡皮擦掉，然后重新再画，妻子耐心地等在一旁，不停地鼓励儿子，直到他将那副画完成为止。而我呢？在经历了那件事之后，我感觉到我不能够在伊犁日报社继续“混”下去了，这种感觉非常强烈。甚至有朋友对我说，被我惹怒的县委领导背景非常，我最好不要呆在这里了，否则说不定哪天我就会倒霉。当时我拒绝了这个善意的建议，甚至怀疑朋友的动机，我说我是记者，无论发生什么报社都会保护我。朋友告诉我，别忘了这是在新疆，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如果有一天某个地方政府说你影响到了新疆的安定，报社不但保护不了你，甚至都难自保，在这里记者算什么？记者算个屌。现在想来，他是多么有先见之明，十四年之后我接触到了“屌丝”这个词，而我就是其中一个，我不能把自己太当一回事。

    那时候，我每天生活在压抑和恐惧中，走路时都要左顾右盼，生怕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最终我还是决定跨省——离开新疆去另一个地方，临走那一天，我看到父亲失望的目光，我还记得他曾对我说，你是党报记者，你吃党的饭还总说党不好，这样能行吗？噢！我忽然意识到我就是那种吃里扒外的人，这是我决心离开伊犁日报社的最后一个驱动。于是我来到了西安，在消费者导报社做记者和编辑。我还是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而我一直天真地以为，作为一个记者就应该是一个真正的记者。对于我来说，一个记者笔下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一面镜子，甚至应该是一盏灯，既要真实报道，反映出社会和生活的全部深度，还要包蕴一个记者的价值观念和情感态度。因为热爱这个社会，热爱这个地方和这里的人，所以才渴求完美，才会卯足了劲将一切阴暗暴露在阳光下，目的是让光明和美好再多一些。真实的报道和新闻监督是必须的，这意味着一个社会和人们的精神的积极和健康。

    在消费者导报社，我全然忘了我曾在新疆经历过的尴尬，同时也忘了父亲告诫我，让我吸取教训的那些话。我的老毛病又犯了，我把所有能够看到的疮疤都亮在读者面前，报纸受到空前的关注和好评，报社因此在每期的头版头条位置为我设置了新闻专栏，并且是以我的名字命名的——殷谦消费视线。这也就是说，头版头条是属于我的阵地，迄今为止，这在国内的报纸媒体尚属首例，也是唯一。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神话，但这个神话也将我美好的憧憬粉碎了。后来我捧着这个神话，成为《西安晚报》的编辑和记者，我当时认为自己的梦想很快就会实现，而现实并不会照顾我的梦想，不到两年时间，我都不知道自己是因为什么而被报社解雇了。

    再后来我去过很多媒体，似乎成了某种定律，最终我都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长期以来，我迫使自己慎重思考一个问题，究竟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会做人”。不知有多少好心的人寄予希望，他们期待我救活一本杂志，或者一张报纸，而我却总是生活在自己模糊的想法和大量的意图里，当那些欣赏我的人为自己的媒体勾画了一个像星光般美丽的前景时，我的习性或者性格对于他们来说就成为了无聊的、唯一的阻力和障碍。以至于我的亲人在电话里吼我：唉！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

    也许是，可我做不到麻木不仁的无动于衷，我是记者，不是商人，我只做我应该做的和必须做的事，清点财产以及计算所拥有的财务总额的这种事应该是社长和会计要做的，媒体被上级批评，甚至告诫，或者将要接受什么样不好的命运，我固执的认为，这些不应该是像我这样的一个记者应该去考虑和担心的问题。

    解雇，走人；再解雇，再走人……每次被解雇，我都不敢面对妻子的目光，我总是对她说，这并不是什么天大的事情，我们不用为此担忧，我只是失去了一份工作而已。妻子表示赞同的样子，然后说，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只是一份工作，你不要总说这只是你人生和理想中的一个站台，我已经喜欢上站台了，我不想跟着你经常搬家。我说，我真的很快乐；她说，你继续向前走，永远不要回头，希望你不要丢下什么东西，以至于你将来会感到后悔。

    有好心的人总是警告我，别让我跟着那些泥腿子东奔西跑，甚至告诫我，那些泥腿子就是要利用我这样的天真的人。我傻傻地想，我至少对他们还有利用价值，这不是很好吗？他们惊愕于我这样怪诞的想法，认为我脑子被烧坏了，并且他们给我例举了很多有名的记者，那些记者都混的很好——我最讨厌这种嬉皮士的态度和说辞，我不认为一个记者“混”的再好还能比那些专业的混混们混得更好。他们大腹便便地坐在沙发上，目光炯炯，一脸傲然得就像李斯：我告诉你，记者有三种，一种是跟党政领导的，这种记者是宫中鼠，一种是跑会场的，这种记者是仓中鼠，还有一种就是你这样的——跟着泥腿子转，成天往底层钻，这就是厕中鼠……我呆若木鸡，我忘了我是如何教会自己抬眼观察他们。

    多年之后，当我再一次接到被解雇的消息时，我收拾好我的东西，站在窗前想象着我是如何进入那种美好的生活，并且做一个乖巧听话的人，甚至低眉顺眼，在我的笔下都是热情洋溢，都是显著成果，都是灿烂辉煌，都是幸福美好……我情愿做出任何让步，以让自己终于成为了一位人人都艳羡的名记，就像穿梭在深宫里闪烁的镀过金的器皿间的老鼠。尽管我最终还是没能够来一个华丽的转身，但我离去时还是那么优雅，握手辞别，并把所有美好的祝愿都送给那些把我解雇了的人。

    那是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我哆嗦着走在某报社的院子里，一辆车从我身边擦过，一张美丽的脸探出窗外，笑着对我说：别啊，你别跟钱过不去啊。我凑近车窗，想深深地望进去，车内一定很温暖和舒适，有个大脑袋斜过脸盯着我，我读不懂他的表情，我感觉他正要准备对我大吼：你他妈的在看什么呢？快滚吧，我是绝不允许你看到这里面的全部事情的！我躲开他的目光，转过身疾步走出报社大门，在拐弯的时候，我鼻子一酸，差点就哭了出来。人不可以冲动，在冲动面前越是脆弱，就越是急于在某些人面前提高我们的怒叫声，而不是静下心对着镜子来怀疑自己。站在镜子前，我对自己说，整个世界都知道你只不过是一个小P孩，直到你所占有的一切超过了你的负重能力。

　  在此后的日子里，我全力以赴地继续着在别人看来是低级错误的事，尽管我不再是一个记者，但我仍然没有改变我的习性或性格，反而我经常为丢掉党赐予我的饭碗而感到欣慰，至少我做回了自己，我没有碌碌无为地活着，没有变成行尸走肉。直到现在，我和我的家人已走过一段很长的路，我曾经带着我的儿子穿越了十九个省、三个自治区、太行山和长江、黄河，直到他开始上学前班。我从不认为一份退休工资或一份养老保险在当今发达的社会中是唯一能够固定我停泊的绳索，也从不认为我失去了它们就等于我失去了某些特定的合法性，这些都不算什么，只要我足够坚强，我不用借助任何力量就能站起来，而且我一直相信我的动机是高尚的，所以我不止一次地对自己说：无论如何，你给我站直了！

    前几天在北京，在飞莫斯科参加一个学术活动之前我见了几个记者，我很兴奋和激动，这些熟悉的身影使我又一次看到了过去的我，我不停地在他们面前强调，我曾经也是一名记者。主办方请记者们吃饭，我甚至挽着其中一个神色看上去很严峻的记者的手，一并挤进了豪华饭店的玻璃墙里面，在餐桌上，我热情地注视着记者们，环顾着他们身旁色彩绚丽的礼品，以及他们手中舞动的酒杯，在他们的夹克上有一排非常显眼的字，意思总结下来就是：责任和使命，正义和良知。这种感觉好像是他们正在向我宣布：我们是拥有某种特权的贵族，并且有着惊人的成功，而仅仅为一文不值的那点可怜的自尊而活着的你，又有什么意义呢？此刻，我感到有一点眩晕，再次向后倾斜了身子，我尽力扶住椅子靠背使自己保持平衡，我看着这些曾经的同行们，想象着他们中间是不是也有人会感觉到自己正在进入逆境之中……

    当我再一次远离了他们的时侯，我为自己而感到羞耻，我不知道我将如何面对妻子。我的脑海中一直浮现出过去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而且我不断试图美化这件事情，尽量使我在想起它们的时候不再感到恐慌，并且我努力想要摆脱我曾深刻体验过的情感：知道我的人完全清楚并了解关于我的事，只是我是那种毫无自知之明的傻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