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谦：你有没有成为国家的负担？

    我特别希望见到那个肇事者，因为我想让他亲口告诉我，当他失去控制的时候对我所做过的疯狂的事。当时我没有带手机，我意识到妻子不能来接我了，我只好强忍着伤痛回家。我告诉警察逃逸车辆的牌号，而那帮饭桶竟然告诉我说他们找不到那个家伙，而且还说我接二连三打电话很麻烦，这很容易让我认为他们是说我这样的人是国家的负担。于是我忽然有了一个美好的愿望，就是办理一份意外保险，假如有一天我垮了，或到了无法下床的地步，我的家庭至少能有一个保障。而在此之前，我也曾试图努力买一份健康保险，由于我常常熬夜，我担心有一天我真的会倒下，对于我这样的无业游民，这份保险会成为这个单薄的家庭的唯一依靠。

    我记得曾帮朋友去给他所在的小学的学生代两天课，这是我喜欢做的事情，于是我认真地备了课，那是一篇讲一个国家干部是如何牺牲自己的利益而救助很多孤儿的故事。为了增加一些丰富性，我还特意准备了很多慈善家救助孤儿的事迹。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结束那堂课的，我竟然信誓旦旦地告诉我的学生，这才是那些崇高的人所梦寐以求的事业，尽管这个事业没有一分钱的报酬，但他们对此无比热爱，并乐于奉献，以至于他们始终都心甘情愿地做着这样的事。学生们被我生动的讲述所打动，我看到其中几个小学生还流下了的眼泪，所以我对自己的课感到满意。但是，当我偶尔在报纸上看到某慈善家猥亵被自己所救助的幼女，甚至有政法委书记躲在女童床下的新闻时，我发现自己是世界上最坏的那种骗子，我是如何道貌岸然地站在我的学生面前，声情并茂地描画着一个局外人的对美好生活的浪漫图景，而对他们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生活我却一无所知，当初他们说为了减轻社会的负担才肩负起这个使命，而现在谁又是谁的负担？

    就在我为小学那些孩子的未来担忧的时候，好友彭的妻子在她的别墅里自杀了，生意上的一次挫败以至于她失去了生活的希望。那幢别墅是这里最华贵的房子，面向一个人工湖，轻柔的草坪，整齐宽敞的街道两旁是很好看的法国梧桐。我在一次晨跑时曾路过那里，看到了正在慢跑的她，她的身材瘦小但显得很结实，纤细的胳膊就像钟摆一样甩得很均匀，以至于我没有看出来她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她在我的处境上，像我一样失去了常规的工作，并且连最后一点积蓄也没有了，无论生活境况多么使她感到卑下，无论薪水多或少，她都会去干任何一份工作，并且都会凑合着活下去，我坚信她绝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走向不归路。

　　彭希望我能教育他十七岁的儿子，在他看来儿子属于问题少年。也许失去了母亲，他儿子竟然和我一样多愁善感，他很快就能走近我，很乐意听我给他描绘乌托邦的世界，对他来说，我所描绘的是一个新鲜的世界，起码在我之前他闻所未闻。彭是一个商人，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儿子能够继承他的事业，但他并不知道自从他把儿子的前途托付给我的时候，我没有按照他的意愿教他儿子如何将他的家业发扬光大，而我唯一所做的就是助长了那个少年对社会的不满。我自己都感到这些东西就如地狱般压抑，我就这样使彭与他儿子的世界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隔阂。直到彭愤怒地来找我，让我还给他一个正常的儿子，噢！真是尴尬的要命，这么说他看来我是一个不正常的人，甚至是一个可怕的疯子了。于是在我脑海里勾勒出这样一幅令我兴奋的画面：在彭的别墅门前，我将一个完全复原的孩子交给了对我充满感激的他，第二天他儿子又开始信仰为了他的家业以及为了生活而必须信仰的事情了，而让我感到凄凉的是，这个目标似乎彻底与我分道扬镳了。

    我努力给彭讲道理，我告诉他不可以用自己的世界代替孩子的世界，不能让孩子必须重复你的道路。可是彭对我所说的很反感，他说如今这社会普遍都这样，难道让我的孩子将来和你一样吗？他总是没完没了地强调“普遍”这个词——人们普遍这样，人们普遍那样……这使我在一段时间内曾非常拒绝这个暧昧的词汇，尽管我也清楚一个人想生存就不能愚蠢的拒绝社会的集团概念，就如一个活人是无法拒绝社会的原子论概念一样。但我也不至于以丧失形成自我为代价而接受那些所谓的普遍，同样我也反感被这个没有感情的词汇所沦化，以至于被社会中见谓的大流所驯服。我们长时间地生活在普遍中，那么唯一区别自己和别人不同的自我又在哪里呢？“普遍”似乎成为人们一个普遍能够安慰自己并使自己妥协的词汇，它几乎成为生活的一种必须遵循的规律，即使世界变得冷漠，即使人们之间的情感几近冰结，也不会让人觉得惊奇；即使一种不好的风气充斥着社会，也不会令人警惕，这时候大家反而自然地融入到“普遍”这个意识流里，总以此为借口，认为社会普遍都是这样，你不这样又能怎样呢？真是典型的一幅圆滑的表情和一张市侩的嘴脸。“普遍”被人们普遍误解、误用，甚至是滥用，就如人们普遍将矫情与娇情混为一谈一样，矫情本为强词，而娇情未必夺理，在这里分析或推理它们的关系会令人哑然失笑。在新闻联播里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令人极不舒服的词汇，但我们还是接受了它的出现，也许这正是社会的普遍性造成的，但要想真正实现普遍性需要一个良好的环境，那就是只有在以爱心所赋予生机的集团，或者像幼儿园的孩子们那样的集体才能如愿，因为只有脱离了虚伪和虚情才能返璞归真，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我没有上帝之手，因而不能妙手回春，彭因此对我很失望，接着很快就将儿子送到一个特殊学校进行改造。

    那天我非常失落，于是一个来到国税局门前的一对石狮子旁边吸烟，站在我旁边的是一个警察，也许他看到我背着相机，这立刻引起了他的警觉。我试着进去，果然被挡在门外，我很奇怪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非得让他们雇警察来拦住像我这样的人，我不明白，面对一个老实本分的纳税人，他们究竟在怕什么？有时候不得不胡思乱想，那就是少数人是如何卑劣或依靠群众一时的同意而获得了实施暴力的手段，而他们即使在没有群众的同意的情况下也能行使他们的权力，压迫那些既不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又没有真正的自身的群众。排外的少数人意识到自己的高贵，他们以领袖的后裔、世袭的血统、先驱的门人等等优先权的名义夺取了国家或某个集团的权力。他们觉得自己才是最优秀的，接着他们会严格的控制、精心的选择能够继承他们事业的后人，而事实上他们培养出来的往往是一些只代表少数人利益的庸人。所以不得不承认在我们这个时代，要想在执政的少数人那里寻找人所谓的高贵性只是一个童话般美丽的传说。

　　第二天我想起了买健康保险的事，就匆匆赶到保险公司，没想到这里的人非常多，致使门前排了一条长队，我才知道这和曾发生过的动车事故以及车祸等事故有关，据说曾有人为此争取到九十万的命价，我也知道了只要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抚平一些人情感上的伤痛。有一堆人在门前玩着掷骰子这种愚蠢的游戏，他们在赌正面的点子是蓝色的还是红色的。我突然想，尽管这种时候他们也未必自己说了算，也只有当灵魂升到天上，尘世丧失神性，并且实物变成想象中的产物的时候，人才能够保持人的权利，才能毫无束缚地表现为人，才能拥有自己的地位，人只有在想象的国度里才是至高无上的君王，才能满足那些永远也无法满足的欲望。我觉得腿有点麻木了，只好前去排队，这里的人有两种表情，一种人很高傲的样子，好像他们从未想过要在这里排队，另一种人显得很温顺，他们互相注视着，目光里溢满了同情，轮到他们时，他们用小心谨慎的神情表达着对办事员的尊敬，好像是为了弥补他们为国家所造成的负担。

    快傍晚的时候才轮到我，办事员听说我要买健康保险，于是带我去贵宾室，要求我如实地填写一份健康告知书。买这种保险需要花去我所有的积蓄，所以我犹豫了片刻。而他却说，我这样的年龄就应该有一份好的生活保障单，如果我发生了万一，我的家人就有了足够的保障。为了使我相信他是对的，他又耐心地为我讲解，就像我为那些孩子上的那一堂课，好像我必须要明白并感谢党和国家对我这样的人的关怀。我终于被他说服，如果我死了话，十万元的保险会给我妻子提供足够的现金买一套房子。

    接下来他问我是否健康，我肯定地告诉他我非常的健康。他有点疑心，他说看见我在排队的时候吸烟，他告诉我烟民必须要缴两倍以上的保险费率。我有点紧张，紧接着吹嘘我的爷爷活了一百多岁，而且我发誓我从来就不吸烟，刚才恰好遇到熟人递烟，我只是碍于情面吸了两口而已。他当然不相信我的话，让我先去体检，我知道体检报告会如实地告诉他我体内含有多少尼古丁。为了对付他们，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回到家我问四岁的儿子：“想不想让爸爸变出一个奥特曼？”儿子兴奋起来。于是我拿出一个装药用的小玻璃瓶，我对儿子说，变奥特曼必须要你来配合，就是你必须尿到这个小瓶子里。儿子立马就灌满了它，而那个奥特曼，我说只有等明天瓶子里的尿消失了才能变出来。

    体检时漂亮的女技术员问了很多健康方面的问题，然后递给我一个验尿用的小塑料杯，我走进厕所关上门，拿出玻璃瓶将儿子的尿倒进塑料杯里，然后去饮水机那里接了一点开水，使杯子稍微有些温度。给技术员以后，我忐忑地观察她的表情，她将一张小纸片浸入到杯子中，过了一会儿她微笑着，并以一种很奇怪的口吻问我有没有孩子。我愣了一下，噢，我还以为她真的发现了我的秘密呢。几天之后，我如愿以偿地通过了保险公司的审查，这就意味着只要我交纳了费用就可以顺利拿到保险单，它并且告诉我一个道理，要想在我们这个社会边缘生存下去，唯一的秘诀就是你必须要学聪明，对欺骗保险公司的事我竟然没有丝毫的愧疚感。

    当一切都进展的非常顺利的时候，我接到上海一个大媒体的面试通知，这使我感到异常激动，我想如果我能够带着妻子和儿子在上海定居下来，那将是多美幸福和美好的一件事。于是我直到半夜都没有睡意，在房间里来回走动，练习着关于我为什么离开原单位的说辞，就像一个嫌疑人在警察质问他之前不停地检查他的说辞一样。而在这一天来临以前的日子，我谦卑的接受非难，展现出谄媚的笑，虚假地接受外在的快乐，一天一天沦陷在苦难的风尘里。只敢在沉沉黑夜中披露出伤痕累累的躯干，在深深天幕下用一闪一闪的烟火把颤抖的手扶持，对比着昼与夜的奇妙，想象着生与死的诱惑。

    凌晨的时候我才睡去，直到中午的时候才醒来。我突然感到十分空虚，我放弃了去面试的机会，原因是我一直在问自己，像我这样一个打算欺骗别人的人凭什么，又有什么资格得到媒体的一份工作呢。于是在一种莫名的不安中，我拿着那份等待签字协议给了那个办事员，并告诉他我很后悔，因为十万元对我这样一个健康的人来说，根本就不值得去买这样一份保险。

    两周过去了，我还是没有为儿子变出奥特曼，理由是这样的要求并不在我这样的家庭的计划之内。我送他去幼儿园，当我看见他皱着眉头的时候，他那小小的、忧郁的脸颊刺痛了我，我突然发现他长大了，并且我意识到我不能让他再相信什么了，我似乎看到他因为他父亲的无能和失败而受到了一些伤害。

    傍晚我去接儿子，路过保险公司的门口时，看到一群人在围着一个死去的亲人哭天喊地，有很多警察挡在他们面前，我大概能猜测到也许是保险公司拒绝了他们的理赔请求。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又遇到了另一个接孩子的女人，她当着我的面夸我儿子非常漂亮——也许对于她而言，只有孩子才是她衡量这个世界的美的标准。而让我惊奇的是，当她所在的世界严重地偏离了这个中心的时候，她仍然在欣赏着这种美，好像在梦中一样，而在我们这个世界，遗憾的是很多人还没有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