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研究方法之得失
小议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得失（二）
老几 2014.7.13
评价胡适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并不困难，只要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方法，然后看胡适的方法与正确方法的偏差，就一目了然了。
正确的方法
“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正确的研究方法就是“察同辫异”，古今中外先哲追求的莫不如此；具体说来就是要把表面现象与内在规律完全统一起来。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预带偏见，这样才能公正客观；才“有可能”从繁杂的“现象”，总结出普遍的“规律”，而不是以偏盖全。
哲学研究的是“形而上”，是人类思维意识的根源和规律，最要避免的是实用倾向和经验主义。前者出发点是功利主义，后者是思维意识的肤浅。比如数论研究，以前看起来最没用，却是整个数学的基础，且不说数论的研究成果在网络时代安全加密上的作用。可见有用没用与人类之前的实践经验无关。老子说： “因其无用，故能成大用。”就是要人们抛弃“有”的实用经验等等的成见，去找出内在的“无”的规律。
至于有用没用本身，黑格尔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
中国近代出不了真正的思想家，除了政治经济等等客观因素以外，意识上没有重视领会先哲的思想，很难说不是一个主观原因。 胡适冯友兰等也不例外。胡适在“形而上”偏离最远，因此相对肤浅；冯友兰稍好些，也没能摆脱在实用加经验的圈子里面打转。所以不论他们理论知识“有”多么丰富，实际上“无”大用。套用老子的话说：“因其有用，故难成大用。”
总之，胡冯都是属于被砸伤了脊梁的文人，出于“同情心”，急于“实用性”，故所看所作皆“器”上之论，不摸 “真（相）象”，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具体的在看其论孔论老，就清楚了。后面再说，这里不多谈。
胡适开山之功
胡适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时域法”。在这之前的中国思想研究是按照经史文化的思想一贯性方法进行的，大致相当于“频域”法；其特点是各种材料一锅烩，各家在思想“频谱”上平行排列，无法寻出各家思想的沿革与演进。胡适将西方的学术方法，应用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研究上，重点考察各个思想发展演变的过程，以期把握各个思想体系的要点。
应当说，胡适这种西方研究方法，思路清晰，给一向糊里糊涂的国学提供了一种入门和便于传承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在老几看来，是西方哲学不断发展而中国传统思想日趋式微的主要因素。西方哲学，无一不是在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和批判中形成的。而与此同时，中国两千年来，连古人的真正思想都争论不清楚，遑论继承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大纲》开先例，补国学之弱，受到追捧，是自然而然的事。胡适开山之大功，怎么评也不算过分。这个要说清楚。
实证主义的优劣
胡适美国留学时师从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实用主义强调忠于事实。胡适《大纲》里面方法论的根本，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以经验证实为准，实证下归纳，认为只有通过经验验证才是真正的知识。中国传统思想中，牵强附会，以假乱真，神话迷信盛行。胡适的实证主义，对传统思维统胁下的史学来说，正是一副良药。
《大纲》导言阐述了研究哲学史的三个目的：即明变、求因和评判。明变，即要弄清古今思想的来龙去脉；求因，即寻找不同时期思想沿承变迁的原因；评判，就是评价各家哲学学说的得失优劣。在这样的体系构建中对各家的学说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此后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模式。
胡适治学，在引据上采用疑古的怀疑精神，而非传统的盲目崇古；讲究“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把实证主义推到了极致。以至于得出结论说：孔，老，墨，庄，孟，荀，韩非的书，“差不多没有一部是完全可靠的”，“大概《老子》里假的最少”等等。胡适等类似这些极端的怀疑论调，很多都被随后的考古发现所推翻。从这里可以看出，极端的实证主义就是虚无主义。
实际上，休谟和波普尔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是彻底的。休谟证明了：单从经验不能推出普遍的因果；波普尔的证伪论，则说明实证主义事实上无法避免先验即假设，实证主义对现实的观察和实验实际上是受到先验的理论假设或者主观偏好摆布的，因而无法获得全面客观的结果和结论。
有趣的是同是实用主义出身的冯友兰，在对老子的问题，与胡适看法却是相反的。这给波普尔的说法，提供了一个再好不过的例子。而他们二人因其假设不同，其人生轨迹和学术得失也有所不同。这中间种种的情由，待有时间再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