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林昭的背后---祭坛上的谎言（ZT)

（转载）林昭悲剧最后发生在1968年。没有人比林昭的家属更能体会那份悲伤，那个难以叙说的的痛苦。作为林昭的胞弟---彭恩华先生也一定充满了悲愤和哀伤。彭家悲剧对他来说是个伤痕，是任何其他人不能理解的伤痛。许多人敬仰林昭，因为她是维护人性尊严的典范，知识分子的骄傲。凡是知道和了解林昭和彭恩华的人都会明白，真正纪念的人不会在这个伤口上撒盐。作为彭家的独子，彭先生生前对整个事件的真相最有发言权，但他始终保持着沉默。彭先生有错吗？是他最能代表林昭，还是那些与他无关，以纪念林昭为名，沽名钓誉的人？林昭为真相和良知而献身，他的胞弟和她肝胆相照，心灵相通，在文学领域里默默耕耘。看看最近诸多彭先生生前好友的回忆文章，不难发现彭恩华和林昭一样，是个讲真话的人。

彭先生自80年代起，不肯和所谓“知情人"合作，为林昭事件背书。一直到去世为止，他不肯说假话，不肯拥抱其他人的政治热情。每一个怀念林昭的人，关心文革历史的人，都应该对彭家所有的人保持尊重，实事求是地记录林昭和她的家人。彭先生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在世时，他从不会为这些扭曲的文字去反驳。我们不妨回忆一下所谓“知情者“最早记载彭家家事的资料。可以想象很多人找他，他的姐姐，甚至前妻讨问过资料，网上这样的记载和抱怨还少吗？彭先生一个字也不给，这就是彭恩华的性格。有文章记载，林昭的照片是如何被泄露出去的，彭家对此并不高兴。

随后多年，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凭空捏造事实，迁怒于林昭家人的文字：“走上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玩世不恭”，“打骂母亲”，“抛妻离子”出国。。。他去世后，各种毫无理性的文字更加泛滥。

文革期间，作为“坏分子”和“狗崽子”的彭先生被要求去新疆，处于长期被管制挖壕沟的境地。他的姐姐彭令范很早就搬了出去，也被迫划清界限。无工作的彭先生无处可走，如去了新疆，则将丢失户口，或居住的公房。彭家完全清楚林昭事后家族的处境和命运，大慨也不用怀疑全家人对他的期待和盼望，哪怕只有一丝的希望。毫无疑问，意识清醒时的彭母要使街道，邻居，近亲，朋友等完全相信，彭恩华也是彻底划清界限的。如真有彭母遗留的手迹，也不会让文革的过来人感到吃惊。处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彭家还有其它的选择吗？

文革期间，家庭间互相揭发的事并不少见。问题是谁会去保留这些东西？尤其是来自多个反革命家庭的文字资料，那可是要杀头的事情。奇怪的是最早披露所谓彭家“真相”的文人，都承认文革期间，基本上未与彭家交往。身不由己，也不能责怪他们。但怎么可以有选择地拿出文革时期家庭成员之间的“证词“来“纪念”林昭，并被他人用来抹黑林昭家人和反对文革呢？他们受过文革的冲击或没被整过吧？不会不懂这些常识，或者还有其它隐情？

有几件事把彭家感情的真相彻底暴露出来，但抹黑彭家的人在文字中里是一定要回避的：

1.彭先生朋友记载：“他（彭先生）曾经说过姐姐被枪毙后，他妈妈去收尸。勇敢的母亲啊，在那年代收“反革命”的尸多么风险呀！不久警察来收五分钱子弹费。我也常见过他妈妈，后来得了精神病。当时江青还在台上，老太太看到大字报上江青相片，常就自言自语:这个是婊子呀，说完被人家打的半死不活。“

2.彭母被打，跌在公园里， 姐弟闻讯后，赶去大哭，但医院不予治疗，第二天去世。 网上有大量的记载。

3.彭恩华冒着杀头的风险，在家中长期秘密保护不同时期，来自上海苏州的三个反革命的骨灰盒，连前妻和姐姐也不知情，这大慨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帮助。如果当初没有“彻底划清界限“的安排，这些骨灰盒是断然不可能长期被彭先生保存的。胞姐彭令范在彭恩华去世一个月后(答电台采访），才公开说出骨灰盒放在家里一事。并指出:“骨灰箱是有一个女士保管的说法，这不是事实。”但为何有人一直要造这个谣呢？

对彭家伤痛的肆意歪曲是有迹可循的，这里仅能引用几个典型的文章，加以说明。

冯英子著《许宪民二十年祭》（1998）（见附件1）中提到“那时她为了逃避儿子的虐待，家里也不敢住，常常这个朋友那里住几天，那个朋友那里住几天，我开头还不懂她为什么如此神秘，后来才弄清楚了的。“

至于冯英子怎么弄清楚的，听来的还是看来的，“后来”是指何时，未予说明。冯英子也提到：”但我确实看到过许宪民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文件，述说她在家中的遭遇，一个在社会上奋斗一生的人，却逃不过家属对她的虐待。”

请注意“文件“这两个字。那个年代”文件“，或”交待文件“通常是写给官方（管制者）看的。当时的常识是：一个反革命是不能乱写字给其他人的，别人也不敢接受。”最后时刻“应当是去逝前的1975年了。他为何不直接写：“许宪民在生命最后时刻写给我的信。。。“如这样写，“确实”两字大慨就属多余了,且更能反映二人之间的关系和文章的可靠性。说穿了，他只不过是看到一份旧的官方档案而已。

冯英子写到与彭母许宪民的最后一面却是1973年：

“我大吃一惊，赶忙回过头去。只见她披着一头乱发，穿着一套油渍斑斑的破衣，在秋风中显得很萧瑟的样子，脚上的鞋子已经没有跟了，那毫无血色的面孔上，嵌着一对目光迟钝，满含忧伤的眼珠。她说话时环顾左右，带着一点恐怖神情，那样子有点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是我终于认出来了，她是许宪民。

　　“大姐，是你！”

我惊诧得不知所以，看到许宪民变成如此模样，一种刻骨的悲哀，油然而生。但不等我说话，她已经加快脚步，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很明显，她是避着我，也怕连累我，因为她那时头上带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冯英子感到许宪民是避着他，也怕连累他。注意这次见面与上文提到的”最后时刻“有两年的时间。但文内从未提到后来被渲染的冯英子有“遗书“一事。难道寄“遗书“和保存反革命的”遗书“就不怕被连累了吗？ 注意还有这段：““过了一年多，我离开了“五七干校”，搬了家，有一天借了辆黄鱼车去运点东西，在延安路茂名路口，碰到许宪民的儿子，他告诉我说：“妈妈死了”。奇怪吗？冯英子收到了“遗书“，但却没有一点责备的意思。那份”文件“显然是多年后才看到的。

话说林昭(34) 第十五回(中) （附件2）中写道“许宪民去世前有遗书寄上海冯英子和赵之华，内容基本相同，都是诉说家门大逆大悲之人伦惨剧和交代自己后事。然事涉家族隐私，应有家属酌情披露。据知，这份遗书尚存人世。说书人曾聆此遗书部分章节。。。“

到此时，遗书保留者扩展到了两个人。为了纪念林昭，保护家族隐私，似乎是外人不应该透露的。如果遗书是真的，读者有无想过许宪民（假如她那时还有正常的思维）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想要冯赵两人有朝一日去报复她的独生子？冯英子已经知道许宪民是被逼疯的，那么冯为何要用这种方式去面对老友的儿子呢？

附件3的文字写于彭先生去世后，该书作者似乎看到了所谓“遗书“。我本不想引用过多这些肮脏的文字，但为了让读者看清楚事情的演变，我还是把它放在了附件中。”从1972年5月16日至1975年6月14日，彭恩华9次毒打母亲，有一次几乎将母亲打死！许宪民多次向邻居、居委会和派出所求救，但没有一点用处。许宪民被逼无奈，不得不起草了一份厚厚的遗书《我为什么被亲生儿子毒打九次》，一式数份分寄友人作为凭证，冯英子等人至今仍存留着这份让人唏嘘的遗书。。。“

注意细节说得很清楚，”遗书“拥有者又从二人变成了多人。不怕被邮局检查，还是寄去的。记得文革时期，私人书信第一句照例多是”敬祝毛。。。。“， 就是怕被检查吗！事情如属实，真应该为这些人感到骄傲，那么多人不怕被砍头，保存大反革命的书信，但却怕在马路上被相认。不幸的是还有一个不光彩的可能性，以彭家的聪明不可能不知道谁是软骨头。收信者必定告发，当局则可确认彭先生已完全划清界限，从“坏分子”变成了“可以改造好的子女”。作者知道结局吗？

作者赵锐可能不知道，那时还没有复印机，真的看过三份以上的不同手抄本吗？

似乎是冯英子那份流了出来，作者说得很不确定，且作为了“凭证“，来定罪彭家的骨肉。问题来了，这又不是林昭的血书，为何不将原件拿出来，放在书内或网上？让医学专家，字迹专家和文史专家来鉴定它的真伪，让后人来探讨问题的根源，让读者看看文革时期的文件是如何写成的，这难道不是对林昭最好的纪念吗？

鉴定作者的意图和这些文字的真伪并不难。翻到267页，作者对彭先生的描述充满了谎言和欺骗。我丝毫看不出来这些谬误是来自笔误。仅举几例，“离婚后，只身出国”,”也不介入家族有关的活动“（是彭先生代表彭家，还是其他人？），”抛妻离子“，等等。

够了！还值得花时间去辨别真伪吗？

一个没有诚信的作者，却大做广告，声称写的是“真相“，这是在纪念林昭吗？

附件1. 《许宪民二十年祭》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linzhao6.htm

（原载冯英子著《风雨故人来》186_202页，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年4月版）

　  我生于农历乙卯年正月初四日，正确的说，也就是1915年2月17日，进入乙亥之后，整整八十岁了。几十年来，过着和平的生活，人的寿命大大提高了，七十八十不稀奇，刘海粟先生在世时，在他的画上落款“年方八十”，这个“方”字，大有气派。不过像我这样的人，一生颠沛流离，风风雨雨，竟然也活过了80岁，不能不是一个异数了。

　　我不是苏州人，生于昆山，长在同里，但苏州同我的关系实在太深，1934年到1937年，我在苏州;1947年到1948年，我也在苏州；我作过记者，办过报纸，参加过剧团，搞过歌咏队，因此我在外面的时候，人家都把我当苏州人，1944年我在桂林见到柳亚子先生，他后来送我的诗说：“万里从亡吴县冯，一朝来访吴江柳”，可见他是把我当作苏州人的。可是我在苏州的时候，苏州人却不把我当作苏州人。把我当苏州人的，却是许宪民同志。

　　苏州出过许多巾帼英雄，然而我认为在现代的苏州女性中，够得上称为巾帼英雄的，许宪民同志应当是其中之一。在苏州的历史上，不可以没有许宪民的传记，不可以忘掉这样一个人。可是许宪民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我到现在没有看到写她的文章，自然不用说传记了。每年逢到清明，终有一点惘然之感。

　　猪年已来，清明将到，我想如果再不写一写许宪民，岂不要在苏州历史上留下一块空白，因此，乘我还拿得动笔的时候，我非写一写许宪民不可。

　　1934年，我在昆山因为得了一个“火种”的绰号，耽不下去了，洪亦渊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金家风先生，金先生介绍我到苏州《早报》作记者。苏州《早报》是一张后起之秀的报纸。当时苏州有三家日出对开两大张的报纸：一家是《苏州明报》，它的历史最悠久，据说是代表当地士绅的报纸；一家是《吴县日报》，销路最好，据说是代表苏州工商界的报纸；《早报》自称代表苏州知识分子的，它的负责人很多是教育界的人物。

　　我是《早报》的记者，1934年，正是“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抗日救亡运动正在发展，每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对此都有极大的兴趣，我们自觉地组织了一些读书会之类的团体，阅读一些政府禁止阅读的书籍。只要听说有人是CP或CY，我们就对他肃然起敬，以为是一盏指路明灯。那时候，许宪民在苏州已很有一点名气，我很快听到人家对她的议论，说她有个哥哥叫许鹤年，是CP，大革命时是江苏省委书记，又是青年部部长，被国民党所杀害。

　还不满十六罗的许宪民，老早就跟随着哥哥闹革命，加入了CY，是苏州第一个穿上军装的女性。仅仅这一点，就便我对她肃然起敬了。后来听说许宪民的丈夫叫彭国彦，叶楚伦作江苏省省政府主席时，举行过一次县长考试，彭国彦中了第一名，人称彭状元，任为吴县县长，同许宪民结了婚。可是没有好久，就同当地的士绅闹得很不好，调到苏北邳县去作县长了。

　　从沪宁线上的大县调到苏北的偏僻之区，当然是种降级。可是此君还是同当地的士绅弄不好，很快又被政府开了缺，到苏州来作寓公了。许宪民既是一个革命的女性，又是一位县太爷的夫人，这两者之间，怎么联系在一起呢？这使我在认识她之前，既有一点久仰之心，也有一点好奇之感。

　　我已记不起怎样同她认识的，记得第一次应邀到她家中去时，他们住在山塘街上，青山、绿水桥之间，我以为县长先生的公馆，一定是黑漆墙门，铁钉铜环，说不定门前还有一垛照墙，像《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府一样。结果大失所望，原来是缩在一家杂货店后面的一幢普普通通的平房，我进去的时候，彭国彦拿着一本书坐在竹椅上，许宪民手里抱了一个孩子在喂奶。完全是一对生活中常见的夫妇。

　这次访问，我才发现彭国彦做不成县长的原因：其实此君是一个道道地地的书生，虽然在英国留过学，有一点威斯敏斯特式的民主思想，但却更多是中国书生的迂，也有点正直，他在他夫人的影响之下，把一些共产党员放走了。在国民党的官场中，一个这样的书生怎么会受到欢迎呢？又怎么能容许这么一个县长呢？所以，他很快从“状元”变成了一个平头百姓。

　　而许宪民呢？她白白胖胖，从表面上看起来，像苏州的市民，然而她热情、豪爽、正直，她关心国家大事。那时，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苏州是根据《马关条约》，有一个日本租界的，在苏州阊门外的日本浪人，无不趾高气扬，随时都在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纠纷，中国政府对之无可奈何。许宪民当时就告诉我说：“你们作记者的，要多多注意这方面的情形啊！”

　　1934年，我才二十岁，而许宪民这时是二十六岁，我很快把她当成自己的大姐，她呢？也以大姐的身份，把我当作她的弟弟了。我不仅同她熟悉，同彭国彦先生熟悉，也同她的妈妈、她的弟弟熟悉了。记得不久之后，她同项坚白、谢玉如等几位大姐，发起成立“苏州妇女会”，吸收大量女青年参加，进行救亡的宣传和战地救护训练，她们那个妇女会的文件、宣言，大都出自我的手笔：她们的演出活动和歌咏活动，也大都是我帮她们搞起来的。抗日战争时期，我走遍西南各地，碰到不少人都是许宪民当年的学生，她们极大多数穿上了戎装，站在抗日战争的前线。吴中妇女，光照天地。

　那时妇女会的地址在玄妙观中山堂。当然这些活动不能不引起国民党的注意。我记得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就以领导民众运动为名，派了一个特务驻在中山堂，此人还用一些进步的议论来迷惑人，把人骗去。

　30年代的年青人，救国心切，谁都想在沉沉的黑暗中找到一条光明的道路，而且大家都是那么单纯、那么善良，一不小心，是很容易落入圈套中的。许宪民常常提醒大家要注意，要警惕，这使那个特务极少得手，即使有个别的人同他有些来往，别人就会敬而远之的。1942年，我在江西吉安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那个特务对我说：“冯××，我在苏州就知道你了！”想不到此时此地，此情此境，也会“他乡遇故知”的。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我作战地记者去了。那年11月中旬我回苏州时，实际己到了沦陷前夕，苏州城里，空无一人，市中心区，烈焰腾空。这个有几千年历史的江南名城，已经暴露在敌人的枪炮之下，等待着不可知的命运了。许宪民他们到了哪里去了，我不知道，也无暇知道。直到第二年的春夏之交，我从同里突围到上海，经香港，走广州，去到长沙，才知道许宪民夫妇也到了长沙。

　　在长沙，我住在南门外天鹅堂青山祠42号，他们住的地方有一个奇怪的名字叫“平地一声雷”。据许宪民告诉我，有一次敌机轰炸长沙，一颗炸弹穿过他们住房的屋顶，打穿楼板，落到地上，竟然没有爆炸，不然，他们真要在平地一声雷中化为灰烬了。彭国彦看见我到了长沙，建议我留在那里，同他一起办一家报纸，他说他有个朋友叫罗时实，是陈果夫作江苏省主席时的秘书长，可以在经济上帮点忙。但不久我接到范长江同志从汉口打采的电报，要我速去汉口，便改变了留在长沙的打算。

　　我到汉口参加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的工作，田家镇告急之时，又奉命撤往重庆，设立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驻渝通讯处。大概就在1938与1939之间，我接到许宪民的来信，她告诉我长沙大火后，他们退到常德，但是还要退到哪里去呢？而且她又带着两个孩子，小的还在吃奶，一家四口，行动艰难，因此她决心经由海防，返回上海，再到苏州去。好在她只要一息尚存，总是会战斗下去的。

　　从此我失去了同许宪民的联系，直到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后，那年10月，我随接收苏州的第五师李则芬将军一起到了苏州，才又见到了许宪民。那时她住在濂溪坊，依然是一幢单开间的平房，人的变化也很少，只是好像有点发福了。但我从别人嘴里，知道她那几年蹲过日本宪兵队的监牢，蹲过汪伪组织的监牢，吃足苦头，受尽折磨。她呢，咬紧牙关度过去了，而且始终同抗日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徐梦周等搞了个吴县县银行，给许宪民一个董事的名义，她凭此关系，像从前搞苏州妇女会一样，依然活跃在苏州社会上。她到处排难解纷，招是惹非，什么不平的事情找到她头上，她总是尽力之所及，为你办好。1946年时，我在苏州办了一份《大江南报》，先是四开三日刊，后来改为日刊，改为对开大张。这张报虽由我挂名，其实完全由陆春芳先生负责，我工作在南京，也管不着它，但后来却为刘赓华所控诉，我作为社长，自然只好到苏州来应诉了。许宪民知道了，赶快出来为我调解。她认为没有必要打这样的官司。由于她的调解，原告很快把诉讼撤回了。1948年时，我的《大江南报》因为揭发一个充当中统特务的资本家用枪迫选的行为，同这个资本家结下了仇，报纸终于被封闭了，而且不久抓走了我们一个叫鞠盛的记者，说他是从苏北派来的。我一看情形不对，决定到香港去了，临行，我把营救鞠盛的事就托了她。我到香港不久，得到鞠盛的来信，他平安出狱了。

　　苏州有个叫常东娥的小学教师，被两个有军统背景的人，强奸之后杀死。她的母亲奔走呼号，到处告状，均无结果，后来弄到了许宪民手中，许挺身出来，表示支持。特务们写信恐吓许宪民，信中还附了一颗子弹。许不为所动，把这封信在地所办的《大华报》上揭发了。她帮助常母诉讼，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当年苏州人讲起此事，无不为之眉飞色舞，翘着拇指，赞赏许宪民。我发现这个满口吴侬软语，满身温文尔雅的苏州女儿，心中蕴藏的永远是一团正义的烈火，正是凭着这团烈火，尽管已是人到中年，仍奋斗不息，在群众的支持下，出任《大华报》的社长；在史良同志的支持下，竞选了苏州的“国大”代表。

　　许宪民对于中国人民的解放更满腔热情，并为之奋勇斗争。在接近解放的前夕，中共中央华中局江南工委，曾派陈伟斯同志到苏州，设法建立一架电台。

　　陈伟斯同志找到了许宪民，她以满腔热情，支持了陈的工作，用积存的二百元美金，为陈配备了电台，能同苏北通话。有趣的是，她还向陈伟斯提供了不少情报，她通过国民党的一个电讯局局长，窃听国民党的来往电讯，交陈使用；她通过因刺孙传芳而名扬天下的施剑翘，打入上海警备司令部陈大庆的心脏，弄到一些情报，交陈使用。这些材料，都是陈伟斯同志直接告诉我的。陈是我《新闻日报》的同事，他的家在苏州时也同我住在一起，那幢前门在镇抚司前、后门在桂和坊的房子。在“反右”时候，竟说陈是假党员，我也百思不得其解。现在陈是上海《解放日报》的离休干部，问题弄清楚的时候，已经垂垂老矣！

　　1948年时，许宪民曾告诉我，严欣淇和他的手下，为了搞垮我的《大江南报》，说情送礼，遍于南京、镇江，大概用掉了一百万元金圆券，而且千方百计，想把我和共产党挂起钩来，因此我也只好跑到香港去了。我在香港一住几年，1953年回到了上海，在《新闻日报》工作，有一次几个同事约好在福州路的一家山东馆子聚餐，在席上，却意外地见到了许宪民，她告诉我己经迁到上海，住在茂名路159号。至于彭国彦呢，他们已经离了婚，原来这位彭先生做了两任县长之后，一直赋闲在家。别人是“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他却是两袖清风，一文不名，依然是个四壁徒然的穷书生。而且，他那么迂，那么耿直，别人也不敢领教他了。君子固穷，达人知命，这也没有什么，可是长期的书空咄咄，郁郁难平，不免使自己的脾气越来越怪，越来越同人难于相处，最后，他们这一对夫妻不得不以分离结束。这是人生旅途中的不幸，也是人世间的悲剧，然而能怪谁呢？谁世不能！（这里附带说一说，听说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彭先生被劳动改造，被迫敲石子谋生，最后是油尽火灭，饿死了的。我曾经接到过他的求援信，可是在当时阶级斗争的严峻形势下，作为一个靠工资吃饭的国家千部，我有什么办法呢？爱莫能助，歉疚万分。）[编者注：据彭先生子女讲，彭国彦是吃灭鼠药自尽的。]

　　那时我主要在做夜班，白天呢，又分工管几个组，要参加一些会议。我这个人，对于新闻工作有一点天生的爱好，一进报社的大门，简直不知白天和黑夜，很少空余的时间，而她呢？虽然住在上海，工作关系却还在苏州，她既是“民革”的成员，又是“民盟”的成员，更是什么苏福长途汽车公司的经理，因此常常去苏州，虽然住得很近，却很难得见面。

　　1957年，“反右”开始了，许宪民的大女儿林昭，这个从小热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江南女儿，这个一言一行都用四卷宏文作为自己做人、求学标准的北大学生，这个从小就受到母亲那种正直、热情、像一团烈火那样性格陶冶出来的女儿却变成了“右派”，林昭自己，当然始料所不及，而许宪民呢？更加痛心疾首了，她想不到用最大精力去培养出来的女儿，竟然是共产党的“敌人”，这一下，她如同从高空中摔了下来，天地茫茫，不知所措了。许宪民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这个打击比她自己划成右派更大。有一次，林昭从北京回上海，我请她母女两人吃饭，我发现她消沉得很，似乎已经失去了自信，年轻时候的如火般革命热情不见了，年轻时候的豪情胜概，也开始从她身上消失了。

　　然而更大的打击却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

　　1966年，我在上海《新民晚报》工作。运动一开始，我这样的“老报人”自然在劫雍逃，先被抛出。那年8月17日，我们那里的“造反派”就把我打成“牛鬼蛇神”，关入“牛棚”，直到第二年5月13日，才宣布“解放”，但好景不常，到了这年12月，张春桥对上海的老知识分子要来一次彻底的扫荡，跟在张春桥、徐景贤后面的“造反派”，自然闻风而动，率先响应，我又一次成为“牛鬼蛇神”，而且因为我在香港作过《文汇报》和《周末报》的总编辑，罪名竟然是出卖人民、出卖祖国的双料反革命分子，真是骇人听闻。但最使我不安的，我们单位的那些“造反派”，竟然无缘无故去抄了许宪民的家。

　　那是1967年的12月22日，那天，上海出版的《解放日报》和《文汇报》上，都登了我们单位一个造反派的来信，而且两报各自加了口径一致的《编者按》。当天晚上，我们那个单位的在徐景贤旗帜下的“造反派”，分八路出动，打人、抄家，无所不为。恰巧那天白天我去过许宪民的家。他们得悉之后，竟以查抄我一个文件为名，去抄了许宪民的家。从晚上八九点钟一直折腾到深夜，箱子只只撬开，书籍、杂物，丢了满地，狼藉不堪。我做过几十年新闻记者，总算见过不少违法乱纪的行为；也看过法西斯暴行的纪录，然而这个样子的无法无天，却为有生以来所仅见，而它偏偏发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发生在挂着“新闻战士”标志的“造反派”手中，我还能说些什么呢？我无法解释对许宪民的歉意。然而许宪民在遭到这场飞来横祸之后，却并不曾对我有任何误会，她知道在那样情况下，一个正常的人，特别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是无能为力的。当我的住处被缩小到只有八九平方米，连三张吃饭的桌子也无法放进去时，她还经常到我的斗室来坐坐，即使我去了“五七干校”，还经常有着来往，书本上说的相濡以沫，相嘘以气，大概正是这种情形吧。

　　有一次她告诉我，有两个人向她“外调”，查问我同特务的关系，她告诉他们，从她认识冯英子开始，就知道特务一直盯着他，至于他同特务有什么关系，却没有听说过。我说，这也没有什么，因为从那些“造反派”的眼中看来，我在香港，论地位，论生活，都不知要比国内好多少，为什么丢掉了这些回来呢，不是另有原因吗？什么原因，他们的常识只能想到“派遣特务”上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对待自己民族、自己祖国那种深沉的受，他们能理解吗？不能！他们有这样的情操吗？没有！这也正是“夏虫不足以语冰”罢了。

　　不久，这场“文化大革命”当然也在苏州横扫一切，许宪民被掀回苏州，批斗、折腾，折腾、批斗，最后竟至替她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一个月发30元生活费。而她呢，还要从这30元中抽出一部分来，抚养她在上海的儿子。困顿的生活，艰难的岁月，一步一步把她推向下坡，发展到衣食不给的地步。有一次我到她家中去看她，发现床上只有两条棉胎，连被面和被里也没有了。许宪民这样的人，她做过银行的经理，做过“国大”代表，无论如何困顿，也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地步。后来我发现，她之所以如此困顿，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家庭烦恼上，那时，她的大女儿作为“死不改悔的右派”，被关在提篮桥的牢中，她的二女儿则在一家医院工作，绝少回家，她的儿子呢？则自有他的生活方式，母子之间，找不到共同的语言，这也使许宪民伤透了心。

　　1968年的春夏之交，一个更大的打击来了，她的大女儿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牢中被杀害了，通知她这个消息时，还要向她收取五角钱的子弹费，因为“无产阶级的子弹，不能在反革命身上浪费”的。许宪民接到这个噩耗时，五内俱焚，欲哭无泪，整整一个晚上，徘徊在苏州河的边上，几次想纵身一跃，了此残生。也不知什么原因仍然鼓起了她求生的勇气，第二天还是拖着她疲乏的身子，摸回那空无一人的家中。记得不久之后，她同我谈到这件事时，真的哭了。相识几十年，这个内心刚强到极点的女人，我第一次看到她流泪。她给我看了林昭一些遗作，这个不满40岁的江南女儿，她那么深沉地哀悼着民族的不幸，人民的苦难。我读着这些作品，也不能不流泪了。那时她为了逃避儿子的虐待，家里也不敢住，常常这个朋友那里住几天，那个朋友那里住几天，我开头还不懂她为什么如此神秘，后来才弄清楚了的。

　　大概是1973年的秋天吧，那时我早已离开了“牛鬼蛇神”的队伍，作为一个“解放干部”了，可是人还在“五七干校”，而且我们那个连队对我还有“法外施仁”的“照顾”，把我弄到饲养场去养猪。不料我一到饲养场，却大为称心，因为那些猪猡没有人类的机心，比有些人好伺候得多了，而且一个月有四五天休假，一回上海，脱下了那像三代贫农般的“制服”，换上裤缝笔直的裤子，在马路上遛达，思想上一点儿负担也没有，那倒真正是一种休闲的生活。

　　一天，我正在复兴中路陕西路附近遛达，忽然有一个疯婆子向我迎面走来，她同我擦身而过之后，回过头来向我招呼：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大吃一惊，赶忙回过头去。只见她披着一头乱发，穿着一套油渍斑斑的破衣，在秋风中显得很萧瑟的样子，脚上的鞋子已经没有跟了，那毫无血色的面孔上，嵌着一对目光迟钝，满含忧伤的眼珠。她说话时环顾左右，带着一点恐怖神情，那样子有点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是我终于认出来了，她是许宪民。

　　“大姐，是你！”

　　我惊诧得不知所以，看到许宪民变成如此模样，一种刻骨的悲哀，油然而生。但不等我说话，她已经加快脚步，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很明显，她是避着我，也怕连累我，因为她那时头上带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这个从1925一1927年大革命开始，就献身于社会的人，这个为中华民族自由和独立奋斗了一生的人，竟然是“历史反革命”，什么是历史呢？难道可以由“造反派”随意制造的吗？一个民族到了这个地步，还有什么可讲呢？看到了许宪民之后，我一连不安了几天。过了一年多，我离开了“五七干校”，搬了家，有一天借了辆黄鱼车去运点东西，在延安路茂名路口，碰到许宪民的儿子，他告诉我说：“妈妈死了”，几乎如一个晴天霹雳，这时我才想到，那次在复兴中路上的邂逅，竟然是我见她的最后一面。

　　我认识许宪民将近半个世纪，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她对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几乎付出了全部热情，不想她竟得了这么一个结果，直到“四人帮”粉碎之后，许宪民得到了平反、昭雪，她的女儿林昭也得到了平反、昭雪，而且北大校园还为她设了一个纪念堂，才觉得心中平静下来，然而，许宪民的最后的那个样子，却永远无法从我心中抹去。

　　我不知道许宪民死的确切日期，也不知道她怎样死的，有人说她最后还是跳了苏州河的，有人说她死于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反正这一切已无关紧要，但我确实看到过许宪民在生命最后时刻写下的文件，述说她在家中的遭遇，一个在社会上奋斗一生的人，却逃不过家属对她的虐待，因此，当我接到为她开追悼会的讣吉时，我也采取了逃避的办法，不曾去参加，因为我确实不想看那些曾经折磨过她的人，此时此地，又在扮演什么角色。

　　许宪民和林昭平反以后，林昭的同学为她们母女在灵岩山后面造了两座坟，坟对着韩世忠的墓地，虽然我知道坟中其实什么也没有，但是我去了几次，以寄托我这个小弟弟对她的哀思。

　　今年是许宪民逝世的二十周年，现在苏州的青年朋友，大概都不会知道许宪民其人，其实，她对苏州的贡献，是非常突出的。“江山信是东南美”，东南之美，就美在有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思想。她像一团烈火，燃烧着人间。我以为苏州人是不应当忘掉许宪民的，有许宪民这样的人，也才是苏州的骄傲。我希望《苏州杂志》登我这篇文章，也希望苏州的朋友记住这些历史。

乙亥春节，写完于上海。

附件2.

话说林昭(34) 第十五回(中) 作者﹕黄河清http://www./gb/9/4/18/n2499366.htm

。。。林昭死后，许宪民被街道居委会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分子。

一九七二年，许宪民穿白衣在静安寺电车轨道卧轨自杀未死获救，重伤残废拄拐行走。王若望去看望她，她神经紧张地招呼王快走，生怕街道小组长会来。
一九七三年某日，许宪民老朋友，上海作家冯英子在复兴中路陕西路附近邂逅许宪民：“忽然有一个疯婆子向我迎面走来，她同我擦身而过之后，回过头来向我招呼：‘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大吃一惊，赶忙回过头去。只见她披着一头乱发，穿着一套油渍斑斑的破衣，在秋风中显得很萧瑟的样子，脚上的鞋子已经没有跟了，那毫无血色的面孔上，嵌着一对目光迟钝，满含忧伤的眼珠。她说话时环顾左右，带着一点恐怖神情，那样子有点像《祝福》中暮年的祥林嫂。但是我终于认出来了，她是许宪民。‘大姐，是你！’我惊诧得不知所以，看到许宪民变成如此模样，一种刻骨的悲哀，油然而生。但不等我说话，她已经加快脚步，走到马路对面去了，很明显，她是避着我，也怕连累我，因为她那时头上带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
许宪民死于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廿四日许宪民摔倒在马路上，有好心的路人送她到上海第一人民医院救治。救治首先要搞清楚病患伤者的政治身份，以免错救了阶级敌人，次要钱。上海医院与许宪民所属的苏州单位组织联系，党说：反革命不予抢救。许宪民重伤未得及时救治，辗转呻吟，于次日不治身亡。

许宪民去世前有遗书寄上海冯英子和赵之华，内容基本相同，都是诉说家门大逆大悲之人伦惨剧和交代自己后事。然事涉家族隐私，应有家属酌情披露。据知，这份遗书尚存人世。说书人曾聆此遗书部分章节。。。

附件3.祭坛上的圣女——林昭传（赵锐 著）http://blog.renren.com/share/249367876/4451252568

1968年林昭遇害后，许宪民五内俱焚，欲哭无泪。整整一个晚上，徘徊在苏州河的边上，几次想纵身一跃，了此残生。也不知什么原因仍然鼓起了她求生的勇气，第二天还是拖着疲乏的身子摸回空无一人的家中。林昭死后，彭恩华对母亲的折磨变本加厉。从1972年5月16日至1975年6月14日，彭恩华9次毒打母亲，有一次几乎将母亲打死！许宪民多次向邻居、居委会和派出所求救，但没有一点用处。许宪民被逼无奈，不得不起草了一份厚厚的遗书《我为什么被亲生儿子毒打九次》，一式数份分寄友人作为凭证，冯英子等人至今仍存留着这份让人唏嘘的遗书。

。。。 “我不幸而作了坏分子的母亲，所付出的代价太残酷了。同时，以腐朽的资产阶级教育方式宠爱下一代，种了恶因，今天该自食恶果。”许宪民对友人说：我决不会自杀，如果哪天我莫名其妙死了，肯定是那个逆子打死的！你们要为我伸冤！由于彭令范难得回家，1971年2月15日又正式把户口迁到医院宿舍，许宪民无处可逃，只得在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与彭恩华度日如年！ 。。。

 

 

[林海平兔]

哀

[gagaga]

生在中国乃三生之大不幸。。。
许宪民 and 林昭可敬，可怜；与其遭遇类似或更惨的也还大有人在。。。
苍天有眼，魔鬼必遭天谴！

[唐瑛扬]

Deep salute to 许宪民 and 林昭!
Hope her next life will be smoother and happier with good ending.

That is why we escape from politics...hope history won't happen again and those real upright people won't suffer again! Being nice and upright should have reward, otherwise this world has no bright and peaceful fu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