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多有根深蒂固的皇帝情结,皇帝不仅英明神武,而且神圣不可侵犯,不光是王法如此规定,就是臣民也都从思想上高度认可。一个王朝兴盛,固然是皇帝圣明,如果王朝衰败,则一定是臣下不贤、后妃不淑,这是历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
秦朝早亡,怪就怪赵高专权、李斯不忠,秦始皇、秦二世只是被蒙蔽罢了。汉人桓宽的评价很经典:“秦使赵高执其辔而覆其车。”司马迁也认为:“斯(李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 顽石不禁要问:是谁让赵高执秦车之辔而使李斯持爵禄之重的?按照今人的说法,秦皇父子不是至少要负领导责任吗?
唐朝之所以由盛转衰,乃因奸臣媚上、杨妃惑主,非玄宗之责。《旧唐书》如是说:“国无贤臣,圣亦难理”,“ 以百口百心之谗谄,蔽两目两耳之聪明,苟非铁肠石心,安得不惑!”《新唐书》这般认定:“ 自高祖至于中宗,数十年间,再罹女祸,唐祚既绝而复续,中宗不免其身,韦氏遂以灭族。玄宗亲平其乱,可以鉴矣,而又败以女子。” 唐明皇不宠信李林甫、杨国忠,没有“汉皇重色思倾国”,会招致安史之乱?
政论家、史学家大多为皇帝讳,将政治腐败、国势衰颓的责任委诸他人,文学家也不例外。
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宋江,欣欣然接受招安,帮助朝廷镇压了方腊的农民起义之后,被毒酒害死。施耐庵在《水浒传》里这样描写:“上皇无奈,终被奸臣谗佞所惑,片口张舌,花言巧语,缓里取事,无不纳受。遂降御酒二樽,差天使一人,往楚州,限目下便行。这使臣亦是高俅、杨戬二贼手下心腹之辈,将御酒内放了慢药在里面,却教天使擎了,迳往楚州来。”按施耐庵的说法,宋江之死与徽宗毫无干系。立下殊功的宋江在喝了御赐之酒后很快死亡,如果下毒与皇帝无涉,皇帝不需要查问缘由吗?在顽石看来,杀死宋江,徽宗即使不是主谋,至少是默许。退一万步说,徽宗对宋江之死毫不知情,但以皇帝之尊而任由四大奸臣蔡京、童贯、高俅、杨戬把持朝政、为所欲为,岂不是昏庸之极?可施耐庵这样的文人是决不会、不愿、不敢将矛头指向皇帝的。(至于宋江誓死效忠皇帝而终为皇帝所杀,虽然有些讽刺,但却司空见惯。此为题外话。)
千百年来,人们都认为秦桧是风波亭冤案的罪魁,所以杭州西湖边上岳王庙一侧塑了秦桧与他妻子及另外两大奸臣的跪像,以供世人唾骂。秦桧是汉奸国贼不假,虽然身为宰相,但要想假法律之名杀死战功显赫的兵马大元帅岳飞,可以说绝无可能。秦桧只是揣摩出了高宗想杀岳飞而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深意,给高宗充当了刽子手罢了。宋高宗有什么理由要杀死帮他收复天下的功臣?错就错在岳飞誓言直捣黄龙,迎回徽钦二圣。试想,宋徽宗、宋钦宗回来了,宋高宗的皇帝位子还坐得安稳?这就是高宗杀岳飞的理由。可“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有多少人指责过冤杀岳飞的元凶其实是宋高宗?
顽石以为,在封建专制社会里,国家承平,皇帝当记头功,没有李世民就不会有贞观之治;而国家衰败,皇帝也必须担首责,明朝灭亡,我们可以找出很多理由,但崇祯及其兄皇父皇用人不当治国无方乃是主因。当然,那些被人挟持的小儿皇帝、弱智天子可以例外(顽石前面已有文章论述)。
皇帝永远圣明,已成中国人根深蒂固的认知,这是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也是制约中国人真正站起来的劣根性。这种劣根性说白了就是奴性。不除此奴性,中国人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
顽石博客 2016.0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