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琳的博客
探索真理，为民服务。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何受世人敬重？
从哪说起呢？扫黄开始谈起吧。这个问题，曾几何时，我们腰板笔直、骄傲而自豪。
“中国有妓女吗？”这是西方记者对周总理阴险之问。他们就是想分裂台湾，我们一言不慎，就会出丑。周总理肯定的说：“有!” 国际舞台众人疑惑惊愕未定之时，总理释曰：“中国的妓女在我国台湾省!”一语惊四座，底气十足、一箭双雕，经典典故，传千古，何其快哉! 同时，也证明，国之娼盛，不是啥荣誉。
然，今日之中华大地，仅东莞一隅，“小姐”高达20多万!一个扫黄，引发一个“大地震”，这不算完，余震、群震，还不断升级呢。
大V“作业本”地震级之语：“央视无情，人 间有爱，众志成城，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天，我们都是东莞人!” “平安东莞!!! 天佑东莞!!! 东莞挺住!!! 东莞不哭!!!” 此人作业本的内容，父母和老师，该去好好翻一翻、查一查了。因为，养不教，父之过; 教不严，师之惰。
个别律师群震级之言：“组团去，拯救东莞!”——河北世纪联合律师事务所，邢建民律师。闻其言，观其名，对不起其父母，起名之良苦用心。有没有，名如其人的？有！“打击卖淫和计划生育一样，都是暴力侵犯基本人权，须立即停止”——人文经济学会理事胡释之。胡释之，胡乱解释之?
你们这部分人的观点经不起推敲，一推就倒，一敲就碎。许多人说你们，极其虚伪奸诈、卑鄙无耻。也别不服。
你们，既然发自肺腑的奋力疾呼“东莞挺住”，你咋不把老婆顶上去，填补空缺，供人娱乐呢?; 什么“拯救东莞”? 你若招呼自己的姐妹及亲生女儿，组团去拯救?! 我相信，你的亲人会立即骂你疯了，很有可能与你一刀两断，不服你就试 试! 你们说这些话，咋让父母以你为荣? 让你的老婆咋面对闺蜜?你们的子女，又如何在自己的小伙伴们面前，以你为豪呢? 你们是一群毫无亲情、极端自私的虚伪 之辈。其实，你们当中很大一部分也是被害者，被奢靡淫乐主义、自私万岁思想害得你们，人不似人，鬼不像鬼，怪胎怪物嚣怪论。
人文理事胡释之，你还断喝“立即停止”？！你是研究的人文，真以为自己，“真理在手”，就“理直气壮”“豪气冲天”，一声断喝水倒流？
人文，首先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 让一部分女性自愿脱衣从事色情行业，是不是与思想文化价值观，息息相关? 答案是肯定的! 人文，同时，也是一种制度，一种法律。卖淫嫖娼是不是违反相关法制? 答案更是白纸黑字所认定的。人文之人权问题，卖淫女，实质是“性奴隶”。你说，卖淫是人权，看来你，胡释之嫖娼，也是人权。你老婆有没有不同意的人权呢? 应该也有，你却无视之。反过来，你老婆不顾你的反对，玩二爷。你会不会勃然大怒之、离婚之呢? 很有可能。人权，到你这里，咋就像独裁呢? 因为，汝之“必须立即停止!”，不是反映多数人意愿的民主。
女性从事色情业，有些是被黑恶势力胁迫的。假设你母亲去东莞，因这黑恶势力因素做了。你会支持黑势力的“人权”吗? 我看你做不到。你报警，拯救你母亲。我一定支持你，更会帮助你。退一万步， 即使你母亲愿意做，我相信，你会一亿个不支持对待你母亲。你呀，赶快退出人文理事会吧。因为，你根本就不懂，净说些让人笑掉下巴、义愤填膺的话。为何对你说这么多? 你是人文理事，在其位，不谋其政，有渎职嫌疑也!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为何受世人敬重？这个事，我们得拿洋人话，来镇他们。
“毛泽东的共产主义中国，是世界上最廉洁的国家” “全中国都处在一种严守道德的气氛下，那里不再有放荡纵欲的娱乐场所，不再有引人堕落的因素。”——1966年，法国《十字架报》。浪漫的法国人，对我们评价不低，一度崇尚性自由的美国人，又是咋看待当时的中华民族的呢?
《纽约时报》副社长，詹姆斯莱斯顿（乒乓球外交记者）讲： “当时美国读者们都在想象，他们的总统前往访问的是一个无私无畏的民族，平等幸福的国家。他们正在很有意识的生活着，重建着自己的国家，也重建着自己。”
他们为何如此歇斯底里般的狂吠《红色娘子军》、《英雄赞歌》，反对我们打击“黄赌毒黑”呢？他们的阶级斗争，遭到强力反击了。反腐打老虎，让他们心惊肉跳，感到要丧失驾驭权、主导权了。自己现有的地位、利益、淫乐、安全都受到威胁了! 有那么点绝望感了，但，又不死心、不甘心! 跳出来，歇斯底里狂吠叫嚣，也属正常现象。
这伙人，挺聪明滴。打着“没有阶级斗 争”的大旗子，拎着“反对阶级斗争”大棒子，念着“阶级斗争反人类”的歪经邪说，乱扣那顶“耳熟能详”的大帽子，耍阴谋、搞诡计，拉帮结伙大搞“不要阶级 斗争的阶级斗争”。其实，这部分人之言行，是违反人类发展铁律的，是封建官僚主义、资产私利思想结合后，结的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恶果。
阶级斗争，促进人类社会的文明、平等、民主、进步和发展。 斗争，有文，有武! 文斗，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之先秦文化。人民是实践者，实践出真知，追求平等自由，反对压迫剥削、真知理论与假公知学说会有矛盾。伪精英不会束手就擒，反击人民的真知灼见。那文斗之讨论、辩论，就会上演，这也是民主的表现形式。独裁者呢?往往扼杀大鸣大放，搞一言堂。阶级斗争，一手文斗，当文斗解决不了根本矛盾问题了，武斗这只手就会取而代之，朝代更替，周规律。阶级斗争最后的胜利属于真知，我们看到的历史，从奴隶社会到封建主义社会，封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了，资本主义社会来了。资本自私利己主义，导致经济危机不期而遇，人类又开始从理论到实践，探索社会主义社 会。
就文斗而言：一个没有文斗的国家，她不是民主的，不进则退，堕落文化，颓废国力；一 个长期处在文斗极具激烈时期的国家，群众幸福感，也是会降低; 文斗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原则是不能交易的，当频频出现颠倒黑白、造谣污蔑大行其道等的言行的国家，其法律，那是打了折扣的、注了水的。元首竞选也是文斗，多数民众选择为民物质文化更富裕的领袖，社会就会团结安定，向前进。毛主席叮嘱我们，千万不 要忘了阶级斗争。我们不斗争，那部分人就斗我们。他们的斗，文斗就是抬出孔子来，用儒家思想愚昧民众; 武斗呢，很简单，就是横竖都是压，官僚、官僚，青面 獠牙嘛。这就是历史事实。
为何攻击、反对英雄？拉低中华文明，大家都堕落。无论是《红》剧，还是《英雄赞歌》都是平民英雄，英雄是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好榜样。弱愚女子有理想了，追求平等、自由、尊严了，反对剥削压迫，敢拿起刀枪 了，勇敢地与他们作斗争了。害怕人民群众，因此而与其作不懈的斗争，直到把他们打倒。他们，可不就怕了嘛。他们攻击反对英雄，就是要把整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拉低，和他们一样堕落，也就“谁也不说谁了”，达到保护自己偷盗的国民资产及权力地位。
毛泽东是平民英雄、更是民族大英雄， 他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毛泽东像太阳，他们是啥? 硕鼠尔。白天，戴着伪善的面具，满口的仁义道德; 到了晚上，那就精神抖擞，男盗女娼了。这部分人害怕毛泽东，好家伙，颠倒黑白，往毛主席身上泼脏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人民是实践者，历史的见证者，群众一看，挺身而出，岂有此理，就给毛主席擦掉。 一来一往，毛泽东思想普及的反而越多，毛泽东也越来越伟大，晶莹剔透、光芒万丈。
这是一场关系到亡党亡国的斗争；这是一场没有退路，勇往直前，只许胜，不许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生死之战; 更是一场持久战。短期内，我们要占领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地，扭转颓势。长期呢? 几十年、几百年。需要一代一代毛泽东思想信仰者、践行者，前赴后继的斗争、战斗下去。
天天讲利益集团，当前的利益集团是谁呢？毛 泽东在七大上说过：“同志们! 在中国境内和我们争领导权的，要把中国拖回到黑暗的世界里面去的，主要是什么人、什么力量呢? 这就是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银行家、大买办的代表。什么是不要马克思主义? 就是忘记了无产阶级的领导，忘记了人民大众，忘记了农民。当地主哇哇叫的时候，就向农民泼冷水。帝国主义是干什么的? 就是看到中国身上有油水，就要揩一点油。”
毛主席多次嘱咐我们，要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 社资两条路的斗争; 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帝国主义侵略的危险... ...。我们毛主席，是战略家，战略大家。
......
毛主席为何能成为伟人？经济大家。老百姓都愿意跟着他，打土豪分田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建国后，一穷二白，边打仗边建设，从无到有，我们轻重工业全起来了，免费医疗世界典范，大三线更是经济大战略。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直言不讳，人家不怕被扣上毛左、余孽的大帽子： “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 相比，毫不逊色。在毛泽东身后的时代里，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记录的污点吹毛求疵，而缄口号不提当时的成就已然成为一种风尚，深恐提及后者便会被视为对前者 的辩护。然而，对一个基本事实的承认，即毛泽东时代在促进中国现代工业改造，而且是在极为不利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做的，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不就等于 是为历史作非分的辩护。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发生的工业革命，80年代将找不到要改革的对象。” 美国为何强大? 实事求是的态度。
好文章，保存了。
孙经先：“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
2014年02月08日09:34 红旗文稿
《红旗文稿》2014年第2期刊发文章《“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反驳杨继绳《墓碑》一书对于三年困难时期的论断。该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即原“徐州师范大学”)数学学院特聘教授孙经先。此前他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刊文批评“饿死三千万”的说法。以下为《“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全文。
编者按：香港出版的《墓碑》一书，称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600万”人。最近几年，孙经先教授连续发表了数篇文章，对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进行了分析，坚持用事实揭露《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明确指出“饿死三千万”是重大谣言，并正在编著《还历史以真相》一书。重要的历史见证人、93岁高龄的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同志为该书作序：《有力揭批“饿死三千万人”谎言科学研究“三年困难时期”人口真相》。最近两年，杨继绳先生又于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并于2013年12月在《炎黄春秋》第12期上发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孙经先教授这篇反驳文章，对“饿死三千万”重大谣言的来龙去脉作了辨析，以正视听。
一、《墓碑》篡改、伪造数据事实确凿
2013年9月9日，我们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了《“中国饿死三千万”的谣言是怎样形成的？》，用事实揭露了《墓碑》一书大量使用伪造的、被篡改的数据，制造了“饿死3600万”的重大谣言。文中列举了十个典型实例，揭露了《墓碑》是怎样篡改、伪造数据的。杨继绳先生在《驳“饿死三千万是谣言”》(以下简称《谣言》)一文中对我们的批驳进行了辩解。我们先对杨先生关于这十个典型实例的辩解逐一进行剖析。
1.《墓碑》说四川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死了350万人”，我们经过查证1953年和1964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后，指出《墓碑》的这一说法是非常荒谬的。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谣言》一文在对一些枝节问题进行了无理纠缠后不得不承认，“这个例子中死亡比例这么高确实不同寻常。孙先生提出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我也愿意更改书上的这个例子”。这样，尽管是很不情愿和十分的遮遮掩掩，但是杨先生毕竟已经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愿意更改”。
在那个历史时期，我国一个专区级别的行政单位也就只有几百万人。一个只有几百万人的专区居然饿死了350万人，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我们在读到《墓碑》的这段话时马上就断定这一定是错误的，查证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只不过是为了用实际数字说明我们的判断。在涉及高达350万人死亡(这一数字相当于正常情况下当时全国一年总死亡人数的一半)这样巨大的数字上，杨先生连核对一下人口普查数据这样简单的工作都不做，就把这一极为荒谬的数字写进了《墓碑》，成为“全国饿死3600万”、“四川省饿死1000万”的重要依据，让人很难相信他在其他数据上能够有认真负责的态度！
这样荒谬的数字在《墓碑》中绝不是只有一处。例如，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时人口总数只有136万人的“通渭、会宁、定西、静宁县和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居然“饿死近百万人”；1958年只有6万人多一点(60971人)的甘肃省临夏市，1959年和1960年居然死亡4万多人(41381人)。(《墓碑》的说法见该书142页、141页；1953年人口普查数据见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公安部三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临夏市的数据见临夏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临夏市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7-198页)我们在对《墓碑》一书进行查证的过程中发现，只要有人在某种场合下说了一句“XX地区饿死XXX万人”，就都会被杨先生写入《墓碑》一书，成为他“确认中国饿死3600万”的重要依据。
2.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凤阳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该县“1959年和1960年两年，共饿死60245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杨继绳先生的说法纯属诡辩。让我们看一下陈振亚报告的原文：“1959-1960年，凤阳县农村人口外流达11196人，占农村总人口335698人的3.3%。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妇女子宫下垂6932人，闭经8237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后兼任凤阳县委第一书记)：《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1961年2月1日)很明显，陈振亚在这里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但是《墓碑》把“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为了掩盖这一篡改，杨先生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这句关键性的话，因为“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否定了他“共饿死60245人”的篡改。
此外，经我们查证后发现，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继续篡改数据，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全县死绝的有2404户”篡改为“全县死绝8404户”。
3.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调查报告中说：信阳事件中信阳地区的死亡总数为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其《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以下简称《走向谬误》)中，又进一步被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不得不承认：“我要肯定孙先生在总死亡人数与非正常死亡人数之间所做的区分。两者当然是不一样的。”但是他紧接着又做了诡辩：“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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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究竟是不是杨先生所说的那样呢？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调查报告的内容。该调查报告说：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于桑、武人文：《关于河南省信阳地区人口死亡和粮食问题的调查报告》，1960年6月18日)这里的“死亡总数436882人”明确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而绝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是“非正常死亡”人数。杨先生的辩解无法改变他篡改数据的事实。
杨先生说我们在查证时“没有看到……死亡549171这个数字”，其实，我们早就对这些数据进行了查证。查证的结果是：杨先生对这些数据都进行了篡改，他把河南省委在1960年11月检讨报告中的总死亡人数549171人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11月统计数是549171人”。
通过以上两个典型实例，人们可以知道，陈振亚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的调查报告中的死亡人数都明确指全部死亡人数。这就揭露了杨先生所谓“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完全是强词夺理。
4.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按大饥荒时代的语境，在总结大饥荒的教训时，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记载的是户籍统计的总死亡人数，他把这样的死亡人数居然也说成“就是饿死人数”。
由以上实例，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杨继绳先生的一个荒谬的思维逻辑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而这是贯穿在整个《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
5.福建省《宁德市志》114页记载，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承认：第一，他出现了疏忽；第二，他在《墓碑》中直接引用了《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但是他“没有找《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核对”；第三，他在《墓碑》中的说法与他所引用的《中国共产党宁德历史大事记》中的说法有重大区别。这个问题就很清楚了，无论杨先生如何辩解，都改变不了《宁德市志》中“宁德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7706人”在《墓碑》中被更改为“1960 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这一基本事实。
6.《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我们经过查证指出，《临夏市志》记载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对于我们的这一揭露，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他的这一数字“引自李磊的遗著《悠悠岁月》”，“李磊可能把临夏回族自治州误写为临夏市”，“我没有将李磊的数据和两个地方志核对，这是我不细致的地方。孙先生的批评促使我核对。再版时将作改正。”这样，在这个问题上杨先生承认了错误，并且答应“将作改正”。只是杨先生把错误推到一位已经去世的老人身上，显得很不厚道，为什么杨先生在写《墓碑》一书时不去核对一下地方志呢？
7.《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我们经过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因此，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对于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的说法，杨先生在辩解中说，他的这一说法是引用了郑义和晏乐斌二人的文章，但是杨先生没有提供任何事实说明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由《江口县志》的记载可以知道，这一说法是伪造的。
在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杨先生都引用了其他人的明显错误的数据。上述无为县、宁德县、临夏市和江口县等几个例子中有关数据的虚假性都是很容易鉴别的，只要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一下这些县(市)的地方志就可以了。但是杨继绳先生在研究这样一个极为重大的问题时，却连这样简单的鉴别工作都不去做，并且在我们已经指出了他的实质性错误以后，不但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还为自己进行徒劳的辩解。
8.《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我们经查证后指出，《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辩解。在对杨先生的辩解进行评述前，我们要指出一个重要事实：《常熟市志》对三年困难时期常熟县的浮肿病发病、治疗和由此导致的死亡人数做了明确的记载。这一记载如下：“60年代初，国民经济困难，县内各地不同程度地发生营养不良性浮肿病，……其发病特点为冬春剧、夏秋瘥。发病高峰时全县有病人4.9万余人，各地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全面防治，办临时疗养院350余处，采取重点疗养与全民保护相结合，以及治疗、休息、营养三管齐下。1961年1月至5月，有近5万人进行疗养，其中90%以上恢复了正常。……至1962年夏消除，历时两年半。”1960年冬“县内各地出现浮肿病患者，少数病人死亡。县、社卫生部门组织医务人员，对病行集中治疗。”1961年“3月下旬，据卫生部门调查，全县浮肿病患者尚有13900人，以1月下旬为高峰，患者达29666人；1-3月份死亡367人。”(江苏省常熟市地方志编撰委员会：《常熟市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77、41页)由此可以知道，常熟县的浮肿病死亡人数应在数百人左右。
杨先生查证了《常熟市志》，那么上述的这些明确记载杨先生难道没有查证到？或者查证到了不愿意公布？
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辩解说：“《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然而，人们可以知道：第一，《常熟市志》第1029-1030页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户籍统计人口数据，而不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第二，杨先生是利用他自己编造的一个极为荒谬的公式，计算出了常熟县的“饿死人数”。第三，他把他自己用错误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
十个典型实例中的另外两个，即《墓碑》中的“《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也都属于这种类型的篡改和伪造。
二、一个制造谣言的“杨继绳公式”
杨继绳先生提出了一个“饿死人数”计算公式，这一公式按照《墓碑》的叙述可以表述如下：取三年困难时期之前和之后的某几年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杨先生把这一基准错误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某一地区“饿死人数”的数字。下面为了叙述方便，把它称为“杨继绳公式”。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了一大段话，认为这个公式一点也不“荒谬”，充分暴露了他对现代数学的一窍不通。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向杨先生普及一下数理统计学的最基本的常识。
稍微了解一些数理统计学知识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必须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有关的详细数据，其中至少要有这些地区这一期间的人口死亡率、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死亡人数(正常死亡、由于各种疾病死亡、饥饿原因死亡和其他原因死亡)的数据，然后严格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可以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一般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这种公式一般来说是非线性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个数学公式是不是正确，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下面我们就用实际统计数据来揭露“杨继绳公式”的荒谬性。
湖南省常德地区1960年年均人口为404.6万，死亡率为45.4‰，按照“杨继绳公式”计算，常德地区1960年“饿死”人数为14.6万。但是据《常德地区志?卫生志》记载，1959冬到1960年，常德地区浮肿病“死亡近6000人”。(常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市志(上)》，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页；常德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常德地区志?卫生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188页)利用“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字是实际水肿病死亡人数的24.3倍。上一节中常熟县的实例也说明了这一公式的荒谬性：按照《常熟市志》的记载，常熟县浮肿病死亡人数约在数百人左右，而这一公式却计算出常熟县“饿死11000多人”，把人数扩大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左右。
我们就很多地区的情况都对“杨继绳公式”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来的“饿死人数”，比实际统计数字通常要大几倍、十几倍、几十百，甚至几百倍。杨先生《谣言》一文中说：“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 可恰恰就是他自己，利用他提出的这一荒谬的公式，“坐在书斋里”“计算”出了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从而制造出了一大堆谣言。就在我们已经指出这一公式的极端荒谬性之后，他在《谣言》一文中还继续使用了这一错误公式。
三、究竟是谁“脱离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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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饿死三千万”的说法起源于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如何正确地看待这些数据，是搞清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究竟是不是“饿死三千万”的关键。我们认为，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孙先生不了解我国人口数据的采集过程，说‘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他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
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究竟是不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我们认为是，杨先生认为不是。这是我们争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对这个问题，1983年前后担任国家统计局局长的李成瑞先生最有发言权。李成瑞先生明确指出：“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资料，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关于‘大跃进’和随后的经济困难时期的户口登记数字，长期没有公布。……直到1983年，国家统计局报请国务院批准，才将这些数字列入了1983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第一次向国内外公布了1949年到1982年户口登记的每个年度的人口数字。”(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年第2期)这段话明确告诉人们，国家统计局1983年公布的人口数据“是通过公安部门的户口登记取得的”。这就完全否定了杨先生的错误观点。
从杨先生的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他根本不了解我国户籍管理制度的基本内容和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的采集与汇总过程。在户籍人口统计数据中，“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的形成过程与人口变动(出生、死亡、迁出和迁入)数据的采集过程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当年岁末人口总数”这一数据根本不需要独立采集。这就是在这一问题上的“中国实际”。
显然杨继绳先生对这些内容一无所知。他在《走向谬误》一文中说：“中国的人口数据最基层是由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的”，“生产大队干部在一起回忆一下：今年死了几个人，生了几个孩子。迁出数、迁入数也是上报时回顾的”。从表面上看，在实践中可能存在着杨先生所说的这种情况。但是他在这里模糊和遗漏了更为重要的情况。人民公社成立以后我国农村地区基层户籍登记机关是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所以杨先生所说的“生产大队的会计或文书上报”，实际上是上报到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那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负责户籍登记的人员在接到这些上报数据后，就要按照户籍管理制度的规定，分别将这些人口变动数据登记到本公社的“出生、死亡、迁出、迁入登记册”中，并且在本公社的常住人口户口簿中“根据人口变动，随时填入或者注销”。这就是说，杨先生所说的情况，仅仅是户籍登记的一种形式和辅助手段，这种情况改变不了我国经常性人口统计数据“是通过户籍登记的办法取得的”这一实质。
我们已经说过，对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总数”数据的采集和“人口变动”数据的采集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人口总数”数据根本不需要另外独立采集。杨先生却说基层上报数据时，人口总数数据和人口变动数据“这两组在理论上应当互相对应的数据在统计实践中没有数量上的对应关系”，这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杨先生为了说明他的观点，在《走向谬误》一文中提供了一个“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这个表格上只有当年“年末总人口”和当年“人口变动”两大项，没有上一年岁末总人口数的数据。据此，杨先生说：在表格上“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没有显示，也无法算出。这样，当年总人口的增长和人口自然变动就无法核对。我想，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
杨先生在这里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我国的户籍统计工作是每年都要进行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是每年都要填写上报的，并且在本单位和上一级户籍管理部门都要存档的。某个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岁末人口总数在该乡、镇(人民公社)上一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是明明白白记载着的，这样“当年总人口比上一年总人口增长多少”，虽然在当年的“人口及其变动情况统计表”上没有直接显示，但只要把它和上一年的统计表一对照，立即就可以计算出来，而绝对不是杨先生所说的“无法算出”、“无法核对”。所以杨先生所说的“这应当是当年总人口的增长数和当年人口自然变动数不相等的原因”，是完全错误的。杨先生完全否认198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这就完全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脱离实际必然走向谬误”。正是杨先生自己在这一脱离中国实际的认识上，推出了一系列脱离中国实际的结论，走向了“饿死3600万”的巨大谬误。
四、杨继绳先生的数学错误
从理论上讲，在不考虑国际移民的情况下(这一时期我国国际移民人数极少，可以不考虑)，一个国家某一年的人口总数增长数(即“该年岁末人口总数”减去“上一年岁末人口总数”)应当等于这一年的人口自然增长数(即“这一年的出生人口数”减去“这一年死亡人口数”)。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出现的重大的令人难以解释的矛盾就是：在1954年到1982年期间的大多数年份中，上述这两个应当相等的数字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异。我们把这一差异称为某年的人口异常变化数，即某年人口异常变化数＝该年人口总数增长数－该年人口自然增长数。由人口异常变化数确定的人口变化称为人口异常变化，人口异常变化数大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增加，小于零称为人口异常减少。
国家统计局1983年人口数据中的重大矛盾突出表现在：从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出现了数额巨大的人口总数异常减少的情况，五年合计异常减少了2644万人。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重大矛盾产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1960年到1964年连续五年我国人口总数异常减少2644万人的真实原因是什么？这是研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人口变动问题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杨继绳先生等人把我国这一期间人口总数的大量异常减少(合计2644万人)全部(或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这样就出现了“饿死三千万”的谣言。
我们利用数学思维方法证明下列基本结论：对于户籍统计数据来说，人口异常变化数只取决于户籍迁移过程中所产生的迁移漏报、重报(虚报)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纠正，与出生和死亡的漏报及其补报行为无关。因此，国家统计局人口数据中出现的我国这一时期人口的大量异常减少，不可能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这就从根本上彻底否定了“饿死三千万”的重大谣言。
杨先生显然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基本结论是对“饿死三千万”的彻底否定，所以在《走向谬误》一文中，他首先用了极大的篇幅否定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据是户籍统计数据，然后又试图推翻我们的证明。杨先生企图推翻我们的上述基本结论，只能是一件徒劳的事情。
五、关于漏报户籍就无法生存的问题
杨继绳先生在《走向谬误》、《谣言》两文中说：“在那个年代，每一个人的生活资料都要凭票证供应。从一个地方迁移到另一个地方，最为紧要的是赶紧办理‘粮油关系’的转移，而‘户口关系’的转移是‘粮油关系’转移的前提。不办户口就没有饭吃。孙先生断定当年数以千万计的人在迁移后不上户口，这些人吃什么？”这里杨先生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那个年代漏报户籍“就没有饭吃”。一些年轻的读者对我们的研究也提出过这一质疑。这里需要把这个问题说明一下。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吃饭”问题分为两种情况。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粮食凭票证供应，户口关系是粮食关系的前提。没有户口关系，市镇居民就没有粮食关系，也就买不到粮食，当然是难以生存的。但是，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农村居民。对于农村居民的绝大多数来说，他们自己就生产粮食，是不需要购买粮食的，更谈不上需要“凭票证供应”粮食的问题。当时我国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三级所有”是指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指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农村居民只要在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会按照一定的“人劳比例”从生产小队中分得粮食。只要有了粮食，他们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
我国在1956年到1959年大批农村人口迁移到市镇，1960年到1964年开展的市镇人口大精简运动中精简的重点就是这一部分人。这些人被精简以后，他们绝大多数都回到了农村原籍。我们所说的漏报户籍的人口，就是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这次迁移，实际上是回到了他们原先就生活在那里的家乡，那里有他们的家人和原先就居住过的住房(这实际上相当于现在的农民工返回家乡)。他们只要在自己家乡的生产小队参加劳动，就可以分到粮食，他们是不需要购买商品粮的，不存在“没有饭吃”的问题。对他们来说，在一个时期没有户籍对生活的影响并不是太大。至于这些人漏报户籍的原因，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先生认为：大精简运动中“由城市迁到农村的人口，对于落户农村却不那么积极。有些人认为，精简城市人口是暂时的，一旦经济情况好转就又会回到城市，所以宁肯把户口装在自己口袋里，也不愿在农村落户口(群众称之为‘口袋户口’)，免得以后再到城市落户口时遇到麻烦。”
杨先生在《走向谬误》和《谣言》两文中还说：“当时不带户籍、没有粮食关系的人口流动是有的，就是从农村逃荒出来的饥民。”我们讲得很明白，我国这一期间出现的迁移漏报户籍人口主要是在1961年到1963年开展的精简市镇人口运动中产生的，这些人精简以后绝大多数都回到了他们的农村原籍，这些人根本不是“盲流”。把这些人同“盲流”混淆在一起，显然是非常错误的。
六、杨继绳是怎样走向“饿死3600万”重大谬误的
杨继绳先生在《谣言》一文中说：“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关于这次调查的情况，他在《走向谬误》中说：“1961 年底，粮食部长陈国栋、国家统计局长贾启允、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三人受命，让各省填报一个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后，全国饿死人几千万！”为了让读者相信这件事，杨先生在这段话的注解中特别注明，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这件事。杨先生的这一说法有着重要影响，是他确认“饿死3600万”的关键性依据之一。
那么事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看一下周伯萍先生的儿子周轩进先生是怎么说的。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大饥荒时期的全国饿死人的统计数据。……有，也是局部的，不精确的。”杨先生说他2003年9月25日专门到周伯萍家，周先生当面向他确认了“全国饿死人几千万”。周轩进先生明确指出：“爸爸绝无可能对任何采访者公布什么饿死人数。即使是确实采访过爸爸的杨继绳，公布的对爸爸的采访记录中，也借爸爸之口，掺杂了一些他自己的‘合理’推论。”“爸爸恪守的这两个数据，就是两次‘缺粮人口’之间的差距。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饿死人数’，但绝不等于饿死人数。”(周轩进：《先父周伯萍周年祭——续记三》，参见《中华魂》网站)周轩进先生的上述回忆，充分揭露了杨继绳先生借周伯萍先生之口所“确认”的所谓“全国饿死人几千万”，是对周伯萍先生原意的重大篡改和伪造。
《墓碑》一书具有极大的欺骗性，这种欺骗性表现在，这部书是在“纪实”的名义下，引用了大量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来论证所谓“饿死3600万”的。因此为了揭露“饿死3600万”的荒谬性，我们就必须对《墓碑》提供的这些资料逐一进行查证。我们是用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完成了这一查证工作的。经过查证我们发现了以下基本事实：第一，《墓碑》中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是通过极为荒谬的“杨继绳公式”计算出来的，不是实际统计的结果；更有甚者，对不少地区，杨先生把自己计算的结果伪造为地方志的“记载”。第二，《墓碑》在使用大量的地方志、档案、对当事人的采访和各种形式的其他资料的数据时，都把其中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伪造和解释为“饿死人数”。第三，《墓碑》大量使用了虚假的、荒谬的数据，而对这些数据的来源和真实性根本没有进行查证和鉴别工作。第四，《墓碑》把许多地区由于各种错综复杂原因造成的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全部或者绝大多数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
在《墓碑》一书中，上述这些都不是个别的情况，而是普遍的、贯穿全书的现象和思维逻辑。我们所给出的若干例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典型实例而已。我们在即将完成的专著《还历史以真相》中要对此进行系统的、全面的分析和揭露。谣言终究是谣言，历史的真相必将大白于天下。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10/260768.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08/c_125674483.htm”， 看看是孙经先说的有道理，还是杨继绳写的有根据。孙经先指出杨继绳的文章中多处是骗人的。
两种观点都登载在官方或合法网站上，但是性质不可同日而语。
我引用的文章，是指责老毛、指责执政党的，但凡明显失实，是重大造谣，早就被和谐了。
而你引用的文章，只是反驳个人观点的，就是再失实也属于民事自诉案件，是民不举官不究的。
这里面的差距大了！清醒清醒吧！
----谁的职务高，谁的威信大，谁的责任也就越大！
49-76，是谁在神坛上？是谁要万万岁、万寿无疆？是谁搞了56场非经济建设的整人运动？是刘邓吗？是其他被老毛批倒批臭的人吗？
”JIalin 2014-02-24 22:19:42 回复 悄悄话 孙经先：彻底揭露“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重大谣言 “
----我介绍的文章都登载在大陆合法的网站上，如果是“大谣言”早就被公安局带走了！
还是那句话：谁的文章更有实地、有史料，有时间、地点、人物？
http://www.wyzxwk.com/Article/lishi/2011/10/260768.htm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08/c_125674483.htm
49年后直至老毛死亡，老毛一直是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你怎么解释老毛说过的那些话？刘邓早就被批倒批臭了，问题解决了吗？错误都是别人的，老毛一贯正确？
就像军国主义都是东条英机等人搞的，与当时的日本天皇无关？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6653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系列文章之九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6627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系列文章之八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6570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系列文章之七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6534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系列文章之六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6432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系列文章之五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6396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系列文章之四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6346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多少人系列文章之二
http://redchinacn.net/portal.php?mod=view&aid=16299
作者：林一章
来源：民社连线
http://www.dsucn.info/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058&extra=page%3D1
【《刘少奇选集》从1958年5月30日至1961年5月7日，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邓小平文选》从1958年4月7日至1960年3月25日、1960年3月25日至1961年10月23日，出现了三年六个月的文献空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强国论坛大于网友的《关于“郭兴邦让刘少奇背黑锅”问题的说明》（http://bbs1.people.com.cn/postDe ... 88728&boardId=2）一帖后面，“58.241.188”、“AC2006”等人跟了这样一些帖子：
·大刮五风的大跃进是发动者个人强加给全党、全国的，遭到刘少奇、周恩来等大多数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强烈反对。 ( 58.241.188 10-12-18 21:25:15 )
·只有毛一人要搞冒进，中央大多数领导人都反对，后来毛用政治高压强迫别人服从。 ( 58.241.188 10-12-18 21:57:29 )
·五风是毛搞的，不是刘搞的，根本不存在毛纠正刘五风的问题。 ( 58.241.188 10-12-18 21:59:31 )
针对“58.241.188”、“AC2006”等的这种说法，“122.95.163”、“第十阶层”等网友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当时的一些言论进行了反驳，还有的网友进一步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
·他们是如何反对的，拿出来看看？毛泽东强力纠正刘少奇大刮的五风是有很多事实根据的，有多次会议讲话为证。 ( 老泥头 10-12-18 21:37:33 )
·五风的总源头就是刘少奇，坚决反对五风的是毛泽东，不信就把当年两个人的文章拿出来摆一摆。 ( 61.167.119 10-12-18 21:38:18 )
·请你举证他们当时强烈反对的语录或是实际事情。 ( 打狗听叫声 10-12-19 12:01:48 )
这就是说，既然“58.241.188”、“AC2006”等认为，大跃进中大刮五风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责任，而刘少奇等中央其他领导人都是强烈反对的，那么，就需要将两方面的有关讲话、文章“拿出来摆一摆”，特别是要将刘少奇等人“是如何反对的，拿出来看看”。
应该说，这样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但是，“58.241.188”、“AC2006”等并没有这样做，而只是空空洞洞地说什么“当时经济工作的巨大失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他们每人有各人的责任”（AC2006），这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为了弥补“58.241.188”、“AC2006”这个举证乏力的缺陷，使他们的说法能够有根有据，俺花了一点时间，查找了一下刘少奇、邓小平等人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讲话、文章，相应的，也查找了一下毛泽东同志同一时期的讲话、文章。
众所周知，根据中央规定，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文章，必须以中央审定的正式出版物为准，其中，主要就是各位领导人的选集、文集、文选。所以，俺选择了最具权威性的、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刘少奇选集》、《邓小平文选》和《毛泽东文集》，还有《朱德选集》等来查找。
【一】先看《刘少奇选集》
《刘少奇选集》（下卷）中选入的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有七篇，即：
23、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24、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25、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 (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
26、地质工作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开路先锋(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
27、我国应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
——
28、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
29、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30、在呼伦贝尔盟林业干部会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八月六日)
其中，在“大跃进”期间，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现了整整三年的文献空白。
刘少奇当时身为主持工作的党的副主席，尤其是1959年4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主席后，三年时间没有一份文献收入《刘少奇选集》。
此后，虽然有两篇涉及到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讲话、文章，即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的《同炭子冲农民的谈话》和一九六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的《当前经济 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那也都是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一九六〇年冬，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 误，并且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之后，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末尾了。
【二】再看《邓小平文选》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中选入的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八篇，即：
共产党要接受监督（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搞建设（一九五七年四月八日）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
办教育一要普及二要提高（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
——
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
——
提倡深入细致的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
大批提拔年轻的技术干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重要的是做好经常工作（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其中，在“大跃进”期间，没有一篇涉及到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文章，而且从一九五八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出现 了一年又十一个月多的文献空白，从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五日至一九六一年十月二十三日，又出现了一年另七个月的空白。前后相加，文献空白期五年间达三年六个 月。
直到一九六二年二月六日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之前，五年多的时间，《邓小平文选》没有收入一篇关于经济工作的讲话、文章。
【三】一个问题
看到这里，也许有的网友要问：如果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确实像“58.241.188”、“AC2006”所说的，是“强烈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 那么，为什么四、五年期间竟会没有一篇这样那样、或多或少地指出大跃进的错误、哪怕是一个小小错误的讲话、文章呢？这恐怕有三种可能：
第一、他们本来有大量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讲话、文章，只是出于某种考虑，不宜收入；第二、他们本来就没有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讲话、文章，自然也就无从收录；第三、他们本来就有大量鼓吹“五风”的讲话、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不能收录。
当然，“58.241.188”、“AC2006”也许会说，这是由于“毛用政治高压强迫别人服从”，所以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时才没有说话，或者不能说话，无法发表反对“大刮五风的大跃进”的讲话、文章。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这里，不妨来看一看当年朱德同志是怎样直言不讳地批评大跃进期间出现的问题，甚至直接向毛泽东同志反映的。
【四】看一下《朱德选集》等
在《朱德选集》中，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的文章，共有六篇，即：
光荣伟大的三十年（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必须重视和加强山区建设（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发展手工业生产，满足人民需要（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勤俭持家（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一九五九年二月——一九六一年五月）
辛亥革命回忆（一九六一年十月十日）
其中，《对农村办公共食堂问题的意见》就明确指出：
“农村办公共食堂，都吃一样的饭菜，象军队一样，这有点生硬。军队都是年轻人，又是作战部队，可以这样办。社员的生活如果这样长期搞下去，就成问题了。这是一个关系到几亿人口吃饭的大问题。” （一九五九年二月十七日同中共广东江门地委负责同志的谈话）
……
“去年农业是好收成，粮食为什么还紧？主要是吃大锅饭吃掉了。好的，吃了；坏的，烂了。农民对私有制习惯了，分散消费可能节省一些。”（一九五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的发言）
“群众说食堂有五不好：1．社员吃不够标准；2．浪费劳动力；3．浪费时间；4．下雨天吃饭不方便；5．一年到头吃糊涂面。干部反映食堂有十一“砸” （整苦了的意思）：1．把眼熬砸了；2．把会开砸了；3．把批评挨砸了；4．把脸伤砸了；5.把上级哄砸了；6．把群众整砸了；7．把劳动力费砸了；8． 把树砍砸了；9．把牲口草烧砸了；10．把锅打砸了；11．炊管人员把鬼日砸了。”（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给毛泽东同志的信）
另外，《陈云文选》中也有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类似的批评大跃进期间存在的错误、缺点的讲话、文章。
这就说明，在当时根本不存在什么毛泽东同志“用政治高压强迫别人服从”的事情；同时也说明，在领导人的选集、文选中收录反对“五风”的讲话、文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忌讳，只要是有，即照收不误。
那么，是不是有可能刘少奇等人本来就有许多鼓吹“五风”的讲话、文章，只是为了维护他们的形象，没有收录进他们的选集、文选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因为：
其一、刘少奇、邓小平当时是主持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可他们的选集、文选中选编的这期间的讲话、文章，却少得出奇，同其他时期、同其他领导人的选集、文选根本不成比例；
其二、他们在这期间的许多鼓吹“五风”的讲话、文章，当时都公开发表在《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上，早已家喻户晓、影响深远。比如刘少 奇1958年6月14日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1958年6月30日同《北京日报》社编辑的谈话，1958年7月5日在石景山发电厂的讲话，以及在视察河 北省徐水县、山东省寿张县时的谈话等等，但都没有收入他的选集。
【五】最后，来看《毛泽东文集》
从1957年至1961年，五年间，不包括有关批示，《毛泽东文集》中收录的有关论述经济建设和大跃进、反对大刮“五风”的讲话、文章，就多达二十七篇。其中，著名的有：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二月的《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九年三月至四月的几篇《党内通信》；
一九五九年六月的《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
一九六〇年三月的《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彻底纠正“五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的《永远不许一平二调》；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的《坚决退赔，刹住“共产风”》；
一九六一年三月的《反对两个平均主义》；
一九六一年六月的《总结经验，教育干部》；
一九六一年九月的《给中央常委的信》，等等……
好了，经过这一番查找，两相对比，究竟是谁在强烈反对大跃进期间某些领导人刮起的“五风”，已经很清楚了！
希望“58.241.188”和“AC2006”等，能把毛泽东同志的这些重要讲话、文章，找来看一看。当然，俺相信，你们是绝对不会去看的！
（注：本文参考了杨连旭网友《曝光揭秘“大跃进”档案》的有关内容，谨表感谢！）
网友评论：
1） 惊人发现！ 有力证据！刘邓对大跃进、反右、文革都是有重大责任的。人民要问的是：为什么错的全是毛泽东；对的全是邓小平？为什么毛可以检讨；邓不许说不（说不就镇压、就开坦克、就维稳、就陷害暗杀）？谁能回答？？？？？？？？
2） 有下面这张邓小平站在"亩产万斤"粮de照片,差不多不用再调查了。亩产万斤的推手就是邓小平刘少奇，并且，他们作为一线负责人，并非被欺骗，而是主动欺骗！联想到刘邓都是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反对农业合作化，刘暂短上台就搞三自一包，邓多年后上台马上强迫分田私有，那么，两人制造亩产万斤谎言的目的是什么：杀人，为私有化制造舆论，用极左浮夸厚黑补锅法抹黑社会主义，抹黑共产党
3） 证据大于雄辩啊! 就是右右们糊涂, 仍然揪住已经检讨了的毛泽东不放, 大肆攻击诽谤; 但却对一线人物, 和下令用坦克杀他们的人, 千辩万护, 本目倒置! 脑残了, 是不是?
4） 外媒：《“镉大米”反映中国土壤污染严重》美国《大西洋》月刊刊文说，中国有40％至70％的土壤已经被重金属和化肥污染。其结果就是中国十分之一的大米镉含量超标。没有一个部委负责监管土壤污染。今年早些时候，国务院将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体系的设立从2015年推迟到2020年。
——再答孙经先对《墓碑》的指责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read/dushu/2013/1214/97011.html
1958-1962年到底饿死多少人，不是坐在书斋里能够计算出来的。计算只能是一个参考。关键是实际调查。就饿死人的数量问题，当年对局部地区的调查做过一些，据我所知，全国性的调查有一次。那是1961年，当年的粮食部党组书记陈国栋、粮食部办公厅主任周伯萍、国家统计局局长贾启允三个人的调查。上世纪80年代，作为国家计生委副主任的周伯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所的一次报告中介绍了这次调查：1961年，他们三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了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经汇总以后，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恩来看到后通知他们三人：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周伯萍说的“几千万”到底是多少？为了确认这个事实，2003年9月25日，我到周伯萍家当面请教，但他不愿意说。2012年周老逝世，在八宝山向他遗体告别时，他儿子和女婿对我说：“我们老人家一直遵循周总理的指示，至死没有说出这个数字。”到底几千万？按常识，两千万不能说是几千万，至少两千万以上。
更令人震撼的是，在大饥荒年代，全国有文字记载的人吃人事件达数千起之多。时任山东省长的赵健民在1960年12月山东省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说，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山东有文字记录人吃人的事件有23起，没有文字材料但有口头汇报的十多起。1961年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报告说，全省人吃人的事件1287起。青海省公安厅报告，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事件300多起。试想一下，如果不是极度饥饿，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对这些令人痛心的事件，孙经先为什么视而不见呢？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上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注12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注13按照孙经先的“科学推导”，刘少奇这些说法算不算“重大谣言”呢？
老毛的一句话可以顶别人一万句话，你却把功劳归于老毛，错误归于别人？可能吗？
49年后30年间，老毛搞了56场运动，直至自己死亡。那一项运动不是奉老毛的最高指示行动的，有那个运动是搞经济建设或科技建设的？老毛除了会搞阶级斗争、会搞运动整人还搞过什么？
宋彬彬“文革道歉”引起轩然大波，为了让更多人了解文革真相，顽石和诸位一起来学习文革初期一份极其重要的中央文件。这份文件出台的背景：文革之初，刘少奇、邓小平派驻工作组进驻学校等单位(工作组具体做了什么，请参看附于文后的邓小平三公主邓榕文革中写的大字报)， 大规模武斗由此而起，宋彬彬她们打死的卞仲耘校长就是死在这个时期，毛主席对文革前期这种混乱局面非常不满，于1968年8月5日写了《炮打司令部——我 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呵!请同志们重读这一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 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 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联想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实右 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 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对文革进行全面部署，并于1966年8月8日通过一项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人民日报》1966年8月13日登出)。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关于文革的纲领性决定，看看当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搞的到底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大革命。详细内容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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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正是从力避社会再重新恢复欺压与剥削制度的意义出发，而当时社会的一些既得利益者以及他们的子女家人，为维护其被本身所拥有利益，尽其所能、手法使尽也要对文革名曰拥护实则诱导、误导，再是颠覆，以便维护其自身既得利益。
究竟是谁在文革中搞打砸抢? 以上资料也许可以让我们品味出问题的答案。制造打砸抢、动乱的，就是一小撮企图蒙混过关的走资派，以及混进群众组织的坏人。
----这种说法才荒谬！死人都是一些地方很多，一些地方较少，一些地方更本没有。不存在平均死人的问题！就像成立跟农村的差异一样，不能同日而语。
按一九五八年前后的生产力水平，全国每年大约能增产粮食一百多亿斤至二百亿斤，所以在三月间刚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还只是说：「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亿斤粮食，七百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注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可是过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报》不断报导亩产万斤的「卫星」，毛泽东便飘飘然起来，调子完全变了。 在九月五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又说执政八年总共增产粮食一千六百亿斤，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地球打了两个滚，于是他觉得粮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如何处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毛在武昌会议上又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毛说话时，他的爱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凑热插了一句：「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使人觉得他安徽的粮食已经多得泛滥成灾了。
这次中共中央的会议上是一片阳光、灿烂辉煌，而下面却开始黑天了。
已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并成功地使毛泽东相信他们「粮食吃不完」的河北徐水县，宣称要响应毛主席号召，用粮食生产酒精作燃料，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部派人去那里，打算帮他们建一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谁知派员到那里一看，连人吃的白薯都没有了，哪里还能办工厂？见到农民已经在挨饿，他们赶紧向当时正在徐水的河北省委书记汇报。但徐水是毛泽东亲自表扬的大跃进的模范县，这位书记不敢正视现实、捅破谎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徐水的成绩是大的，工作上有点粗。」继续将真相掩盖著。
由于中宣部长陆定一指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关门下去「参加大跃进」，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献珍便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到河南省，打算看看这个宣布全省平均亩产达千斤的全国第一个「千斤省」的大跃进实况。刚到省会郑州，就有许多老干部去看他，告诉他密县缺粮，农民普遍得了浮肿病，已经饿死了人，卫生部派员去调查，已查明确属事实。这就是说，在五八年十一月间，即毛泽东正担心粮食太多、如何处理的时候，下面已经饿死人了。几个月前先到河南的两位党校的干部还告诉杨说，他们所在的人民公社，社长的娘来找儿子要粮，儿子没有，娘只好哭著回去了。公社社员断了粮，从北京下放任职的县委书记也拿不出办法来，只好建议各社将晒乾的红薯藤子磨成粉，煮成糊糊，藉以维持生命。
从河北到河南，再向南走到湖北。那里的情形也差不多。解放军的将领吴世安回到阔别了二十四年的老家红安县，发现大人全修水库去了，只剩小孩们在寒冷的水田里拔草。年纪小的肚子饿了无人管，将军抱起一个哭著的男孩走向公社食堂，却发现大门紧闭著。他找遍全村，竟没讨到一点粮食。回到部队后，他让炊事员将自己的口粮每日省下半斤，拿去救济家乡的孩子。军区召开大会，将军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是：「我是找你们讨米的．．．．」
种粮的怎么没有粮吃？这需要解释几句。
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两位副总理谈话时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注２：《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将自由给予农民，那么社会主义就没有了。所以，从合作化时期开始，中共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民每年可以留多少粮自食由政府决定。那数字虽然随收成浮动，但标准定得很低。毛一九六○年定过一个原则：不（饿）死人，维持人民健康，（注３：《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五九页。）因为他认为「人穷好些．．．．中国富起来也容易出修正主义，不能吃得太好。」（注４：《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二二一页。）这一套办法虽然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的确可以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得到一些「返销粮」，虽然只能凑个半饱，却不致饿死。
但是大跃进就乱套了。譬如说某地往年生产八万斤粮，自留七万斤，上交一万斤，一九五八年风调雨顺增产一万斤这就算不错了（毛泽东老家湖南湘潭韶山人民公社「大吃偏饭」，即国家特别支援，粮食也只增产百分之十四，见李锐《怀念廿篇》），可是干部向上级吹牛说增产百分之五十，打了十二万斤粮，那就得卖给国家五万斤「馀粮」，农民自留粮便由七万斤降到了四万斤。如果真是个灾年，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瓜菜和米煮粥，细水长流，以中国农民耐苦的本领度荒，或许可以凭那四万斤粮食挨到第二年夏收。但是恰恰这一年搞起了人民公社，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食堂。
毛泽东九月初在安徽看到一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便指示：「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注５：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他在十一月间的郑州会议上还引述历史典故，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注６：《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可见他将公共食堂当作社会主义一大特徵是明白无疑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农村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鼓足干劲生产，撑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实在不足为奇。
河南省吹牛最凶，说全省实现了亩产千斤，又毁掉了整整一半的秋粮，那么全省自一九五八年底起就开始挨饿便是必然的了。罗荣桓元帅五九年六月五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语破的。
最好的例子是甘肃省通渭县。这是个大跃进的「先进县」，其县委书记还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赴京列席了五八年五月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由于实际产量只有一亿一千多万斤，而上报却说产了二亿六千万斤，结果国家按上报数徵购「馀粮」四千一百多万斤，农民口粮不足，从五九年春季到六月这几个月内该县已饿死了六千馀人。
湖北省本是鱼米之乡，一九五八年与丰收的五七年收成不相上下，但湖北省委十月间向中央报告估产时多报了数字。到五九年春，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作了检讨，可是已经晚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三十年后回忆道：「到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注７：《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可见农民挨饿乃至饿死的灾祸，完全是各级干部制造出来的。
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并不难，凡是下去走了一走的，全都看到了真相。譬如张闻天的夫人回忆她和张闻天于一九五九年初春外出调查的情形时写道：「这时『共产风』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注８：《了望》一九八五年三十二期。）四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饿死了一百馀人了。（注９：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工作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参见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一三七页。）
由此可知，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按一九五八年前后的生产力水平，全国每年大约能增产粮食一百多亿斤至二百亿斤，所以在三月间刚发动大跃进时，毛泽东还只是说：「今年如果能增加一千亿斤粮食，七百亿斤也好，整个地球就翻过来了。」（注１：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王恩茂发言时的插话。）可是过了半年，人民公社成立，《人民日报》不断报导亩产万斤的「卫星」，毛泽东便飘飘然起来，调子完全变了。 在九月五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说：「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要么就没有，要么就很多。」又说执政八年总共增产粮食一千六百亿斤，而一九五八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地球打了两个滚，于是他觉得粮食太多了：「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如何处理？「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到了十一月二十三日，毛在武昌会议上又说：「农业快得很，明年再搞一年。就粮食而论，搞到一万五千亿斤，农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一年假。粮食多了吃不完．．．．」毛说话时，他的爱将、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也凑热插了一句：「我们担心农作物的出路问题。」使人觉得他安徽的粮食已经多得泛滥成灾了。
这次中共中央的会议上是一片阳光、灿烂辉煌，而下面却开始黑天了。
已宣布进入共产主义，并成功地使毛泽东相信他们「粮食吃不完」的河北徐水县，宣称要响应毛主席号召，用粮食生产酒精作燃料，于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部派人去那里，打算帮他们建一个用白薯生产酒精的工厂。谁知派员到那里一看，连人吃的白薯都没有了，哪里还能办工厂？见到农民已经在挨饿，他们赶紧向当时正在徐水的河北省委书记汇报。但徐水是毛泽东亲自表扬的大跃进的模范县，这位书记不敢正视现实、捅破谎言，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徐水的成绩是大的，工作上有点粗。」继续将真相掩盖著。
由于中宣部长陆定一指示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关门下去「参加大跃进」，党委书记兼副校长杨献珍便于一九五九年一月初到河南省，打算看看这个宣布全省平均亩产达千斤的全国第一个「千斤省」的大跃进实况。刚到省会郑州，就有许多老干部去看他，告诉他密县缺粮，农民普遍得了浮肿病，已经饿死了人，卫生部派员去调查，已查明确属事实。这就是说，在五八年十一月间，即毛泽东正担心粮食太多、如何处理的时候，下面已经饿死人了。几个月前先到河南的两位党校的干部还告诉杨说，他们所在的人民公社，社长的娘来找儿子要粮，儿子没有，娘只好哭著回去了。公社社员断了粮，从北京下放任职的县委书记也拿不出办法来，只好建议各社将晒乾的红薯藤子磨成粉，煮成糊糊，藉以维持生命。
从河北到河南，再向南走到湖北。那里的情形也差不多。解放军的将领吴世安回到阔别了二十四年的老家红安县，发现大人全修水库去了，只剩小孩们在寒冷的水田里拔草。年纪小的肚子饿了无人管，将军抱起一个哭著的男孩走向公社食堂，却发现大门紧闭著。他找遍全村，竟没讨到一点粮食。回到部队后，他让炊事员将自己的口粮每日省下半斤，拿去救济家乡的孩子。军区召开大会，将军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是：「我是找你们讨米的．．．．」
种粮的怎么没有粮吃？这需要解释几句。
毛泽东在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对李先念、邓子恢两位副总理谈话时说：「农民对社会主义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注２：《党史研究》一九八四年第四期。）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将自由给予农民，那么社会主义就没有了。所以，从合作化时期开始，中共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农民每年可以留多少粮自食由政府决定。那数字虽然随收成浮动，但标准定得很低。毛一九六○年定过一个原则：不（饿）死人，维持人民健康，（注３：《党史研究》一九八六年第六期，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一五九页。）因为他认为「人穷好些．．．．中国富起来也容易出修正主义，不能吃得太好。」（注４：《党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六期，转引自《晚年毛泽东》第二二一页。）这一套办法虽然扼杀了农民的积极性，但的确可以使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得到一些「返销粮」，虽然只能凑个半饱，却不致饿死。
但是大跃进就乱套了。譬如说某地往年生产八万斤粮，自留七万斤，上交一万斤，一九五八年风调雨顺增产一万斤这就算不错了（毛泽东老家湖南湘潭韶山人民公社「大吃偏饭」，即国家特别支援，粮食也只增产百分之十四，见李锐《怀念廿篇》），可是干部向上级吹牛说增产百分之五十，打了十二万斤粮，那就得卖给国家五万斤「馀粮」，农民自留粮便由七万斤降到了四万斤。如果真是个灾年，从一开始就精打细算，瓜菜和米煮粥，细水长流，以中国农民耐苦的本领度荒，或许可以凭那四万斤粮食挨到第二年夏收。但是恰恰这一年搞起了人民公社，办起了吃饭不要钱的食堂。
毛泽东九月初在安徽看到一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便指示：「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注５：一九五八年十月四日《人民日报》。）他在十一月间的郑州会议上还引述历史典故，说：「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是有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注６：《党史研究》一九八七年第一期。）可见他将公共食堂当作社会主义一大特徵是明白无疑的。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农村人民公社都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制度。「鼓足干劲生产，撑开肚皮吃饭」，公共食堂以几千年来老百姓从未见过的场面糟蹋粮食，三、四个月就耗尽了那本已不足的口粮，实在不足为奇。
河南省吹牛最凶，说全省实现了亩产千斤，又毁掉了整整一半的秋粮，那么全省自一九五八年底起就开始挨饿便是必然的了。罗荣桓元帅五九年六月五日在解放军政治学院的一个会上说：「现在看粮食越紧张，越是去年放卫星的地方，不紧张的倒是去年插白旗的地方。」真是一语破的。
最好的例子是甘肃省通渭县。这是个大跃进的「先进县」，其县委书记还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赴京列席了五八年五月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由于实际产量只有一亿一千多万斤，而上报却说产了二亿六千万斤，结果国家按上报数徵购「馀粮」四千一百多万斤，农民口粮不足，从五九年春季到六月这几个月内该县已饿死了六千馀人。
湖北省本是鱼米之乡，一九五八年与丰收的五七年收成不相上下，但湖北省委十月间向中央报告估产时多报了数字。到五九年春，省委有所醒悟，向中央作了检讨，可是已经晚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三十年后回忆道：「到一九五九年春节之后，挨饿的人多起来了，开始发现饿死人的事情。」（注７：《春秋》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可见农民挨饿乃至饿死的灾祸，完全是各级干部制造出来的。
要了解当时的情况并不难，凡是下去走了一走的，全都看到了真相。譬如张闻天的夫人回忆她和张闻天于一九五九年初春外出调查的情形时写道：「这时『共产风』的恶果已经显露出来，云南、海南岛都发出了饿死人的警报！」（注８：《了望》一九八五年三十二期。）四月间中共广东省委已经向中央报告饿死了一百馀人了。（注９：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广东省委关于目前农村工作情况和部署的报告》。参见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一三七页。）
由此可知，灾难已经越过地平线，正在全国范围蔓延。
一位青年一九六八年即人民公社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到海南岛黎族人民生活的地区当兵。他这样记述在五年间亲眼所见的黎族人民生活困苦的情形：「黎族同胞还是以刀耕火种的落后生产方式劳苦躬耕，结绳记事的原始生活在这里屡见不鲜．．．．传说这里的黎胞常吃沤烂的小青蛙、四脚蛇之事，实实在在是真的。」（注１６：一九八五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
一九七二年，一位黎族中学生退了学。热心的老师走了八十里路赶到他家中，才明白原因。在这普通的黎族公社社员家庭中，「爸爸生病卧床，母亲鸡一叫就起床舂米，煮上一锅稀饭，摆好一碗盐巴，便匆匆上工了，中午也不回来。小弟弟小妹妹们哪个起床，饿了，自个盛一碗稀饭吃。到了晚上，稀饭光了，妈妈也该回家了．．．．」那位身为兄长的中学生无粮可带到学去，书也就读不下去了。
据说，一九八三年总理赵紫阳访问非洲后，回北京时路过海南岛稍事停留，这位当年的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海南隶属广东省）十分感慨地说：「访问非洲十国之前，我以为非洲是全世界最落后的地区。现在看来，海南岛比非洲还要落后荒凉。」
从海南岛向北走，跨越整个中国来到北疆，便是内蒙古。一九七九年的农历正月十五，中共内蒙古第一书记周惠到了卓资县的一个村庄，发现竟然有一些人家外出讨饭还没回乡。按农村传统，即使在外谋生也要在正月之前赶回家乡，何况是讨饭。如果他们能从家乡的人民公社那里讨得一点粮食，决不会流落不归。周惠当即指示当地公社把部份土地、羊畜分给社员。社员得到了归自己支配的一小块田，将它称为「救命田」。说是救命，一点不夸张，从此他们就不用外出讨饭了。不过，中共修正毛泽东公社制度实在为时太晚，内蒙古大草原上搞了二十多年人民公社，到邓小平著手改革时，已有三分之一草场退化，五百五十万公顷（另一份材料说是一点一亿亩）草原变成了沙漠。
要想对人民公社带来的中国农民的贫困状况有个准确的认识，应当记著下面的数字：
在毛泽东去世的一九七六年，黄河中游地区的一百多个县，当年人均收入是三十九元，（注１７：《了望》一九八五年第二十五期）折合美金约二十元，亦即当时一名美国技术工人两小时至三小时的工资。如以一个劳动力养活三至四人计，那么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仅相当于人家一天的工资。考虑到历史因素，不同外国比，同自己的过去相比吧。「据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七年统计，全国有两百多个县的生产水平倒退到解放初期，少数还低于建国初期。另据一九八○年上半年对全国五百万个农村核算单位统计，年人均收入五十元以下的几乎达到近三分之一。」（注１８：《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一期。)截至一九七七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仍然低于一九五五年。（注１９：胡乔木《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
一九五五年，正是「高级化前土改后」，中国农村「走进」社会主义之前。这一年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高踞于随后的二十二年之上不是偶然的，决不是老天特别照应，特别给了中国人民风调雨顺的年景。从上面的记述中我们看到，自从一九五六年中国成了毛式社会主义的天下，人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一走进这个社会主义，农业就一蹶不振，人民就一直挨饿，正如一九七九年中共四川省广汉县县委书记常光南对省委书记赵紫阳所说：「大家对人民公社有意见。自从有了公社，就没有吃饱饭。」（注２０：见《海南纪事》 创刊号中《紫阳治蜀》一文。）毛式社会主义使几亿中国农民饿了二十多年肚子，这是宏观上人人看得见的恶果。现在，我们要看看这恶果是怎样产生的，特别是在毛泽东搞出人民公社的最初几年中，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人民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历史会证明谁在胡扯八道的。老毛眼里凡是搞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修正主义，老毛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的。因为批斯大林，粗暴干涉苏联内政总是事实吧！
有理不在声高，真相不会被淹没的。
胡扯八道！你的逻辑是凡是好的东西都是别人的，凡是不好的都是老毛的，这是典型的反毛的、经不起反驳的逻辑。没有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大跃进与刘邓密切相关？文革的打砸抢也是反毛的高干的子弟们带头干的？毛泽东在农村长大，根本就不信所谓的亩产万斤，因为那是常识。
三线建设根本是老毛为了自己独裁，粗暴干涉苏联内政惹的祸。赫鲁晓夫援建中国157个项目，老毛却因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怕影响到自己接斯大林的班，在国内独裁而让中国粗暴干涉苏联内政，在国际上反对批判斯大林，才导致中苏撕破脸。老毛又误判苏联会进攻中国，又劳民伤财的在国内瞎折腾，把不多的家底搬来搬去。
而死三千万的更是事实，这些史料大陆都出版了，视而不见是没用的。
王忠新
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清贫，是很多右派抓住不放，攻击毛泽东的“罩门”。茅于轼的《30年前的中国老百姓》，将毛泽东时代的百姓说的水深火热。莫言笔下的毛泽东时代，更是“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的世界。”在老顽童五世的笔下《毛时代：穷人命运比任何时期都更悲惨！》等等。当一些事物被“这些师长及公众人物阴暗和龌龊的进行反复谣传，自然会被人解读为那是不能直说的史实”。而扭曲了历史，往往就扭曲了未来。而扭曲历史的要害，正是要扭曲未来。而要想追求未来，就必然要还原历史。
一、国民党统治的民国不民生凄惨？
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毛泽东时代的民生与今天相比，或许有许多不尽人意，但判断历史是否进步，只能同过去相比，也必须同过去相比！因人们无法拿今天去比较明天，只能在比较昨天中显影，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1、民国各种饥荒饿死两亿人。旧中国饥荒不断，全国各地几乎年年都发生饿死人的水旱灾害。其中，较大的几起是：1920-1921年的华北四省大饥荒，死1000多万；1928-1930年的北方八省大饥荒，夺走1300万条性命，5000万难民；1936-1937年的川甘大饥荒，逾千万人死亡；1939年的水灾大饥荒，1943年中原大饥荒、广东大饥荒，共有600多万人饿死；1946-1947年南方大饥荒，粤桂湘就饿死1750万人。旧中国的老百姓即使没被饿死，平均寿命也只有35岁。
旧中国除了灾荒，还有官吏腐败，兵匪肆虐，恶霸横行，灾难频繁，迷信泛滥，文盲充斥，缺医少药，民不聊生。鲁迅的结论是：中华民族“不像活在人间”！
2、美国记者笔下的河南灾荒。作为特写镜头，具体看看1942年河南的灾荒，1943年2月1日 《大公报》发表了通讯《饥饿的河南》：“十室九空”，人祸更随处可见。蒋介石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采写记者张高峰被豫西警备司令部逮捕刑讯。这激怒了亲蒋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他和《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一起亲赴河南，看到了：母亲将自己死的孩子煮了吃，有的家庭，把所有东西卖完换得最后一顿饱饭，全家自杀……。1942年河南至少饿死三百万人，而官方统计为：1602人。政府非但不作为，且变本加厉盘剥灾民。3月22日，白修德的通讯《等待收成》刊发在《时代》周刊，引起轰动美国（国民党把洛阳电报局将白修德文章发往美国的发报员杀害）。
二、毛泽东饿死了三千多万人吗？
说毛泽东时代的“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三千多万人，这是汉奸和“公知”最为津津乐道，也是他们攻击毛泽东罔顾民生的“铁证”。可就是这么一个铁证，一查出处就知造假！
1、饿死三千多万人出处何在？“三年困难时期”发生过饿死人的情况，这不能否认，但对死多少人的界定，直接涉及对事物性质的认定。汉奸和“公知”说的“饿死三千多万人”，可这所谓的“铁证如山”，无论文字和图片的转载，均来自于香港大学荷兰籍历史系教授冯客，写的那本《毛泽东的大饥荒—1958-1962年的中国浩劫史》，书是台湾蒋经国基金会拿100多万美元雇佣冯客当“刀笔”，此书从封面到所有内图，都是引用民国大饥荒的照片造假，所提供的数据都是主观臆测。
2、汉奸“公知”家饿死了谁？以茅于轼为代表的汉奸“公知”们，讲起“饿死三千多万人”，亢奋像打了鸡血。试问：当时中国只有6亿人口，如饿死3800万人，就等于十几个人中就饿死一个，几乎家家都有饿殍。可人们不妨看看周围，谁家在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死过人？汉奸“公知”们为什么从来不举例说说自己家里，或亲戚家里饿死了谁！难道一个汉奸连十几个家属和亲友都没有吗？
3、毛泽东让国人少饿死1.5亿。与无良公知相反，台湾学者李敖则认为：今天的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每年都有1500万人饿死。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每年应饿死300万人，50年应有1.5亿人饿死。今天的印度，死个人像死只蚂蚁，印度不还拥有某些人向往的西方民主议会制度吗？
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语言学的荣誉退休教授诺姆·乔姆斯基博士：比较了1947－1979年间印度和中国的人口死亡率，印度没有发生像中国三年自然灾害的大范围饥荒。但由于中国的医疗制度的普及，中国的人口死亡率下降较印度快了许多。结果是，30年来中国比印度少死了1亿人之多。
三、毛泽东时代的“穷根”在哪？
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相比民国无疑是翻天覆地，但毛泽东时代的27年里，民生毕竟还不富裕，基本都穿带补丁的衣服，主食基本以粗粮为主，甚至瓜菜代，这都是事实，可“水有源，树有根”，毛泽东时代的民生为什么还不富裕，这有四大深层次原因。
原因之一：新中国建在“一穷二白”之上。建国时，中国经过了上百年的半殖民压迫和几十年的战争，几乎没有工业和基础设施、文盲率80%、婴儿成活率20%、科技水平处于十九世纪中叶。要资本没资本，要技术没技术，要外汇没外汇，要海外市场没市场，有的只是国民党发行金圆券，把大陆的财富掠夺一空，将价值100亿美元的黄金运往台湾，留下了天文数字的通货膨胀。全国人均资产仅仅1美元多点，就是说将全国的固定资产若平均分配，每人只占有一美元；1950年的国民生产总产值是180亿美元（一美元兑2.75元人民币），每人平均只能分到十几元钱，农业产值占80%。中国是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
原因之二：建设新中国一分钱掰八半花。治 国就如治家，一个穷家过日子，挣钱都吃了、喝了，那是“二流子”；一个穷家要过上好日子，在保证吃饭的前提下，必须要勒紧裤带，将有限的资金放在扩大生 产，培养孩子上学，建房盖屋娶媳妇上等等。处于千疮百孔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一分钱八下里指望着。在绝对困境中建国，毛泽东要顾民生，可也要节衣缩食的筹集 中国工业化的资金。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要勒紧裤带过几年紧吧日子。
在这样的国情下，“一要保吃饭，二要搞建设”，就是个两难，又是必须坚持的大政方针。在这样的国情下，民生的重点只能是保吃饭，只能保最基本的民生，这是万般无奈。在这样的国情下，勒紧裤带也要建国，这也是一个伟大民族的历史悲壮。在这样的国情下，就是睡地窨子，也要艰苦创业，他成就了中华民族创业的辉 煌。毛泽东时代的28年，创造出远远超出5000年中国创造出的物质财富总和（对毛泽东时代取得的巨大建设成就下篇专述）！
台湾大学外文系颜元叔教授演讲中说：“他们一辈子吃了两辈子的苦”，这是痛心的话，悲痛的话，却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话。试问：不是一辈子吃两辈子的苦，一辈子怎得两辈子、甚至三辈子、四辈子的成就？…… 50年来，中国大陆是“炼狱”。什么是“炼狱”？就是经过火的洗礼，能够升入天堂。中国过去50年的苦难，是“炼狱”的苦难，是有提升功能的苦难，是有建设性的苦难，是追求成就的苦难!
原因之三：“准战争环境”要用钱卫国。毛泽东时代整个处在，“大战不断，小战（局部战争）接二连三、一切按最坏的情况做准备”的“准战争环境”下。评论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绝不能脱离“准战争年代环境”的历史实际。
一、“国内局部战事不断。刚建立的新中国，内有上百万国民党残兵、上百万土匪作乱。国内剿匪从1949年进行到1962年；国内战争从1949年进行到1974年：舟山群岛之战、万山群岛之战、上海防空保卫战、海南岛之战、东山岛之战、东海海战、一江山岛之战、炮击金门、西藏平叛、反台湾国民党军队特工登陆骚扰、“八?六”海战与崇武以东海战、对美国和台湾国民党空军的反侦察、反袭扰作战。
还有，1960年底至1961年初，中国边防部队与缅甸国防军在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前后两次实施了联合清剿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史称中缅联合勘界警卫作战。这是我军历史上特殊的、鲜为人知的越境作战行动等。
二、卫国立威必打之战。毛泽东时代国土寸土不让，打卫国立威之战绝不手软！
1、抗美援朝”投入举国之力。1951年，中国的全部财政预算才126亿人民币，军费比例超过50%，（比例数大，绝对数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之战，这是中华民族的自立之战，无论花多少钱，都必须去打！我们毕竟打赢了！
2、饥饿中打赢了中印之战。三年困难时期，急需休养生息，可印度咄咄逼人抢占中国领土。苏联与美国装备和支持印度发动边界战争，毛泽东坚定地说：不管你印苏联军，还是美印联军，即便再来一次八国联军，我们中国也要与你们打！打出一个真理来。短短30天，中国完胜中印之战！
3、援越抗美投入53亿美元。美国军事作家、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在他那个时代，只有那个时代，我们空军在靠近北越领空时候，战斗机就会自动报警，因为那里有中国派驻的34支火炮与导弹防空营。我们国家：美国！请你永远记住这位伟人：毛泽东！
4、中苏边界冲突耗资巨大。珍宝岛战斗规模不大，但对国内的政治、经济的影响之深，却超过了建国后历次军事斗争。举国进入 “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
5、西沙之战意义深远。1973年9月，越南共和国（南越）非法宣布将南沙群岛的南威、太平等10多个岛屿划入其版图，还不顾中国政府的严正警告，于1月15日派驱逐舰队强占西沙金银、甘泉两岛。中国军队收复三岛，全歼入侵的南越军队。没有那一场硬仗，中国现在还有南海吗？
三、备战备荒一刻不停。
战可以不打，但兵不可一日不备。
1、“深挖洞”建成地下长城。珍宝岛之战一爆发，中国全面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为防苏联核袭击和入侵，全国城市军民集中力量修防空洞，仅北京市平均每天有30万人参加战备劳动，修建平战结合的人防工程体系，面积达二百七十多万平方米。
2、“两弹一星”投入168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毛泽东下大决心：“当了裤子都要搞”。整个“两弹一星”投入168亿人民币，中国拥有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动力攻击潜艇、卫星。没有“两弹一星”，就绝没有今天中国的地位！
3、“三线”建设投入6000亿。准备早打，打核战争，“三线”建设就投入6000亿元。这些钱都打水漂了吗？投入6000亿元的“三线”建设，不是建设和开发大西北吗？没深刻改变中国经济建设的格局吗？
四、毛泽东是“人民大救星”
民生需要用钱，建设需要用钱，打仗需要用钱，国家又是“一穷二白”，在这样的情势下，毛泽东时代的民生必须勒紧裤袋去艰苦创业！，
1、谁最有资格评价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民生是人民的民生，毫无疑问，人民最有资格评价民生。而最有资格评价毛泽东时代民生的人，应该是老贫农、老工人、老党员、老干部。因为，他们是那个时代民生的主体，因为他们还都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都经历了新旧社会的对比。
俗话说：有比较，才有鉴别。老一代人都经历过旧社会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卖儿卖女，妻离子散，老一代人最有体会是毛主席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毛泽东不仅根本性的改善了人民的生存条件，让饥肠噜噜的人民吃饱了饭，衣不遮体的“东亚病夫”们有了衣穿，结束了洪灾涝难造成的流离失所，更开天辟地第一次作了国家主人翁！不受当官和有钱人的气，人人相对平等。民心是镜，民心如天。
就因如此，那怕在“三年困难时期”，我们的人民也毫不动摇的一心一意跟党走，就是因为人民群众始终认定“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些年无论汉奸“公知”和海外敌对势力，如何攻击毛泽东“专制”，毛泽东时代的民生如何不堪，可毛泽东时代走过来的广大工农群众依然深切怀念毛泽东！因为他们深知：相比旧中国的悲惨生活，毛泽东时代的民生，无疑是极其伟大的历史进步！
2、农民咋算毛泽东时代的“穷帐”。 有个农民这样算了一笔毛泽东时代的“穷帐”：1970年至1980年小麦市场价格：0.38元／市斤。农民卖掉一市斤小麦能干啥？可给读小学的妹妹交0.28元书籍费（八两小麦），没有学杂费的“一费制”；农机所需柴油价格，0.08／市斤， “1市斤小麦”可换 “4.38市斤柴油”；公共汽车每次收费伍分钱，可乘 “柒次公共汽车”；一张电影票只需“壹角钱”，可 “看3.8次电影”；一个鸡蛋肆分钱，家里养一只老母鸡下蛋，就足够供两个学生上学，还能供应家里的油盐酱醋茶之需。那时的城市居民还享受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这三项福利是整个家庭除吃喝以外总收入的2.8倍。
3、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绝不仅吃穿。毛泽东时代虽然民生清贫，但一家能养4、5个 孩子，现在的老百姓谁能养得起？而民生又仅仅是吃穿吗？毛泽东时代的扫盲、免费教育，消灭了血吸虫、麻风、天花、鼠疫、霍乱，彻底扫除了卖淫、吸毒、妓女、高利贷、人剥削人，物价稳定、没有毒化食品，社会安定，路不遗失，让亿万人走上了工作岗位，让妇女解放了，从工农中大量提拔干部，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特别是将人均寿命从解放前的40岁，提高到1970年人均70岁等等，这不都是民生吗？这不都是毛泽东时代创造的民生奇迹吗？
4、毛泽东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在 那个艰苦创业的年代，人民生活还未解决温饱，但毛主席贪污了吗？毛泽东奢靡了吗？毛泽东不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吗？建国后，毛泽东只做了两套衣服（参加开国 大典的礼服和访苏时的礼服），买的一双圆头皮鞋一直穿到与世长辞。毛泽东除公众场合或接见外宾，平时穿的衣服经常补丁摞补丁，工作人员劝他换件新的，毛泽东说：“老百姓能穿补丁衣服，难道毛泽东就不能穿带补丁的衣服吗。” 直到毛泽东逝世时，他的一件睡衣用了二十多年，补了73个补丁；一条毛巾被补丁达70多个，一双拖鞋穿了20多年。
毛泽东从不吃补品和山珍海味，常常四个小菜。最喜欢的就是一碗红烧肉，可“三年困难时期”他不吃肉，我们的共和国就是给他老人家一天杀一口猪算过分吗？毛泽东的女儿也常常饿的“夜不能寐”。毛泽东说，“谁让你们是我毛泽东的女儿啊！” 1976年，农历除夕之夜。毛泽东在病榻上吃了几口他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开国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这就是人民领袖，这就是人民的太阳！
结论：要全面认识毛泽东时代的民生，就不能孤立地看，而应全面地看，应历史地看，应辩证的看。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相比旧社会，那是天翻地覆之变。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毛泽东时代的民生状况，还存在很多不尽人意之处，可这能简单归咎于毛泽东吗？毛泽东时代能解决人民吃饭，就已是天大的奇迹！
如果毛左时代的所谓尊敬是货真价实的，那么为何刚一打开国门，国人（上至国家领导，下至平民百姓）的尊严就荡然无存了！
送交者: AYA_ 2014年01月04日20:35:02 于 [天下论坛]
2013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120周年诞辰，转发此文以示纪念！
美国总统罗斯福及其之后的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没有一个说过毛老人家的坏话。我们能看到的美国总统对他老人家的评语是这样的：
艾森豪威尔：“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胁对他没有用。”在毛主席第二次出访莫斯科时,曾同赫鲁晓夫发生过一场关于核战争的辩论。针对赫鲁晓夫惊恐核战争的爆发,诺亚方舟将彻底沉没的恐美情绪,毛主席发表过一个震惊世界的讲话。“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他也是纸老虎……, “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 “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那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 赫鲁晓夫吃惊地半张着嘴巴,他并没有听懂毛主席的话。许多年后,他仍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引用了这段话,并认定毛主席是“疯子”、“战争狂人……”。 波兰的哥穆尔卡也没有听懂毛主席的话,他抱怨说:“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仅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 但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听懂了,他曾叹息说:“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胁对他没有用。”
肯尼迪：“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1965年7月20日，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军队桂系实权派首李宗仁夫妇从海外回国。7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热情地接见了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在交谈中，程思远说，美国总统肯尼迪生前在他的办公桌上，总摆着一部《毛泽东选集》，看来他是要他的手下人研究中国。有一位国民党的朋友曾介绍，肯尼迪也用毛泽东思想办事，肯尼迪把毛泽东思想概括成两句话：“调查不够不决策，条件不备不行动。”
尼克松：曾赞扬毛主席“高瞻远瞩”，“毛主席就是充满思想活力的伟人”，“无论人们对毛有怎样的看法，谁也否认不了他是一位战斗到最后一息的战士”， “毛泽东是一代伟大的革命领导人中的一位出类拔萃的人。他不仅是一个完全献身的和重实际的共产党人，而且他也是一位对中国人民的历史造诣很深的富有想象的诗人” ，“历史学家将会对他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作出估价。毫无疑问，他只争朝夕地为了他所看到的前景和他那样强烈信仰的原则而努力。”
福特：“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 ，“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是很少的，毛主席是其中的一位”。“他的着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美国人不会忘记，正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同美国一起采取行动结束了一代人的敌对情绪，在我们两国关系上开创了一个新的和比较积极的时代。”
卡特：一生之中最佩服的人就是毛泽东。在他的言论中，常常提起毛主席，包含中美座谈会，开场白就令人赞叹：“9月9日是毛泽东逝世34周年的日子，这位从湖南走出来的智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全世界。”
克林顿：“毛泽东无愧于世界级领袖，'毛泽东热’在中国内部乃至国外不降反升现象，更令人不可思议，美国人应当研究他的思想精髓。”克林顿「写」道：毛泽东说「若想了解梨子真滋味，就必须亲口尝尝」，这句话真让我欣赏。
小布什：“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位置是无法取代的”他在耶鲁大学“思想与战略”的研讨会上，突然向众人发问：大家知道世界上哪本书发行量最大?看的人最多? 众人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的摸不着头脑。片刻的宁静后，布什从笔记本下抽出一本“毛泽东选集”向众人展示!接着说道：就是这本书——《毛泽东选集》! 布什继续说道：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在中国人民心中的位置是无法取代的，大家都知道我的父亲，70年代曾经当过驻华大使，深深的感 受到中国人对毛泽东的崇敬和爱戴，他的思想影响了几代中国人，并且还在继续影响着现在中国青年一代。这本书是我父亲当年从中国带回来的，已经收藏了几十年。布什继续说道：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和伟人，一个没有英雄和伟人的民族是悲哀的民族!我们美国的青年不仅要知道华盛顿和林肯，也应该知道毛泽东。我的父亲曾经跟我说，中国青年对于我们的华盛顿和林肯都非常了解，甚至超过我们的青年......英雄和伟人是没有国界的......据悉，布什在耶鲁的讲话结 束数天，美国很多地方掀起了毛泽东热，有关毛主席的各种书籍和画册纷纷出版。尤其是毛主席的大幅画报尤为畅销，颇受青年人的欢迎，很多人以家里挂一副毛主 席的画像为骄傲......美国《时代周刊》还特别为毛主席做了一期封面。
奥巴马和他的竞选对手共和党人麦凯恩竟然都是毛主席的粉丝。麦凯恩在竞选演说中不断使用“百花齐放”“黎明前的黑暗” ，脱口秀主持人雷诺还好心提醒他，在选举中不断引用毛语录可能对他不利，但他还是照用不误。而奥巴马在竞选成功的演说中直接引用“到中流击水”。在执政百天演说中称“只是万里长征才走了第一步”，并且在白宫的圣诞树上挂出毛主席像。
自我感觉良好罢了。
这就是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处境的根源。。。
其实毛泽东时代就是如今的朝鲜，如今人们如何看待朝鲜就是当时人们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
轩辕剑 2014-02-24 07:20:43 回复 悄悄话 伪命题：奇怪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受世人敬重？没有吧？哪些世人敬重？波尔波特之流？
在这样的座右铭观照下，却刊出这样的文章，真是个巨大的讽刺。可笑。
国家如人,光有钱沒有精神,思想,文化是不可能立足于世界文林,得到世人旳尊重,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应当是中华文化、思想、精神的复兴,难道邓小平的摸石过河,猫论能让中华民族复兴,能让世界各国敬佩?信服?请不要自欺其人,说出皇帝光着身子不可聇,可聇的人是告诉别人光身子皇帝新衣服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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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顶上帖，说得非常到位！！！
既然没有。何耒为何？这是毛左一贯无厘头的思维模式。
做了奴隶而不知道自己是奴隶，还以为自由着的病。
一旦獲得自由，渾身反而覺得不自在，不知所措了。
林语堂先生曾说过，中国有一类人，身处社会最底层却有着统治阶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