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不是法西斯主义，也不是新自由主义

2013-10-12 10:46: 红色中国时评

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走向，人们有各种不同的判断。虽然回归社会主义这个可能并非不复存在，但它毕竟是与今天中国的发展方向逆势而行的；它的发生将是一个 社会各方力量激烈搏斗和社会能量巨大消耗的结果，因此，它不在本篇短文的讨论范围内。暂时抛开这个可能性，仅仅将分析的依据建立在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和它 的逻辑惯性上，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社会上大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第一个判断是，中国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第二个判断是，中国正在滑向新自由主 义。

一般地说，法西斯主义通常是用来描述一个社会的政治属性的，而新自由主义则通常是用来描述一个社会的经济属性的。但是，政治和经济从来都是密切相关的，上层 建筑和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社会状态即使存在也不可能长久。我们不能想象在一个法西斯的政治体制下会产生真正的自由主义的经济体制；反过来，一个按照新自由 主义经济学原理构建的社会也不会支持一个法西斯政权的生存。因此，这两个概念虽不属同一范畴，却是有可比性的。

法西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这两个判断哪个更符合中国的实际？

网上曾流传毛泽东这样的一段话：“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本主义上台，而且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是法西斯主义；如果这样的共产党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挂着羊头卖狗肉，那么人民就要自发组织起来，以武装的革命打倒假共产党，推翻其在中国的罪恶统治，并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一切附着在这个奸伪集团上的官僚买办汉奸势力!”这段话的真实性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因为它既无准确的出处，其语言也完全不同于毛泽东一贯的风格。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对这段所谓的“毛主席语录”深追细究。但是，毛泽东又确实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引自《二十世纪中国大事全书》572页）。在这里，毛泽东是将“法西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来表述的。毛泽东的这一判断符不符合逻辑呢？符合的。试想，一个一党专政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不搞社会主义，或者背离了社会主义，如果不想倒退回封建社会，法西斯主义难道不是一个合乎逻辑的归宿吗？

虽然按照“官方”的定义，今天的中国被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任何略有政治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此“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定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有任何关系。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是不是真的转化成了“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了呢？要回答这一个问题，我们先要了解一下什么叫法西斯主义。简单而言，法西斯主义是以 极端民族主义为特点的反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在政治上，它表现为高度集权和个人独裁、反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在经济上，它表现为国家对经济的强力干涉并 以所谓社团主义压制自由经济；在国际关系上，它表现为对外扩张和侵略。按照这样的定义，一个法西斯主义国家应该是一个集权政府领导的、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基 本经济特征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现在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吗？有人认为它正在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发展；他们甚至连“中华帝国主义”这样的名字都替中国起好了。但 是，客观事实支持这个判断吗？不错，到目前为止，中国仍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而且新一届政府似乎正在进一步加强这样的集权；不错，中国政府对经济有强式 的干涉权，而且这样的干涉正在从过去遮遮掩掩的“摸着石头过河”向赤裸裸的“顶层设计”转变。但是，与法西斯主义恰恰相反的是，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涉，不 是旨在加强和巩固社团主义，而是摧毁社团经济的主导地位；中国的对外政治和经济政策，不是旨在加强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和民族经济的实力，而是削弱这种影响力 和实力。它通过“改革”，将大量政府经营的原属公有制性质后来变成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国有企业私有化为所谓的“民营”企业，又通过“开放”，以超国民待遇 引进国际资本，不断蚕食和挤压民族企业。因此，除了中央集权，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与法西斯主义并无相同之处。

毛泽东的估计错了吗？错在了哪里？

新一届政府上台以后，上述的经济私有化的趋势有愈加强化的趋势。这个强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铁道部的撤消和接踵而至的“民营资本”参与经营铁路的舆论 造势和政策实施；城镇化运动和籍此启动大规模土地私有化的联想；石油国有企业内部突然集中出现大批量“腐败”案件和由此引发的对石油领域私有化的猜测；上 海自由贸易区的成立和由此可能出现的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议论。于是，又有人判断：中国正在滑向新自由主义。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产生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七十年代开始主导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的核心是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和生产资料私有 化；它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八十年代的私有化浪潮、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和拉丁美洲的经济改革都是新自由主义的“经典之作”。

中国的政治和经济现状符合新自由主义特征码？或者说，目前中国的发展趋势有可能使其走向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吗？的确，过去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一直是以私有化为 和市场化为方向的。但是，我不知道人们是否注意到，在这个私有化和市场化运动的背后始终贯穿着两条隐性的黑线：一条是连接官与商的黑线，另一条是连接内与外的黑线。

在中国，大凡“做大做强”的“民营企业”身后几乎总有政府或官员的影子；没有“靠山”的企业永远都只能是小打小闹。上届政府有个很动听的口号：“一心一意谋 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人们可能会感到困惑：在相当多的地方，国有企业早已荡然无存，那里的政府靠什么“搞建设”呢？秘密就在于，政府官员通过手中的行政权力、土地资源和五花八门的可以随意解释的政策法规，决定着谁可以“先富起来”和他们富裕的程度。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官员本身和他们的家人常常就是当地 经济的龙头老大。即使是那些暂时还没有被私有化的中央国企，它们的经营者和经营方式，也是与某些家族或势力派别有着紧密的关联的。在这样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模式下，“自由主义”的自由度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人会抱怨中国的资本主义是“权贵资本主义”。

然而，“权贵”的概念又是相对的，它仅仅表现在对内的方面。当面对国际资本的时候，中国政府的表现是截然相反的；他们的“权”这时变成了卑，而他们的“贵” 则变成了贱。抛开牺牲资源和环境的“外向型经济”不谈，抛开大量引进外资占领中国关键经济领域不谈，仅仅从两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卑”和“贱”的 本质。第一件事是转基因主粮在中国被批准种植，第二件事是前几年为了“救美国就是救中国”而投放的四万亿货币。我们这里不谈转基因主粮的生物安全性、种子 安全性和环境安全性，仅仅从经济角度考察，我们就不难看出中国政府对国际资本利益的服务是多么的鞠躬尽瘁。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政府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批准转基因主粮商品化种植的政府，而转基因粮食从来没有并证明有增产效应！如果说这件事是因为中国政府忠实地遵循了新自由主义的原则，不干涉“贸易自由”和市场化原则的话，那么，四万亿“救市”又怎么解释？那可是遵循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典型事例。那次货币投放所造成的产能过剩、通货膨胀和由此加剧的政府官员腐败至今仍痛彻骨髓地影响着中国。

由此可见，无论是对国内而言还是对国际而言，中国都与新自由主义相距甚远。

有人将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民族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几个部分。其实，真正的“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是很小的，它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微不足 道。许多人将“民营企业家”都归类为民族资产阶级，这其实是个只看表面现象的误解。如前所述，凡是具备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无不与“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它们其实是官僚资本的体制外部分。还有的人将主宰中国经政治济的统治者分为官僚资本和买办资本的不同代表，并核心的部分称为买办资本的代表。这样的分类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糊涂透顶。官僚和买办其 实是同一个统治集团的两张不同的脸；前一张朝向国内，后一张朝向国际。如果一定要用“主义”来形容的话，那么，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你会看到这张脸上写 着“强盗主义”；站在国际资本的立场上，你会看到这张脸上写着“卖国主义”。

有人认为，现在的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它要么会拐向法西斯主义，要么会拐向新自由主义。那些极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人就是希望中国能拐向新自由主义。事实上，这两个拐点都不会出现。这不是我个人的判断，而是当今中国统治者清醒的决心和绝大多数民众梦幻的盲从。中国正在像一匹脱缰的奔马，沿着那条 “自信”的道路，“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地狂奔；在这条道路的前方不远处，就是它的目的地----殖民地。

现在回到前面的问题：毛泽东的估计错了吗？错在了哪里？毛泽东没错，他准确地预见了中国成为修正主义国家后统治者的“反动”性；毛泽东错了，他没有估计到这些人会反动到如此的程度。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化，在“济南审判”后，这场变化开始进入加速期。不久的将来，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中国：社会碎片化，利益割据化，阶级明朗化，冲突白热化。在此之后，中国向何处去？现在，是每个有良知的华夏子孙都应该深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