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琳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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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轲南网友兼评郭世佑
黎阳
2013．10．3．
轲南友：
谢谢您的信任，请我点评郭世佑的“震惊与忧虑：从“海归”酷爱毛泽东谈起”。其实我觉得您有点高看我了。我觉得不管我评不评都不会有多大区别，反正反毛的 不管你怎么摆事实、讲道理他都要反，拥毛的不管别人怎么造谣中伤他都会拥。这归根到底是根本立场问题，而根本立场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不是靠言词能解决的问题。
郭世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在海外反共的少，反华的更少，而酷爱毛泽东的却大有人在，因此“震惊与忧虑”。其实道理很简单：“百闻不如一见”，中国人到了海外，通过切身体会一下子就能明白国内“精英”吹得天花乱坠的“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东西。
比如夏俊峰案，海外华人一看就知道国内“公知”的大吵大闹纯粹是胡搅蛮缠无理取闹。什么“自卫”、“防卫过度”，全是骗国内老百姓的——你在美国跟警察 “自卫”试试？早一枪把你崩了，打死白打。前不久一个社区保安无缘无故打死个黑人少年，硬是被陪审团判了无罪。民间再闹又怎么样？还不是不了了之？这还不 是正规警察，不过是个“临时工”性质的社区保安都敢如此，其他执法人员就更不用说了。什么“法制”、“人权”，不过如此。在美国碰到执法的你别说自卫，连摆出个“自卫”的姿态都不行——我认识的一个警察告诫过我，千万别对执法人员摆出“功夫”姿势，否则人家有权开枪。当年所有教我开车的人都一再叮嘱碰到警 察拦车的死纪律：Pull over. Shut the engine. Don't move. Say nothing.（靠边停车，关掉发动机，一动也别动，什么也别说）。警察没让你动千万别动，既别开车窗也别开车门，更别试图下车解释。即使让你动，也一 定要慢动作，任何猛烈动作都有可能被误解为有危险动作而给你一枪。吃了罚单不管多委屈也别争辩，花钱请律师上法庭争辩去。总之一句话：警察就不是讲理的， 跟警察讲理是你自己犯混。这可不是道听途说，而是海外华人天天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一切如果发生在国内，“公知”们非闹翻天不可。相比之下，国内警察简直太 文明了。如果对“公知”们那一套“自卫”、“人权”之类信以为真、外照搬照抄到海外，那非付出血的代价不可。然而“公知”们对“自由世界”的这些严酷现实从来一个字都不提，让人以为根本没这回事。叫他们一吵吵，国内一个小贩杀死两个执法人员重伤一人还有了理了，还成了英雄了。仅此一例就能让人们知道他们所 谓的“普世价值”是什么东西。
这还仅仅是小意思。方方面面的现实教训就多了去了。对西方世界了解得越深入越细致，就对其弱肉强食的本质看得越透彻，就越对毛泽东改变中国命运的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感受越深，就越信服毛泽东。
“存在决定意识”。没有那样的存在就没有那样的意识。对毛泽东的拥戴不是靠语言文主观夸张就能解决的。文革时我对毛泽东一肚子意见。70年代80年代时很多人不信奉毛泽东。如今全变了。这不是语言之功，而是形势比人强。
“公知”反毛是他们要以“精英”的方式压迫老百姓的利益需要所决定的，不管你怎么说他们也决听不进去，甚至根本不准你说话——比如对郭世佑喋喋不休的“饿 死三千万”，不知多少人早就批驳过了，我自己就此写的东西就不下几十次。我说过，苏联卫国战争死亡两千万，占总人口的10%，社会效果就是每家都有亲人牺 牲。如果当时中国6亿人死了三千万，占5%，那就是说每两家要死一个人。整个社会必然到处都能感觉到。相比之下90年代下岗三千万就搞得社会每个角落都能 感受到了。而且所谓“饿死三千万”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饿死了，尸体上哪儿去了？当时中国没条件火化，只能埋掉。如果真饿死那么多，必然有大量“万人冢”——纳粹德国杀人工厂拼命焚尸灭迹都没能成功，中国如果饿死三千万怎么可能没有尸体？更简单的验证办法：谁说饿死那么多人，让他把自己和自己亲友那 些年的未修饰的照片公布出来，看是不是象纳粹集中营幸存者的照片那样饿得皮包骨头。起码这些人当时得有证件照片。是不是饿得要死一看照片就一目了然了。如 果一张照片都拿不出来，那足以证明是蓄意撒谎。诸如此类的反驳“公知”们什么时候听进去过？你说你的，他造谣他的，而且拼命封锁你不准你的观点流传。
又比如郭世佑的文章现在还在用《国际歌》否定《东方红》，而这套谬论我早在4年前就批驳过了（见附录），一直被他们封锁得死死的。他们自己听不进去，也不准别人听到。所以跟他们讲理纯粹浪费时间。就象秦火火，你跟他讲理，讲得通吗？
总而言之一句话，别指望跟“公知”讲道理，人家的宗旨就是不讲理，学苍蝇蚊子没完没了跟你嗡嗡嗡。拥毛的人能做的只能是尽量打破“公知”的封锁，让不抱偏见的人听到自己的声音——看来不是完全没有效果：否则郭世佑们怎么会“震惊与忧虑”呢？虽然他一个劲地象阿Q一样声称大获全胜了，但这“震惊与忧虑”却真正令人感到高兴。 .
作者： 孙经先
最近三十年以来，国内外广泛流传着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饿死3000万”的重大谣言。在这一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杨继绳先生的《墓碑》一书起了重大作用。该书认为1958年至1962年中国饿死3600万人。
在研究我国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变动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反复阅读了《墓碑》，并对该书提供的每一个重要的“饿死人数”都逐一进行了查证和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数”数据都是虚假的。
第一，《墓碑》大量使用了伪造的、被篡改的和极为荒谬的数据。
1.《墓碑》说：“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并注明数据出处是《常熟市志》)经查证《常熟市志》没有这一记载。
2.《墓碑》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经查证《溧水县志》没有这一记载。
3.《墓碑》说：“《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经查证《高邮县志》没有这些记载。
4.《墓碑》说：贵州省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口”。经查证，《江口县志》记载的该县1959—1961年三年合计死亡5105人，占全县人口的4.6%。由此可知江口县“饿死了近一半人”是伪造的。
5.《墓碑》说：甘肃省临夏市1959、1960年“这两年就死亡41381人”。经查证，《临夏市志》记载的该市这两年合计死亡1230人。《墓碑》把死亡人数扩大了32倍以上。
6.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18日提交的报告中说：地委6月8日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信阳到底饿死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是436882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不仅如此，杨继绳201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的文章中又进一步把上述数据篡改为“信阳事件饿死了108万人，是中共中央、河南省委调查组现场调查的结论”。
7.原安徽省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振亚1961年2月《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陈振亚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总死亡人数”变成了“饿死人数”。
8.安徽省《无为县志》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2278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据县公安局统计，1959年饿死82278人”。
9.福建省《宁德县志》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一数据在《墓碑》中被篡改为“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
10.《墓碑》引用四川省一位工作人员在饭桌上的话说：涪陵专区“死了350万人”。经查证，涪陵专区三年困难时期共有10个县，这10个县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时的人口数为423万人，到1957年也就是450万人左右。如果涪陵专区真的“死了350万”，在这种情况下是不会有多少人口出生的，这就是说1962年涪陵地区就只剩下100万左右的人口。然而仅仅两年以后，到1964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涪陵专区的人口总数竟然由100万人猛增到372万人。这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事情，由此就可以看出《墓碑》这一说法是多么荒谬。
第二，贯穿在《墓碑》中的一个基本的思维逻辑就是，只要三年困难时期某个地区出现了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墓碑》就会宣布这个地区有多少万人“饿死”了。
《墓碑》认为山东省饿死300万“可能是一个最低数字”，其基本依据是“1957年山东人口5400万……1960年应有人口5700万，而实际只有5200万，少了500万”。
根据《山东省志人口志》提供的数据：(1)1958—1960年山东省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跨省迁移活动，净迁出人数为244万人。(2)山东省这一期间出现了出生人口大量减少的情况。以1954—1957年出生人数为基准，1958—1960年合计少出生203万人。(3)1959年9月山东省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发现了应注销的虚假户籍人口152万人，这些人口的户籍被注销，造成山东省人口统计数字一次性减少152万。由于前两方面原因造成山东省人口减少447万，再加上第三方面的原因，就已经完全解释了山东省人口减少500万的真实原因，这些原因都与人口死亡无关。但是按照《墓碑》的逻辑，由此就得出了山东省至少“饿死300万”的结论。上述分析揭示了这一思维逻辑的荒谬性。
《墓碑》引用他人的论证说：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荒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墓碑》断言四川省“饿死人1千万到1200万”。
经查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记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1960年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错综复杂的)。《墓碑》利用错误的数字把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由361.7万扩大为1000万左右，然后把这一减少全部解释为是由大量人口“饿死”造成的，从而得到了四川省饿死1000万到1200万的荒谬结论。
《墓碑》中的许多饿死人数，就是通过这种错误的逻辑得到的。
第三，《墓碑》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数的“数学公式”。
《墓碑》一书提出并使用了一个荒谬的计算饿死人口的数学公式，“知道了每年的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就可以推算出每年出生多少人口、死亡多少人口。知道了三年大饥荒期间死亡人口总数，扣除正常死亡人数，就是饿死的人数”。按照这个逻辑，“非正常死亡”就是“饿死”，“饿死人数”=“总死亡人数”-“正常死亡人数”。作为一个专业的数学工作者，我们必须严肃地指出，从学术的角度讲，这个公式完全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任何学术依据的，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他并没有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哪怕一次的验证。这一“公式”也不会被任何一个严肃的数学、统计学、数理人口学工作者所认可。然而，杨继绳就是利用这一公式，计算出1958年至1962年间我国每个省、市、自治区饿死的人数，并汇总得到全国这一期间非正常死亡2098万人，然后又把这一数字修正为3600万，从而“确认从1958—1962年期间，中国饿死了3600万人”。经过我们反复查证，《墓碑》利用这一荒谬公式所计算的各个省、市、自治区的“饿死人数”，全都是错误的。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9日第49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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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明说警察在何种情况下有权开枪的，那中国哪一条明文规定城管可以任意殴打小贩呢? 就算夏的案子中,城管局里发生了什么我们不知道，已经公开报道的其他案件中城管打人至死的案例还少吗？为什么不明文允许城管的暴力行为？ 美国是人人有权持枪的国家,警察（过度）行使武力是在这一前提下，如果一定要类比，除非中国人也有全民持枪权，再给警察武力自卫权“。”我在国外被警察截住不下十数次。大家和和气气，公事公办“--我也同感，看来”黎阳“ 这种人一看就是没有和美国警察打过交道的。”三千万“ 的事只能说明黎阳是不读书的，证明三千万的人口学,经济学,历史学资料多到不计其数，在国内都是公开发表的, 他只知道”郭世佑“。总而言之一句话，别指望跟“左派”讲道理，因为左派反美是”工作“,跑到美国是”生活。“
轮子最感兴趣这种震惊-所谓的“恶死3千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