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派为何难赢人心？

 

自由派为何难赢人心？

作者：胡新民 |时间：2013年7月06日

        当今的某些网站，爱好发布一些理性明显不足， 观点明显片面甚至言论明显极端的文章的做法。比如解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有人认为这个决议的全部内容只有一条： 否定文革运动。无需赘言，否定文革运动是《决议》的一个主要内容，但要注意的是，整个决议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种只抓住一条而否认其余，甚至否定整体的做法，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有些理性缺失，因而难有公信力。

　　《决议》同时先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的二十八年经历，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无数先烈和全党同志、全国各族人民长期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不应该把一切功劳归于革命的领袖们，但也不应该低估领袖们的重要作用。”

　　《决议》关于建国后三十二年的论述：“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 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 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我国今后一切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其中关于1957年，是这样论述的：“一九五七年的经济工作，由于认真执行党的‘八大’的正确方针，是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这一年在全党开展整风 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正常步骤。在整风过程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 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对这种进攻进行坚决的反击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但是反右派斗争被 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这把前二十八年的历史和后三十二年的两段历史融为一体，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所以，在《决议》中确立了著名的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也进入了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决议》关于毛泽东的评价：“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 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 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是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中共领导核心坚持实事求是精神的结 晶。在制定《决议》过程中， 邓小平特地指出：“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重点词汇“核心” ----笔者注)“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要看到这个 全局。这是我们从决议起草工作开始的时候就反复强调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 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重点词汇“不如不做”----笔者注)“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 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 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重点词汇“抹黑”--- 笔者注)

　　在那些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网站里大谈《决议》的文章中，基本上看不到这个《决议》关 于中国革命、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毛泽东历史地位的的内容。一“回望”《决议》，除了文革还是文革。要延伸一下，就是用“拼图”拼出中国革命的暴力血腥、新 中国不间断的政治运动导致民 不聊生的“还原历史”、还有就是解开毛泽东的越来越多的“谜团”，等等。要是不打着《决议》的幌子还有情可原。但一提到《决议》就只围绕在文革运动转圈 圈，似乎《决议》的内容就只有那么一条，就变成了肯定一条，否定其余，甚至否认整体。但就文革运动这一条而言，他们也打了不少的折扣。《决议》第22条是 专门讲文革的。其内容包括，指出文革是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毛泽东用发动文革的做法去动员群众消除党和国家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是不 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因而是一种错误的发动。但毛犯有严重错误时，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 部回到重要领导岗位。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基保存，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依然进行，对我国国际地位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影响，毛泽东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因为这一切，特别是因为他对革命事业长期的伟大贡献，中国人民始终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笔者以为，这里的“中国人民”，或许 某些自由派人士可以讥讽他们自己是“被代表”了。但笔者相信，这个“中国人民”代表的是中国的绝大多数人。这也可以说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的简单事实。

　　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认的问题。自由派人士往往爱好历数前三十年执政党和领导人所犯的错误，然后全盘否认前三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执政党也好，领导人也好，当然要尽力避免失误。但是在人类历史上，完全避免失误的可能性也是零。如果因为有那些失 误，就完全否认当年绝大多数人，包括领导人和普通群众为了改变一穷二白的国家面貌而付出的艰辛劳动，那得罪的尚健在的老一辈和他们的后代是个什么数字就可 想而知了。因此，那种否认前三十年社会主流的观点是很不理性的，也是很不得人心的。后三十年同样也有不少失误，但也不能否认后三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对一个政党也好，一个领导人也好，都应该历史地、客观地、全面地评价。现 在一个众所周知的问题是矿难频发、环境恶化的问题，这与当年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的失误分不开。为了使贫困地区的老百姓尽快富起来，他鼓动了新时期的矿 山“大跃进”，提出“大矿大开，小矿小开，有水快流”的方针，不但引发滥掘乱挖成风，还引起很多当时的国营矿产企业难以为继，造成大量员工下岗。南 方某报曾刊登一篇：《“资源枯竭魔咒”下的个旧工人村》，看了不但触目惊心，而且令人心酸不已。我们的下岗的工人兄弟姐妹，吸毒卖淫已经成了他们的家常便 饭! 他们之中的很多人，过的像是行尸走肉般的生活! 暴力横行，治安混乱成了常态。再看看湖南郴州，那些乱挖的矿区，排出来的“毒液”，侵蚀附近大片农田和溪流池塘，其后果是生产出“毒大米”等一系列农畜水 产品，至今殃及城乡居民….。不过南方某报的文章没有点胡耀邦的名，只是指出“开矿”是“中央”说的。回顾起来，胡耀邦所犯的其它错误还不少。尽管如此， 笔者仍然认为他对党、国家和人民还是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的，应该历史地客观地看待他。顺便提一件小事。有一年去湘西凤凰，一位当年亲自接待胡耀邦的老同志 告诉笔者，胡耀邦当年考察湘西贫困地区，比较喜欢品尝他们的山珍野味。联想到当今有些自由派的人士喜欢拼图揭秘解“谜团”，如果看不惯胡耀邦的写上一篇诸 如《解谜团：山区农民饿肚子，胡总山珍野味宴》，虽然能吸引眼球，但那完全是一种不客观不全面不理性的作法。

　　这样的例子还不少。现在宪政这个词汇有点热，有的人就被热晕了。一位据说对宪法很有 研究的张千帆教授，搞了一次关于宪政的讲座。差不多两个小时吧。讲话中调侃的语调，嘲讽的言谈，也引起了一些学生听众的笑声。张教授似乎也很得意。讲座最 后的环节是听众提问。一位学生问道：“能告诉我什么是宪政吗?”那位张教授可能压根也没想到讲了这么久，居然有的听众还搞不清主题是什么。张支支吾吾地说 道：“简单的回答，宪政就是按照宪法规定的去做”。但笔者完整地看了这个讲座的视频，不过还是有点搞不清他指的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现行宪法。因为我国 现行宪法确实找不到什么多党 制、三权分立等等这样的宪政式的“规定”。

　　思维不够理性就容易犯晕，容易犯文革运动时的那种不少人经常犯的错误。莫言得了诺贝尔奖以后，成了热点人物。同时也成了不少自由派的目标。今年三月，莫言针对某些人质疑他的“重庆打油诗”，愤怒地回答：“那些攻击我的人，都是饱读诗书的‘公知’… 我知道我得奖让某些人极为不快，他们要找我的‘污点’，我很理解，但我希望他们能实事求是，不要把‘文革’和‘反右’时期那些整人的办法拿出来对付我。否则，无论他们戴着多么美丽的面具，我也能看到他们的本来面貌。”

　　使笔者发现自由派理性缺失程度之深还有下面这个例子。

　　为了看看某些自由派人士和他们的拥趸们究竟是怎样看待历史的，笔者的一位朋友告诉 说，自由派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只 要一看到与官方历史观合拍的文章，根本不细看内容，更不核实史料，绝对肯定的是先来个“砖”声隆隆再说。于是他决定做一个试验。简言之，这位朋友在一部经 典的历史教科书中抽出一个独立部分，这个部分是关于中共的一段历史的论述，不改一字地抄袭后投稿。这部经典是欧美亚洲大多数高等院校选定的经典教科书，外 籍人士所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国内的自由派的大腕们对这部教科书也给予了肯定和强烈推荐。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中共在中国革命时期的优良表现早已为国内外 史学界公认。后来这个“抄袭”的稿件被数家网站采用。令笔者惊讶的是：在自由派们和他们的拥趸们倾心的网站，看了这篇文章的犯晕者竟然达到 96%!由此看来，笔者那位朋友的观察力还是相当靠谱的。

　　不过我想，现在应该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自由派人士难得人心的主要原因了。笔者在此 向各位推荐一本书：《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加拿大明镜出版社1994年出版，用繁体中文日文韩文等文字全球发行。该书记载了作者采访43位名家对当时中国 形势发展的分析，被采访者大 部分是自由派人士。该书作者采访了一位在法国做社会科学研究的的安琪女士，据该书作者介绍，安琪当时系出走国外的民运人士同路人之一。在该书“海外民运报 刊缺乏理性客观”一节中，安琪回答该书作者问题时说：“(民运报刊的文章中)凡是只要冠以‘共产党’，就要痛骂，而缺少一种以事实分析为前提的，以理服人 的态度” “海外民运也因此失去民心或公信力。”(见《邓小平之后的中国》中文第七版 500-501页)。

　　自由派的同胞们，不知道你们是真的不知道还是假的不知道你们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因为有了“缺少”，就成了新的 “凡是”派，结果就只能是一个选项：“失去”。这应该不是你们要追求的结果。笔者真诚地奉劝一句：要改变这个选项，最好的办法就是首先不要再坚持那个“凡 是”。这样才有可能赢得人心，“公知”才会有可能成为褒义词。这可是真心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