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风雄鹰湖南人

1	掠风雄鹰湖南人
	我是湖南人。   短短的五个字，说出来，是为了向外省人介绍自己的籍贯。  在我初次见到外省人，说出这短短的五个字时，我无法揣度会在对方心里引起怎样的反应。但我知道，这反应是一定存在的。将心比心，如果我自己听到对方自我介绍“我是北京人”，我会想到天安门、故宫和中南海，想到北大和清华。如果对方说“我是西藏人”，我脑海里会浮现出布达拉宫的神奇。如果对方说“我是山东人”，孔子的画像和泰山的巍峨就会跃然眼前。“我是河南人”会令我闻到牡丹的花香，听到少林寺虎虎生威的拳棒吆喝。“我是重庆人”会令我回味火锅的麻辣与解放碑的群芳。“我是上海人”会唤起我对外滩和南京路上灯光幻景的联想。“我是东北人”会在我眼前展示长春的故宫和哈尔滨的冰灯……总之，我知道，“我是湖南人”这句话，一定会使对方想起些什么。  第一次听到外省人明确说出对“我是湖南人”这句话的反应，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那次我去山东的烟台，参加一个全国的中青年翻译工作者会议。我在烟台站下车后，先上一家小馆子去填饱肚子。餐馆服务员是个女孩，从我的口音听出我不是本地人，好奇地问我来自哪个地方。于是我说了：“我是湖南人。”  女孩反问一句：“湖南？”然后眼神显出了茫然。显然，这是个很少读书看报的女孩，对湖南是完全陌生的。然而，过了一会儿，女孩的眼睛有了神采，她若有所悟对我说道：“我想起来了，湖南就是那个流行二号病的地方！”     的确，那段日子，全国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在报道湖南的岳阳出现了二号病，并宣称政府已经采取了严格的防范措施。远在渤海之滨的餐馆女服务员对湖南所有的那点可怜的印象，完全来自关于  二号病的新闻报道。她是一个天真的女孩，当然无心伤害我，但她对  我家乡的描绘，的确令身处异乡的我十分尴尬。我坐在餐桌旁好一阵发愣，颇有颜面无存的感觉。我甚至猜想，餐馆里的所有人，会不会害怕我身上藏着可怕的病毒，会给他们带来致命的祸害。     我草草地吃完饭，赶紧离开了那家有人将湖南与二号病划上等号的餐馆，急匆匆地赶到了接待会议的宾馆。    这次遭遇使我第一次意识到，一个湖南人走出了湖南，他以湖南人的身份，在外省人心目中获得怎样的评价，对他的自信和尊严，具有极为强烈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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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运的是，那一次在烟台，见到其他与会者之后，我心里为自己是湖南人而感到的不安，渐渐地为一种自豪感所取代。作为来自湖南的代表，我受到了全体与会者的欢迎。代表们大部分来自全国一些高等院校，是在业余从事翻译工作的外语教员，而我则服务于因大胆出版外国文学译著而在全国颇负盛名的湖南人民出版社。改革开放以来，提起这家出版社，中国的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爱好者有口皆碑。每天晚上，我住的房间都会人客如流，教授和讲师们将一摞摞译稿交给我，交口称赞湖南出版者的眼光、魄力和工作效率，希望我能代表出版社接纳他们的书稿。   湖南的出版业，在改革的岁月里引领着开放的风气，一直是湖南人的一个骄傲。“出版湘军”一度是湖南各项事业中的一枝独秀。十年“文革”之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就是在长沙举行。时任湖南省出版局局长的胡真先生，首次在会上提出地方出版业要“立足本省，走向全国，放眼世界”，为湖南出版业展示了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个方针的确立，使湖南的出版事业迅猛发展，在全国赢得了丰足的稿源和无数的读者，为十年浩劫之后的著作界和读书界带来了崭新的气象。   湖南的出版业与时俱进，成绩斐然，使我在烟台的那次会议上满面风光，一扫心头因为二号病插曲而滋生的阴影，第一次比较集中地了解到，“我是湖南人”五个字，会在外省人心中引起多么积极的反应。   从那以后，我对外省人说出“我是湖南人”之后，再也没有遇到令我哭笑不得的尴尬。我得到的所有反应，都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与湖南在中国应有的地位十分相称。   我第一次到北京，那里的朋友告诉我，在北京，我不必为我说的普通话带着湖南话的腔调而不安，因为这种腔调会使我受到尊重。理由很简单，曾几何时，这种方言与来自中国最高层的语音同出一辙，而北京人对这种语音是非常熟悉和敏感的。我恍然大悟：的确，在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方言比两位主席的乡音更具有权威感呢？何况，另有许多操着这种语音的人，在京城里身居高位或要职，他们的同乡，自然会得到人们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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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从《湖南人的精神》一书中，看到了类似的说法。这本书的作者说，他在很久以前听到过这样一个调侃的笑话，住在北京的老人叮嘱一些肝火很旺的年轻人：“你们上街碰上湖南口音的老人，千万不要惹恼他们。别看他们有的是拄着拐杖踽踽而行的老头儿，有的是提篮买菜的老太太，但说不准这人不是前清遗老，就是辛亥革命先驱，要不就曾是共产党的大官，或者是被统战的国民党头面人物，至少也是民主人士中的名流……”   在湖南接待外省人的经历，使我彻底明白了“我是湖南人”会在他们脑子里引起怎样的联想。对于我的外省朋友们而言，潇湘境内，最吸引人的是哪些景点？不是自然风光，不是城市建筑，也不是公园或游乐场。他们总是把探究的眼光，投向那些具有深厚人文背景的景观。他们喜欢观察韶山冲的风水，思索着它是怎样孕育了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他们也爱研究花明楼的格局，想象着另一个伟人是怎样从这里吸收了灵气。他们看着乌石的那所朴实无华的庭院，感叹它是如何养成了一位大元帅无比的威猛和过人的诚实。他们说，韶山、花明楼和乌石相距如此之近，竟然在同一时代出了三位巨人，这里的山水为什么如此神奇？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有龙则异，有灵则名。湖南有太多的地方，原本是穷乡僻壤，却因杰出的人才名闻遐迩。王夫之的石船山，魏源的隆回，谭嗣同的浏阳，曾国藩的荷叶塘，左宗棠的柳庄，黄兴的凉塘，蔡锷的邵阳，贺龙的桑植，沈从文的凤凰，胡耀邦的苍坊，我都无法带领客人们一一造访。我只能把他们领到岳麓书院，让他们亲眼一见“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门联。对于他们，这门联仿佛是一个谜面，而他们一旦跨进岳麓书院的门洞，也许就能找到令他们百思不解的谜底：湖南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地方，为什么会在长达二百多年的岁月里，不断地涌现出这么多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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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人为什么可以自命不凡 ？！   对于这个问题，湖南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做出解答。也许，湖南人谦虚为怀，不好意思去做自夸的文章。也许，湖南人太忙碌，无暇去探究自己成材的原委。只有一个杨度，把湖南人提到了“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崇高地位，但对于为什么湖南人对于中国具有如此生死攸关的意义，却没有去做理性的分析。但是又有一个谭嗣同，往湖南同胞的头上浇了一盆冷水，说湖南人面对外省人的吹捧，要警惕自己的“虚骄”。倒是一些卓有见识的外省人和外国人，试图从人种、历史、文化、地理诸多方面，为湖南人才辈出的现象寻求合理的解释。例如谭其骧先生和钱基博、钱钟书父子两代学者，在这方面发表了很精辟的见解。他们的观点，为湖南人认识自己提供了理性和客观的依据。   可喜的是，近年以来，在现代商业意识的冲击下，湖南人懂得了应该自觉地树立和珍重自己的品牌形象，而这样做的前提，就是必须对自身做一番透彻的研究。自从唐浩明先生的力作《曾国藩》问世以后，湖南人对自身的研究就有了很好的发端。这部历史小说发行一百多万套，在全国重新引起了对湖南人才现象的密切关注和思考。接下来，周兴旺先生的《湖南人凭什么》和唐徽先生的《天下湘军》，也对湖南人的秉性和历史传承做了非常有益的探讨。当代的湖南人开始在追根溯源的查考中认识到自己先天具有的优势，找到了自己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的定位，并且通过传媒把对自己的认识向本省和外省的同胞们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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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湖南人一旦意识到自我展示的重要性，只要条件允许，是善于宣传自己的。湖南电视台通过卫星转播以后，让湖南人走进了更多外省人的心里。电视媒介展现了湖南人才辈出的现象，也展现了湖南电视人自己的风采。我再也不用担心外省餐馆里做服务员的女孩对湖南人缺乏正面的认识。“我是湖南人”一出口，她们会兴奋地和我谈起《超级女声》、《快乐大本营》和《真情》，以及金鹰节的盛况。我发现，在海南一个最偏僻的渔村里，足不出户的老人们也对湖南有所了解，大兵主持的《谁是英雄》吸引了他们的眼光。可惜大多数外省人并不知道，湖南电视台那些没有通过卫星转播的频道，还有更多的精彩。   和外省人交往二十多年，我已经明白，外省人对湖南最感兴趣的是这里不断涌现的人才。而通过湖南人对自身的研究，我又明白了，人才是湖南的品牌，湖南的骄傲。湖南人的精神世界，令外省人心折和向往。但凡有见识的外省人，都会感叹地说：“你们湖南是个出人才的地方！”   这种话，湖南人似曾相识。除了朱熹的那句名言之外，还有人说过：“江山代有人才出，惟此第潇湘之盛。”“湖南天下之中，而人才之渊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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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外省人羡慕的眼光里，天生而为湖南人，是我们的幸运。湖南人也许缺乏创业的资金，缺乏大把的机遇，缺乏生活的情调，缺乏悠闲的心境，缺乏丰富的物产，但这一切，只要有人才，都可以创造出来。我们仍然是最幸运的人，因为湖南人引以为傲的，不是身外之物，而是自身的素质，我们所需的一切，都在自己身上。我们生长在一个盛产人才的环境，拥有催人奋发向上的精神传承。成功之路一直就在我们脚下，只要我们踏踏实实地走下去。   一个湖南人，只要他愿意努力，他就一定不同凡响。   他是一代又一代杰出人才培育出来的湖南人，他的身后链接着许多令天下人崇仰的名字和业绩，他的身旁站立着许多给他的家园带来光荣的同乡，因此，他可以自命不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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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答这个问题并不难，湖南人已经用自己的行为，做了圆满的回答。  　　为了自己的追求，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血性。  　　藐视困难，力挽狂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也是血性。  好汉打脱牙齿和血吞，屡败屡战，百折不挠，这还是血性。  　　不盲从，不苟且，敢于挑战权威，敢于开创风气，以开放的心态面对整个世界，善于吸收先进的文明，这又是血性。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湖南人最杰出的代表毛泽东，用气势宏大的诗文，为血性做了最好的解说。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考诸湖南人的种种壮举，可以说，湖南人是中国最有血性的一族。  　　湖南人的血性，在历史上留下了大量震古烁今的例证。  　　生活在晚清的湖南人魏源，是一位大思想家。他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此谋求富国强民。遵照友人林则徐的嘱托，根据林则徐主持翻译编纂的《四洲志》，参考历代史志及两人的笔记，编辑《海国图志》一百卷。这部书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使魏源成为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  　　曾国藩只是一介儒生，身为一名文官，从来不曾带兵打仗。他坐在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一五老峰下的荷叶塘老宅里为母亲守孝的时候，听说太平军攻克了岳州，正顺流直指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于是他模仿明代戚继光组编军队的方法，点起一千兵将，开始编练湘军。等到羽翼稍微丰满，他领兵出征，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最先创立了“无湘不成军”的格局。  　　左宗棠为了从俄国人手中收复伊犁，以将近六旬的高龄，命手下八名彪形大汉抬着一口为自己准备的南方特有的黑色棺材，从肃州出行。四百名威风凛凛的亲兵在前面开路，四百名护卫簇拥在后，他本人须发皆白，骑在一匹白马上，神情凛然。沿途围观的百姓，说他仿如抬着棺材战庞德的关公。他如此示威，是为了给正在谈判桌上与俄国人交涉的曾纪泽撑腰，这两个湖南人相互配合，取得了成功。因此，梁启超说他是“百年来对中国贡献最大的人”。  　　投身维新变法的谭嗣同，被袁世凯出卖之后，不肯出逃，身陷囹圄，咬破指头用鲜血在狱墙上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句，然后在菜市口引颈就戮，心甘情愿为中国近代的改革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黄兴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而出生入死，始终把失败看成另一次战斗的起点。他的步伐总是那么坚定，意志总是那么坚强，动作总是那么敏捷。他的身影在硝烟炮火中闪跃。他不畏艰险，淡薄名利，为孙中山的事业取得成功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蔡锷与袁世凯有不错的私交，彼此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但是为了反对袁世凯的复辟倒退，他第一个挺身而出，要用武力把袁世凯赶下皇帝的宝座。他的心里只有民族的大义，他一定要贯彻自己认定为真理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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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为了缔造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付出了牺牲六位亲人的惨痛代价。秋收起义后，白色恐怖一度达到极端，中国革命处于最低潮。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把革命的队伍拉进深山。中央某些同志对他的非难，令他烦恼不已。更让他伤心的是，湖南作为他闹革命的发家地，他一手建立的湖南共产党组织里的某些人也在诋毁他。回想起整个夏天的一切，他的心像割肉一样疼。他的爱妻杨开慧带着两个孩子，正处在长沙的险恶环境里，韶山的亲人也将面对国民党的皮鞭毒打。眼前的处境非常艰难，他的头发蓬乱，破烂的衣衫里藏满了虱子。他顾不得那么多了，他所关心的只有革命的前途。他从来没有想到要去租界或者出国避难。他率领人数不多的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并且带领共产党和红军从这里走向了全面的胜利。  　　足以佐证湖南人最有血性的例子不胜枚举，湖南人的故事总是那么引人入胜。以上所举的几个湖南人的作为，说明在湖南人成才的因素中，血性和刚猛的意志是最大的驱动力。湖南人能够拼搏，能够吃苦，能够奉献，能够容纳外来的文明，都是因为血性使然。  　　湖南话中有一个方言词汇，叫做“霸蛮”，它的意思，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可以说，霸蛮就是一个人挑战自己的极限。湖南人很欣赏“霸蛮”二字，认为自己是“霸得蛮”的人。湖南在古代本是一块蛮荒之地，这里的居民被称为“南蛮子”。也许这是外省人对湖南人的蔑称。不过，湖南人本身并不以“蛮”为耻，而是以“蛮”为荣。因为这个“蛮”字之中，就包含着湖南人的血性。蛮，就是不信邪，不怕鬼。蛮，就是天不怕地不怕。蛮，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见了棺材不掉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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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人的霸蛮是有历史渊源的。湖南人的祖先是好斗的三苗。  　　在远古时代，炎帝与黄帝是同一时代的两个超级大部落的首领，炎帝活动的区域靠南，黄帝活动的区域靠北。炎帝是黄河以南各个少数民族的首领。他的势力先是比黄帝大，他想取得盟主的地位，和黄帝在阪泉打了一仗，结果自己打败了。他回到南方的老家，为努力发展农业生产，口尝百草，所以他又叫神农氏。他死后，葬在今天的湖南株洲市的鹿原坡，这      个地方后来叫做酃县，近几年又改称炎陵县。附近的醴陵县和茶陵县，县名都和他有关。由此可见，湘中一带应该是炎黄时代南方少数民族的中心。  　　炎黄时代结束以后，中原地区最强大的势力是华夏部落联盟，而南方最强的势力则是活动在长江以南地区的三苗部落联盟。“三苗”，湖南人的祖先，在古代史籍中又称“苗”、“蛮”、“南蛮”，相传为颛顼氏的后代。三苗部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不羁而好战的部落民族。尧、舜、禹在华夏部落联盟当首领的时候，他们率领自己的部落与三苗部落进行了长达一百年的战争。          --------------------------------------------------------------------------------   8 回复：*** 湖南人为什么可以自命不凡 ？！   尧与三苗在丹阳大战，打败了三苗，但尧并没有跨过长江“宜将剩勇追穷寇”，而是采用分化的办法，用本身的文化去同化南方的少数民族。司马迁说，三苗在江淮和荆州闹事，于是舜把三苗迁移到三危，变成了西戎。但是，司马迁的说法很难令人相信，因为将三苗变为西戎似乎是不可能的。西戎是指西北的各少数民族，要把三苗变成西戎，势必进行路途遥远的人口大迁徙。然而，当时缺乏有效的交通工具和道路，要做到这一点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将三苗往南方和西南方挤压，才是可信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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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舜将三苗迁移到南方和西南方，也是有记载可寻的。舜为了检验自己实行教化的效果，曾经南巡狩猎，到达湖南永州，死在那里，被安葬在湖南宁远的九嶷山，而这个地方就是零陵。  　　禹是舜的接班人，看到三苗在汉江流域、两湖流域的势力仍然很大，便集中各部落的力量大战三苗，战斗相当惨烈。他对南方的作战最后究竟打到了什么地方，似乎无从考证，但是可以肯定，他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了江淮流域。三苗被迫继续向南撤退，开拓南方和西南方。相传后世在湖南、广西、广东以及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的苗族，其祖先就是三苗。由此可见，湖南人的祖先就是一个不肯服输的喜欢与命运抗争的种族。在战败以后，他们受到压迫，不得不在一块被封闭起来的蛮荒之地吃力地讨生活。他们当然会思考自己的命运，会对压迫者挣扎反抗，也要与自然环境相抗争，由此而形成霸蛮的性格，是不足为怪的。  　　湖南人的这种性格，在19世纪中叶，被一个名叫利希霍芬的德国人察觉到了。他是一个中国通，在中国的南方到处转悠，感觉到了湖南人与周边省份的人有所不同，有一种他所熟悉的西方民族的强悍之风，但又不尽相同。他把他的这个发现，用文字记载下来了：  　　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于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出生于此。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粗犷、反抗心更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湖南不仅是中国最优秀军人的摇篮，而且也是政治家的摇篮，当代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几个都出于湖南。  　　利希霍芬认为湖南人是一个独特种族的后裔，或许是因为他在中国十八行省中确实难以找到像湖南人这样独立特行的人群。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利希霍尔的想法是有几分道理的。而且我们也不能不承认，湖南人是中华民族非常优秀的一个分支，他们曾在一个半世纪中成为中国的顶梁柱。“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杨度的话说得很狂，但并非头脑发热、空穴来风，他的话是对湖南人性情的一种豪迈的诠释。  　　我们知道了湖南人是三苗部落的后裔，由此也知道了湖南人一些秉性的来由，但我们还要弄清楚湖南人为什么现在仍然是以汉族人为主。湖南人的独特秉性，曾引得中外许多历史学家、民族学家苦苦思索：湖南人血管里到底流淌着什么样的血液？有人猜测湖南人是犹太人希伯来人的后代，一些德国人甚至一相情愿地想象湖南人是德意志民族的后裔。这些说法恐怕都是无稽之谈，比较中肯的说法是，湖南人这个独特的种族，可能是中国境内多民族杂交而形成的优良品种吧。  　　现在我们顺着历史的线索往上追溯。在汉代以前，湖南因为它的蛮荒，很少有人自愿涉足，通常是人们被迫逃生的地方。中原大地上每一次发生恶战，都有大量的人口迁徙到这里。  　　湖南是蛮荒之地，而居住在这里的民族，则被称为“蛮族”。在这里，我们两次看到了“霸蛮”中的那个“蛮”字，由此也就可以推想到“霸蛮”一词和它所代表的精神的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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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朝和周朝，天子将长江以南三苗后裔蛮族居住的土地封给了吴、楚两大诸侯国，这里成为两国的势力范围。太伯初到江南时，得到一千多家荆蛮的拥护，得以站稳脚跟，建立吴国。楚国立国的时间比吴国晚了大约一百年，是周成王把楚国封给熊绎的。  　　吴国和楚国建立以后，对商周文化和蛮族文化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吴国认同了黄河文明，其中特别是周文化。吴国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自觉地吸收了黄河文化。楚国的情况刚      好相反。楚国在兼并周围的小国家时，打出蛮夷的旗号来吓唬对方，而在要求周朝给自己以王的称号时，也以蛮夷而自居，以此来要挟周天子。楚国人把蛮夷文化当成了自己的正统。这样楚国人发出了和周朝人不同的声音，作为周朝人的异己，不能不使周朝人有所戒备，甚至产生敌对情绪。这种情况，有点类似美国的印第安人和白人的关系。这样一来，楚文化受到周文化排斥，楚人受到周人的歧视。但是楚人并不以为耻，也不害怕，而是更加逆反，朝着“蛮”的方向继续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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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司马迁在谈到吴国和楚国中的蛮族时，分别使用了“荆蛮”和“楚蛮”两个不同的名称。在现代人的概念里，荆与楚这两个地理概念大致相当，因此荆蛮和楚蛮似乎就是一回事。但是司马迁对吴国的蛮族只称“荆蛮”，对楚国的蛮族只称“楚蛮”。可见，司马迁将荆蛮与楚蛮划分开来了，而且划分得十分清楚，十分严格。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条时间的界线，那就是以太伯建立吴国之前和以后来做划分。在太伯建立吴国以前，江南的蛮族通称荆蛮，太伯建立吴国之后，司马迁就将他们改称“夷蛮”，或干脆把他们叫做“吴”了。名称的变换表明了实际情况的变化。变化是什么？蛮人中有一部分和吴人融合在一起，另一部分则向更边远的地方迁移。迁移到湖湘一带的，就构成了楚蛮的一部分。  　　楚蛮文化是湖湘文化割舍不断的前身，也就是湖湘文化的原始形态。原始的野性，可以用一个“蛮”字概括，其中有野生植物遍地的自然环境，所谓“沅有芷兮醴有兰”；有充满原始风趣的服饰，所谓 “被薜荔兮带女罗”；也有朴实蒙昧的民风民俗，就是“信鬼而好祠”；更有人类向大自然讨生存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就是所谓的“荜路蓝缕”。  　　在“蛮”文化原始的野性中，为了捍卫独立和自由，天生有一种反抗侵略和压迫的精神，后来在湖湘文化中发展成为爱国主义精神。楚人身上表现得最为强烈的爱国主义，不是教化的结果，而是根深蒂固的原始信念。楚人以自己的蛮性，执著着这种信念。“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说出这个预言的人，是非常懂得楚人的这种执著的。  　　楚人的原始野性中还渗透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先王熊绎立国荆山，是为了自强，此后楚人为了独立和自由，一直在奋发图强。楚人对于周王室的分封不公，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们说，过去齐国、晋国、鲁国和卫国受封时，都接受了宝器，为什么唯独我们受封就没有宝器呢？为了争回公道，楚国多次兴师问鼎周室，不断开拓疆域，把楚国版图扩展到淮河、黄河流域，包括今天河南、安徽、江苏、山东的广大地区，变得强大起来。后来，楚国内部发生了矛盾，给秦国造成了可乘之机。秦国后来居上，统一了中国。否则，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楚人并不甘心被人吞并。后来，“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预言果然应验，秦朝竟然正是为楚人所亡。历史告诉我们，湖南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蛮劲，特立独行、自强不息，虽九死而不悔。  　　这个时期来到湖南的人当中，有一个人的行为和他的作品对湖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就是战国时代的楚国三闾大夫屈原。他是楚怀王的左徒，因为怀王听信谗言，把他贬到沅湘。他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后人司马迁高度称赞屈原和他的作品。1696年，湖南人吴楚材、吴调侯在浙江绍兴编辑了一本供全国各地私塾学习的课本《古文观止》，其中收录了湖湘文化的名篇佳句，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材。《古文观止》收录了司马迁的《屈原贾生列传》和屈原的《怀沙之赋》。许多学者认为，培育湖南人精神的湖湘文化，就是起源于屈原这位充满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文人，而湖湘文化的发展，也将他的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贯穿了始终。  　　秦朝一统四海之后，凿灵渠，置桂林郡，无数中原百姓被迫迁徙到五岭两侧，大批罪犯被流放到了荆湘一带，而不得志的文人骚客，也被罢官流放到这里。湖南以它博大的胸怀一概接纳。于是，大量的汉人开始与三苗部落的后裔聚居在湖南，而湖南人的血统和文化，也由此而变得复杂起来。     贴子相关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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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设想，无论是流离失所的百姓，还是牢骚满腹的文人和怨气冲天的罪犯，来到了湖南，都必须辛勤地劳作，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一方面，他们必须不畏艰难，应对命运的挑战；另一方面，他们心里对压迫者始终充满反抗的情绪。他们当中有些人，也会由自己的命运而联想到要改变国家的命运。可以肯定，在湖南的汨罗江投江自尽的屈原遭到贬谪的身世，和他那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最容易触动他们的心。这样，湖南人霸蛮的血性在他们身上得以延续，而他们也给湖南原有的居民们带来了要在逆境中奋起的顽强意志，和对命运、对天      下大事的关怀与思考。  　　汉代以来，继续有不得志的中原人来到湖南。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历朝历代来到湖南的文人们，因为他们是文化的推动者和代言人。贾谊不得志，屈居在长沙；李白浪迹天涯，流踪于湘水；柳宗元被贬谪，任官于永州；范仲淹忧心忡忡，叹怀于巴陵……这些迁徙、流放、浪游而来的外省人士，带来了各地的文化，推动了湖南的发展。  　　在中原人看来，湖南山高路远，地老天荒，历来是“化外之地”，也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处的地方。明朝时，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后，大批的江西人迁移湖南，史称“江西填湖广”。元朝初年，又有大批江西人来到湖南。韶山毛氏先祖毛太华就是移民湖南的江西吉安人。湖南人与江西人从此结下了解不脱的渊源，而江西人对湖南的钟爱，大概就是起源于此。山民本有刻苦强悍的习性，移民则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们都要筚路蓝缕、忍辱负重，也就是都得“霸蛮”。不“霸蛮”，叫人怎么活下去！  　　中国历史上，因战争而发生人口迁移的大规模“填湖南”的事件多达七次。由此可以推想，湖南人的血统和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  　　懂得了湖南人的历史变迁，也就找到了湖南人性格和精神面貌的根源。三苗给湖南人留下了好斗的种子和被压迫者的反抗精神，开垦蛮荒之地的艰辛锻炼了湖南人霸蛮的意志，屈原为湖南人提供了忧患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从屈原那里遗传下来的贬官文化，经过历代贬官的继承和发展，在湖南形成了一种催动人们积极进取的文化氛围。  　　这样分析下来，我们就不难理解，湖南人为什么自近代以来会将霸蛮的性格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糅合在了一起，构成湖南人所具有的血性，成为驱动大批湖南人成材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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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 湖南人为什么可以自命不凡 ？！   湖南人的血性不是说说而已。湖南的省会长沙，是一个充满着血腥的城市。翻开中国的历史，任何一次大的震荡，都没缺少长沙这个角色。但长沙在血雨腥风中始终昂扬着头，长沙不承认自己的悲壮，喜欢别人恭维它的顽强。在这里，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狂言：中国幸亏有个湖南，湖南幸亏有个长沙！毛泽东的那首《沁园春?长沙》，使长沙声名远扬。  　　长沙的顽强，数不胜数。  　　1179年，辛弃疾任长沙知府，时值金军大举南犯，山河破碎。辛弃疾发出了“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呼声。长沙人用陌生的眼光疑惑地注视着这位文人——他能守住长沙吗？事实说明，他率领“飞虎军”抵抗金军，成为维护南宋政权的重要军事支柱。  　　1275年，元军围攻长沙。潭州军民在李市的率领下，展开了一场悲壮的保卫战。三千长沙的守军大战数万元军，百分之百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坚守了好几个月，盼不到援兵，城池危在旦夕。李市端坐熊湘阁，令部将沈忠将他的全家老少集中在一起，积薪焚尸，然后自刎而死。元军虽然恼怒于长沙的顽强，但也慑于湖南人的勇猛，城破后，悉心安抚，约束士兵，不许滥杀无辜。  　　长沙之所以顽强，之所以不畏强暴，不怕流血，因为它是湖湘文化最集中的代表地。有屈原，就会有贾谊，就会有王船山。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构成湖湘文化的基石。中国近代以谭嗣同和陈天华为代表的大批湖南志士或引颈就义，或投水自尽，就是三闾大夫的风范遗传。  　　岳麓书院进一步丰富了湖湘文化，这座千年书院，是中国最早的大学，就是清华、北大也难望其项背。几乎三分之二的近代湖南志士从岳麓书院毕业，或参加革命以后来此系统进修，或流连于它的边缘受到熏陶。岳麓书院北宋时就是中国的四大书院之一。四川绵阳人张轼在这里执教，还专门跑到福建武夷山将他的好友朱熹请来，朱、张会讲，一时轰动；朱张渡，爱晚亭，诗意盎然。最后朱熹也爱上潇湘大地了，六十三岁还奔长沙而来，出任荆南路安抚使兼潭州知府。  　　有人说长沙的岳麓山上尽是一些坟墓。而这座山之所以声名远播，就是因为这些坟墓。这些坟墓是国宝，其中安息的人物，是近代史上湖南所有的精英：黄兴、蔡锷、焦达峰、陈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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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不仅仅是革命者的归宿，也是湖湘人物的出发点。“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一支支湘军、一批批挽救清朝的中兴名臣，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郭嵩焘、罗泽南……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将九州搅得天翻地覆。  　　如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慨然北上，去从事维新变法。        　　一批批辛亥革命的元勋，如黄兴、蔡锷、宋教仁、刘道一、刘揆一、秋瑾、陈天华、焦达峰……他们从岳麓山下出发，去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而王闿运、杨度、谭延闿等人，也从岳麓山下出发，要使君主立宪制奏出近代中国风采的交响。  　　一批批共产主义者，如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任弼时……在这里学习、锻炼、辩论、思索、探讨，到湘江中流击水，开创出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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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掠风雄鹰湖南人

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中的杰出湖南人，无一不在长沙，在岳麓山下、湘江之畔，接受湖湘文化的洗礼。近代湖南的仁人志士太多太多，他们都是湖南的骄傲，长沙的骄傲。  　　在清末乱世和随后的革命年代，杰出的湖南人都是斗士型的，如同外国小说中的牛虻。他们推崇意志力，主张人定胜天，做事喜欢讲个人主动性，反对摆困难讲条件。所以，外省人又送给湖南人一句话：“湖南人天生就是打天下的主”。  　　有血性的湖南人自然是尚武的。他们崇尚的是武林中的侠者风范。黄兴和蔡锷身上，都有维护正义的侠气。湖南人爱读《刺客列传》，爱读武侠小说。少林寺在河南，武当山在湖北，湖南虽没有武林名门正派的圣殿，却成了全国最大的武术基地，基本上县县有武馆，市市有武校。  　　湖南人的武功是否一流，没有见过权威的鉴定。金庸笔下的洞庭派和衡山派，似乎武功未臻化境，行事也不很光明正大，但那只是小说罢了。要说实在的情况，既然清末湘军打仗也要靠拳脚和刀枪，而湘军又是那么善战，湖南人的武功应该是说得过去的。不管怎么样，湖南人好习武、好从军，是祖辈相传的习惯，与外省人“好男不当兵”的观念大不相同。沈从文仿效托尔斯泰弃武从文，只是一个特例。湖湘子弟应征入伍，是一家人的荣耀，往往要摆酒庆贺，在湖南人眼里，当兵习武与考上重点大学同样光荣。  　　湖南人的尚武精神主要是在军队中实现的。“无湘不成军”的美誉绝非浪得虚名。从清末湘军到民国的湘军，直到革命的湖南人缔造和指挥革命的军队，这个断语得到了历史的映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史记载了湖南人尚武精神的辉煌。毛泽东说过：“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数湖南人跟着他打天下。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首批授予中将以上军衔的高级指挥员中，十大元帅中湖南人占了三位，十位大将中湖南人占了六位。五十七位上将中，湖南人占了十九位，一百多名中将中，湖南人占四十五位。  　　打仗要流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因此，湖南人用鲜血书写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壮丽的篇章。  　　谭嗣同用鲜血写出了戊戌变法的惨烈，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湖南人，用鲜血书写了推翻帝制、捍卫共和的曲折和艰辛，以至于有“广东人革命，浙江人出钱，湖南人流血”的说法。毛泽东、刘少奇、蔡和森、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邓中夏、李立三、何叔衡、陶铸、胡耀邦、郭亮、杨开慧、向警予等湖南人，为了建立新中国，有的呕心沥血，有的献出了生命。近代以来的湖南，几乎家家有烈士，人人有疮疤。  　　战争与革命以流血为象征，记载了湖南人的血性。战争年代过去很久了，湖南人已不再流血。但湖南人并没有懈怠，没有松垮，没有在灯红酒绿中浮躁，也没有在安宁舒适中消沉。他们的血性仍在，仍然支撑着顽强拼搏的精神，驱使湖南人在和平的环境里成才，在非暴力的领域里施展才干。